一台机器就是用来引出自然之力的用具。从巴克迪亚里妇女随身携带的最简单的锭子，一路发展到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台核反应堆以及后来的所有装置，都可以看出这个道理。但是，由于机器引出了更大的力量来源，它就把自己最初的用途抛得越来越远了。为什么现在的机器变成了在我们看来是一种威胁的东西？
现在引起我们注意的这个问题，是以机器能够开发出来的力量的规模为转移的。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放在别的选择当中加以考察：机器的力量在不在机器设计出来去做的一种工作的规模之内？或者说，机器是不是发展到了极不合适，到了控制使用者并使用途扭曲的程度？这个问题可以回溯到很远的过去。当人类最初控制住比他本身的力量还要大的力量时，也就是控制住了动物的力量时，这样的问题便开始出现了。每一种机器都是一种牵引动物——哪怕核反应堆。它增大人类自农业时代起就从自然界得来的富余力量。因此，每一种机器也再次强化了最初的两难；它是针对其特别的用途的需要而拿出反应性的能量，还是超过建设性用途的极限而形成另外的能源？力量的规模中产生的冲突可以追回到人类历史的成形期。
农业是生物革命的一个部分，村落动物的驯化与饲养是另外一个部分。驯化的系列是有秩序的。首先有狗，也许远在公元前1万年就有了。然后是食用动物，从绵羊与山羊开始。然后是牵引动物，比如中亚野驴。动物构成了远较其消费为大的剩余。但是，这样的情况只有在动物保持良好的状态，充当农业的仆人的时候才是如此。
没料到，正是驯养动物构成了对包括它们自己在内的一种遏制，从那时起，逐渐形成一种对定居社会借以生活和生存的谷物剩余的威胁。而帮助人类形成剩余的，正是那些作为牵引动物的公牛和驴。（《旧约》格外督促人们要善待这些牵引动物，例如禁止农夫将牛和驴套在一起犁田，因为它们是以不同的方式犁田的。）但大约在5000年前，一种新的牵引动物出现了，这就是马。马的速度更快，力量更大，优势更大，远远超过以前的任何动物。从现在起马就对村落的剩余物构成了威胁。
马匹最早拖拉带轮子的车，跟公牛一样，但马的阵势更壮观，可拖拉载着王公贵族的车辆。再后约在公元前2000年，人类发现了骑马的方法。这个发现在当时引起的震惊，一定不亚于飞行机器的发明。一方面，这需要更大更健壮的马——马最初是一种小个子的动物，而且跟南美的美洲驼一样，载着人走不太远。这样一来把骑乘当作马的一项重要的用途，最早就在饲养马匹的游牧部落中开始了。这些游牧部落分布在中亚、波斯、阿富汗及更远的地方，在西部他们被简单的称为斯基台人，这是给一种新的可怕的动物，一种自然现象所取的一个集体名称。
从表面上看骑马的人要超过普通人，他比别人高出一个头，他移动时的力量令人惊异，因此在所有活物当中处在高高在上的地位。当村落的植物和动物被驯服以供人类使用之后，骑马就更多的成为一种人类的姿态，也就是主宰整个创造物世界的象征性行为。我们从历史时代当中由马匹引起的敬畏和恐惧当中得知事情是这样，1532年，骑马的西班牙人完全压倒了秘鲁人的军队（他们从没有见过马）。所以在很早以前，斯基台人就成为令人害怕的一个民族，凡不懂马术的国家都闻风丧胆。希腊人看到斯基台骑兵时，都相信马跟骑手是一个东西，这就是他们发明半人半马传说的来源。的确，在希腊人的想像当中存在的半人类的杂交品种森林之神，最开始的时候不是半人半羊，而是半人半马。来自东方的这种横冲直闯的动物引起的不安达到了如此深的程度。
今天我们无法重新捕捉住骑马的人最早出现在中东和东欧的时候引起的恐慌，这是因为存在着尺度上的差别，我只能将它比作1939年铺天盖地出现在波兰的坦克。我相信马在欧洲历史上的重要性一直被低估了。从一种意义上讲，战争是由马引起，当时是游牧民族的一项活动。这就是匈奴人带来的东西，这就是佛里吉亚人带来的东西，这就是蒙古人最后带来的东西，很久以后成吉思汗将它推上了高峰。特别的是，四处活动的游牧民族使战争的组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构思了不同的一种战争策略，就跟一场战争游戏当中的攻略一样。发动战争的人多么热爱玩游戏啊！
移动中的游牧民族的战略取决于调动、快速的联络和能够串在一起形成一系列不同的偷袭的、反复演练过的战术步骤。这种策略的残迹保留在今天仍然在玩的一些亚洲战争游戏当中，比如象棋和马球。战争策略在那些赢得战争的人跟里总是被视为一种游戏。到今天阿富汗人还在玩一种称为巴茨喀什的游戏，这种游戏源自蒙古人一直在进行的马上竞赛。玩巴茨喀什游戏的人都是职业选手，就是说，他们都是食客，他们跟马一起接受培训，纯粹为了得到获胜的荣誉。每逢盛大节日的时候，来自不同部族的3010多名男子前来比赛。虽然过去二、三十年来已经没有进行过这样的比赛了，但我们最近组织了一次比赛。
