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的山水诗，在当时就引起极大震动。《宋书·谢灵运传》说，他“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更重要的是他的山水诗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南朝的谢惠连、谢眺，唐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宋代的苏轼、辛弃疾、陆游等著名诗人，无不受到谢灵运山水诗的沾溉。毫无疑问，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谢灵运是有着杰出贡献的。
毛泽东非常欣赏谢灵运的诗作，《古诗源》中，收入谢诗24首，毛泽东圈画了22首。在编者的注释中，在评论谢诗“一归自然”、“匠心独运”、“在新在俊”等处，毛泽东都画有曲线和圈。此外，在《昭明文选》和《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的谢灵运诗处，毛泽东也圈画了不少。
谢诗的名作颇多，如《过始宁墅》、《登池上楼》、《石门岩上宿》、《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从斤竹涧越溪岭行》、《入彭蠡湖口》、《岁暮》、《斋中读书》等等，都脍炙人口，千古传诵。
毛泽东作了大段批注的《登池上楼》，全诗如下：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徵在今。
此诗写于景平元年（423年）春，在他担任永嘉太守期间。池上楼，在永嘉郡。这个池，后来被称为“谢公池”。该诗写诗人久病初起，登楼眺望的所见所感，抒发其仕途失意、进退两难的忧郁心情。
如前所述，谢灵运的“徇禄穷海”，出任永嘉太守，原因是复杂的。他在这首诗中，只不过从自身方面来检查自己，认为自己智力欠缺，难以入世做官；体力很差，不能胜任归隐躬耕。他在上层统治人物的权力斗争中屡次受排挤、打击，虽有切肤之痛，但不便明言。但对于他的难言苦衷，毛泽东却是洞若观火的。
毛泽东在《登池上楼》的批语的最后说：“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是造反的檄文。”
这里引的这首诗，见于《宋书·谢灵运传》：
司徒（刘义康）遣使随江州从事郑望生收灵运，灵运执录望生，兴兵叛逆，遂有逆志，为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追讨禽之，送廷尉治罪。
此诗原无题，《谢康乐集》加了题目，名曰《临川被攻》。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此诗题目作《自叙》。
这首诗的首句“韩亡子房奋”，说的是西汉张良之事。张良，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人。其祖、父均为战国时的韩王的国相。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张良立志发奋为韩国复仇，倾其家财收买刺客，击秦始皇于博浪沙，未击中，逃匿下邳。后辅佐汉高祖刘邦灭秦。
次句“秦帝鲁连耻”，说的是“鲁仲连义不帝秦”之事。鲁仲连，战国时齐国人。一生不仕，专为人排难解纷。赵孝成王六年（公元前260年），秦与赵因争韩国的上党，激战于长平，赵军大败，降卒四十余万皆被秦军所杀，此后赵国国力大为衰减。次年秦军进围赵都邯郸，形势非常危急，遂求救于魏，魏安釐王惧秦，名义上发兵救赵，但暗中派将军新垣衍劝说赵王尊秦昭王为帝。这时正在游赵的鲁仲连知道此事，他从道义上坚决主张抗秦，于是向新垣衍陈述帝秦之害，新垣衍深以为然，表示“不敢复言帝秦”。秦将闻知，乃将其军队后撤五十里。
三、四句，就张良、鲁仲连二人事迹发表议论。谢灵运认为张良与鲁仲连都曾浪迹四方，是放情江海之人，却干出了一番大事业。他们的忠义行为深深地感动着后世的君子。当然，谢灵运本人也在被感动的“君子”之列。
为什么毛泽东说这首诗“是造反的檄文”呢？这里所说的“造反”，联系前面“晚节造反”的意思来看，是指谢灵运在临川内史任上执录朝廷命官郑望生，“兴兵叛逆”，以抗议刘宋王朝对他的不公。再联系他在广州临刑时所写的《临终》诗来看，他赞颂忠于西汉王朝、反对王莽篡权的龚胜、李业等人，实际上暗寓着他对晋室的怀念之情，以及对刘宋王朝迫害自己的控诉。这种抗议和控诉，不是造反，又是什么？因此，毛泽东将这首诗看做是谢灵运最后向刘宋王朝执政者公开摊牌的“造反的檄文”。
对于谢灵运这首可称为“造反檄文”的诗，毛泽东曾在文章中运用过。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起草了准备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稿，这篇文告最后写道：
……台湾的朋友们，不可以尊美国为帝。请你们读一读鲁仲连传好吧。美国就像那个齐湣王，说到齐湣王，风烛残年，摇摇欲倒，他对鲁卫小国还要那样横行霸道。六朝人有言：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现在是向帝国主义造反的时候了。
“我喜欢李白”
——毛泽东品读李白诗
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就曾对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等人说过：
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
毛泽东对李白诗的喜欢，可以说是终生爱不释手的。
李白（701~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后世在隋末迁居中亚细亚，李白就诞生在中亚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坦境内，唐时属安西都护府）。5岁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的青莲乡。
李白出身于富商家庭，自幼习剑学诗，读百家之书。25岁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贺知章见其诗文，赞叹为“天上谪仙人”。天宝元年（742年），被玄宗征召到长安，供奉翰林院。后因权贵的谗毁，被“赐金还山”，于是再度开始了漫游生活，南至江浙，北至燕赵，往来于齐鲁之间，写下了大量诗篇。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李白怀着平叛的愿望参加了永王李璘的起兵，任幕僚。李璘失败被杀，李白受牵连，以“附逆”罪名被判长流夜郎。幸而途中遇赦，才得以东归。此后漂泊于湖南、湖北、安徽等地，最后寄居于当涂县县令李阳冰处（他族叔家），直至病死，终年62岁。
李白是古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表现了他对权贵的蔑视，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对祖国壮丽河山的热爱，以及他放荡不羁的性格。在创作风格上，他融合了道家庄子的飘逸和屈原骚体的瑰丽，形成一种飘逸潇洒的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被人们称为“诗仙”。晚清诗人龚自珍说过：“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
李白的诗歌保存下来的有900多首，辑入《李太白集》。李白诗歌的成就非常之高，被“诗圣”杜甫赞誉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毛泽东也赞扬李白的诗歌：“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这个评价，既高度肯定了李诗的浪漫主义精神，又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李白诗所表现的不同凡响的内容。
李白的诗歌对后世诗坛影响巨大，而在20世纪的诗人中受其影响最大者，恐怕莫过于政治家兼浪漫主义诗人的毛泽东了。
建国后，毛泽东圈阅的李白诗词竟达81首之多。而且有很多作品他不是一次圈阅，而是两次、三次、四次甚至更多次地圈阅。
毛泽东多次圈阅的李白作品有：《渡荆门送别》、《蜀道难》、《子夜吴歌》、《清平调词三首》、《行路难三首》、《梁甫吟》、《梦游天姥吟留别》、《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将进酒》、《古朗月行》、《早发白帝城》、《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送友人》、《月下独酌》、《赠汪伦》等。
在闲暇或练习书法的时候，毛泽东还常常用毛笔抄写或背写李白的诗。根据有关资料统计，他手书过的李白作品多达19首：《古风五十九首·三》、《梁甫吟》、《将进酒》、《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赠汪伦》、《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梦游天姥吟留别》、《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送储邕之武昌》、《登金陵凤凰台》、《早发白帝城》、《越中览古》、《夜泊牛渚怀古》、《黄鹤楼》、《忆秦娥》、《清平调词三首》等。
毫无疑问，毛泽东手书过和他多次圈阅过的李白的作品，一定是他格外喜爱的。
《蜀道难》是李白描写蜀地雄伟险峻山川的著名诗篇。它采取夸张的手法，丰富的想象，并运用神话故事，竭力渲染蜀道的壮丽奇险，突出作品的主旋律——“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在一本中华书局印行、乾隆年间蘅塘退士编的《注释唐诗三百首》中，毛泽东在《蜀道难》这首诗的天头上画着一个大圈，并下批语：“此篇有些意思。”
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说：
李白的《蜀道难》写得很好。有人从思想性方面作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其实不必。不要管那些纷纭聚讼，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高，谁能写得有他那样淋漓尽致呀，它把人带进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之中，把人们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使人仿佛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是毛泽东喜欢的又一首李白的诗篇。李太白在这首诗里，既描写了庐山、长江的壮丽景色，又寄寓着他历经挫折之后希望超脱现实的心情。毛泽东对作品中的求道学仙之类的内容并不感兴趣，而却非常赞赏李白对庐山一带自然景色描写的四句诗。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之后，儿媳刘松林的精神受到沉重打击，健康状况也受到严重影响。毛泽东忍受着儿子英年早逝引起的内心的巨大痛苦，多方关心儿媳的身体健康。1959年8月6日，他在给刘松林的一封信中写道：
你身体是不是好些了？……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李白的几句诗。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继抓农业问题六十条之后，又要进一步解决工业、财贸、教育、科学等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希望大家“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他对国民经济的好转充满信心。毛泽东的开阔胸襟与壮丽的庐山胜景相互交融，他又想起了李白的“登高壮观天地间”那四句诗，并将其抄写出来赠给有关同志阅读，还特意说明：
李白庐山谣一诗中的四句。登庐山，望长江，书此以赠庐山常委诸同志。
显然，毛泽东是要借用李白的诗句，把他当时的心境传达给别人，以引起大家的共鸣。
毛泽东对李白的一些作品，不仅多次圈画、书写，而且还在人际交往中不时加以恰如其分的运用。