参加巴茨喀什比赛的选手并不组队，游戏的目标不是要证明一对比另一对强，而是要找出一名冠军。过去有许多著名的冠军，他们的名字人们都还记得。主持比赛的人过去也是一名冠军，但他已不再参加比赛了。主持比赛的人通过传令官发出命令，这名传令官本人也是这种游戏的元老，不过没有主持人出名。我们本指望看到一个球的，结果却发现一头无首牛。（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游戏让人想起猎物，就好像骑手们在拿农夫的生计闹着玩一样。）小牛的尸体重约50磅，目标是要将它抓起来，避开其他挑战者的抢夺，提着它冲过两关。游戏的第一关是抓着死尸冲到固定的边旗处，并围绕旗子绕一圈。之后关键的一关是返回，当他围绕旗子快速奔跑并不断受到挑战的时候。骑手要往回朝目标奔去，这个目标就是赛场中央标出的一个圆圈。
因为只有一个目标，因此比赛不分场次。这不是体育赛事。规则里面根本没有公平竞赛一说。所用的战术完全是蒙古式的，就是撞击法。这种游戏里面最惊人的地方在于击溃了面对蒙古人的其他军队的东西：看起来像是一场狂乱的混战的东西实际是一种调动，在胜利者快要接近目标时突然停止。
人们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看客比比赛者更激动，感情投入更深。对比而言，选手看起来很投入，但也很冷漠。他们的马骑得极好，力气极大，但他们的心思并不在比赛中，他们只关注求胜。只有在比赛结束之后，胜利者才会因为激动而陶醉。
巴茨喀什是一种战争游戏，一种军事演习。它使人兴奋的地方在于牛仔一样的精神：骑马本身就是一种战争行为。它表达出竞赛的狂热文化。扑食者摆出英雄形象，是因为他能够像旋风一样飞骑。但是，旋风是空洞的。马或坦克，成吉思汗或希特勒，它能够以别人的劳动为食粮。游牧民族在这最后的战争制造者的历史角色当中仍然属于一个时代错误，而且，在一个已然从过去的12000年当中发现文明是由定居民族创造的世界当中，这一点就更糟糕了。
在这篇文章里面，到处都有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因此，我们顺着墓志铭的形式，走到波斯苏尔坦尼亚多风难行的高原去是合适的一个方法，在那里，蒙古人的成吉思汗王朝希望把游牧生活方式奉为最高生活方式的最后一次努力结束了。关键在于，12000年前农业的发明本身并没有建立或确定定居的生活方式。反过来，跟农业的发现伴生的动物驯化使游牧民族有了新的动力：例如，绵羊或山羊的饲养，而且是重要的是，马的驯化与饲养。正是马使蒙古成吉思汗的游牧部落得到了征服中国和穆斯林国家并到达中亚大门的力量和组织形式的。
成吉思汗是游牧者，也是一种有力的战争机器的发明人，而这样的组合在人类战争史的起源上拥有重要的意义。当然，闭上眼睛不看历史，反过头去猜测战争的根源在于某种可能的动物本能是很容易做到的：就跟老虎一样，我们必须杀伤或杀死对方才能够有活下来，或者跟知更鸟一样必须捍卫一个筑巢之地。但是，战争，有组织的战争，并非人类的本能。这是高度筹划和高度合作形式的一种偷窃。这种形式的偷窃约在一万年前开始，当时，小麦的收割者积累了富余的产品，而游牧民族就从沙漠里跑出来抢夺他们自己无法提供的东西。这方面的证据我们可以在杰里柯的城墙上看到，也可以在其史前的塔上看到。这就是战争的起源。
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王朝，使这种形式的偷窃生活进人了我们这个千年。从公元1200年到1300年，他们几乎做出了最后一次努力，以便使什么也不生产的抢劫者的生活变得至高无上，他们毫无目的地游走，并从农民（无处可逃）那里抢走农业提供的富余品。但是，这次努力失败了。它之所以先败，是因为到最后，除开自己也采纳他们征服的人民的生活方式以外，蒙古人没有别的办法了。当他们征服穆斯林国家的时候，自己也就成了穆斯林。他们之所以成为定居者，是因为偷窃、战争并不是可以永久保持的一种状态。当然，成吉思汗的骨头仍然在他的军队奔驰战场的时候作为纪念品携带着。但他的孙子忽必烈汗已经是一个建筑者了，并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定居者的王朝。大家还记得柯勒律治的诗：
在先那度行宫，忽必烈汗颁令
建起富丽堂皇的快乐园。
成吉思汗的第五代后人奥尔吉图苏丹，他来到波斯这个难以生存的高原，想建立一座崭新的都城苏尔坦尼亚城。他留下来的是他自己的陵园，后来成为众多穆斯林建筑的模范。奥尔吉图是一位心胸开阔的君主，他把世界各地的人都召集到这里来。他本人是一个基督教徒，另外一个时候又是一个佛教徒，晟后又成为穆斯林。而且，他的确在朝廷里尝试建立一个世界之廷。游牧部落也可以对文明作出贡献的：他从世界各地收集到了不同的文化，将它们混合在一起，再运送到世界各地去，使各地人民因之受惠。
蒙古游牧民族在这里进行的权力斗争，最后的结果是令人好笑的，奥尔吉图死去的时候，他以建筑师奥尔吉图的名声为人纪颂。事实是，农业和定居生活方式现在是人类攀升过程当中坚实的石级，并为人类的和谐设定了一个新的水平，在后世结出了硕果：城市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