1935年1月下旬，红军在贵州土城与国民党军激战，形势对我不利。这时，朱德决心亲临火线进行指挥。毛泽东集合军委纵队的同志们对朱德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朱德激动地说：“不必兴师动众，不必兴师动众。礼重了，礼重了。”
毛泽东当即说：“理应如此，理应如此。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你我手足情嘛。”在这里，毛泽东很自然地将李白《赠汪伦》里的诗句运用到对朱德的送行中。
在长征途中，有位女同志看到毛泽东的头发长得太长了，便动员他去理发。毛泽东诙谐地说：“要不打一个漂亮仗，就是白发三千丈，我也不理了。”此处的“白发三千丈”，即出自李白的《秋浦歌》（十七首之一）。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为诗人柯仲平等带领文艺工作者下乡饯行，劝酒时，顺口吟出了李白的诗句：“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客中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家乡的亲友来北京看望他，但因生活不习惯想早点回老家。毛泽东引用李白的诗句说，“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难》），以此表示对亲友怀乡心情的理解。
1958年3月29日，毛泽东于成都会议后乘江轮抵武汉。航行中，他问女驾驶员小石：“三峡有个白帝城吧？”小石说：“有的。”于是，毛泽东便背起了李白的《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接着，毛泽东还一句一句地教小石背诵，直到她背会为止。
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用李白的诗句“杞国无事忧天倾”，来批判林彪、陈伯达的篡党夺权野心。
总之，李白的诗歌成了毛泽东话语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给毛泽东的人际交往和表情达意提供了丰富而富有情趣的材料。
由于对李白的诗烂熟于心，所以毛泽东在自己的诗词创作中，能巧妙地化用李白的诗句来表情达意。例如，《贺新郎·别友》中的“挥手从兹去”，本自李白《送友人》“挥手自兹去”；《念奴娇·昆仑》中的“安得倚天抽宝剑”，化用了李白《临江王节士歌》诗中的“安得倚天剑”；《七律·答友人》中的“我欲因之梦寥廓”，点化了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我欲因之梦吴越”；《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的“可上九天揽月”，借鉴了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的“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
毛泽东诗词大气磅礴，想象奇特丰富，是与他善于向李白诗歌借鉴分不开的。
“李贺诗很值得一读”
——毛泽东品读李贺诗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致陈毅的信中说：
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很值得一读”，不是一般的评语，而是对李贺诗及其历史地位的崇高评价。毛泽东对李贺诗的嘉许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毛泽东对李贺不迷信权威的精神也颇为赞赏，1958年3月22日他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说：
中国的儒学家，对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唐朝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写其名，曰刘彻、刘郎，称魏夫人为魏娘。一有迷信就把我们的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
李贺是继屈原、李白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位积极的浪漫主义诗人。“李长吉诗，每近《天问》、《招魂》，楚骚之苗裔也。”（沈德潜《说诗晬语》）
李贺的诗歌，对唐王朝统治的昏庸腐朽、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黑暗现实，多加以揭露、讽刺，同时也表现了个人不得志的悲愤，也有咏物和写神仙鬼魅题材的。想象力丰富奇特，惨淡经营，句锻字炼，色彩瑰丽，使李贺的诗在艺术方面，更有其独特的风格。《新唐书·李贺传》说他“辞尚奇诡”。他的诗歌风格可用一个“奇”字概括。所谓“奇”，指他有奇特的想象、奇特的语言。
李贺诗歌中奇特名句不少，如“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铜仙人辞汉歌》），“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李凭箜篌引》），“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致酒行》），“洞庭雨脚来吹笙，酒酣喝月使倒行”（《秦王饮酒》）。这些诗句既表现了奇诡的幻想，又具有秾丽的色彩。李贺的奇丽的诗歌，为唐诗开辟了一个新的流派。“长吉之瑰诡，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严羽《沧浪诗话》）它是唐诗百花丛中一朵奇葩。
李贺较多地写古诗与乐府，很少写当时流行的近体诗，七律诗一首也不写，表现了他不满于当时诗风的态度。另一方面他又受齐梁宫体诗的影响，过分注意雕琢，有的作品也有词意晦涩和堆砌辞藻的毛病。在唐代，李商隐、温庭筠的古诗，就是走李贺所开辟的道路，宋人刘克庄、谢翱，元人萨都剌、杨维桢，清人黎简、姚燮，都受到李贺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