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宫里有一封重要的信件，被人偷走了。警察知道偷信的人是谁，并且知道那封信藏在他的住宅里。但无论怎么仔细搜查那间屋子，甚至连家具都拆开翻找，却仍然一无所获……
聪明反被聪明误。
——塞内加
这是一八年巴黎的一个黄昏，瑟瑟的秋风吹拂着位于圣·日耳曼区杜诺街三十三号四楼的书房。我和我的朋友C奥库斯特·杜宾正坐在他的小书斋里，叼着海泡石烟斗吞云吐雾。一边吸烟一边思考确实很舒服，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却浑然不觉。看到屋里乌烟瘴气的，一定会有人认为我们是视烟如命的烟鬼。其实我是在回味我和杜宾不久前的那次交谈，是关于莫格街杀人案和玛丽·罗杰神秘被杀案的。我正在回忆刑事案件，恰好警察局局长G先生来了，真是巧了。
这个人尽管尖酸刻薄，但有时又笨得很有趣，所以我们还是招呼他进来了，毕竟算得上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了。屋里刚才是没有点灯的，杜宾想去点，一听G局长向我们，确切地说是向我的朋友，请教案子来的，他就又坐下了。
“破案靠的是头脑，”杜宾放下蜡烛，边坐下边说，“在黑暗中头脑会灵光些。”
“你又耍花招，”局长说，他如果称一件事是别人耍花招，那就是他理解不了了，所以他每天都会看到数不胜数的“花招”。
“随你怎么想，”杜宾边说边递过去一个烟斗，顺便推给他一张带靠背的椅子。
“什么事又把您难住了？”我问，“我可不想听到谋杀这两个字。”
“哦，不是，至少这次不是。这次的案件已经在我们的掌控中，我对破案有足够信心，因为它太简单了。不过这里也有人喜欢耍花招，所以我觉得杜老弟可能对这个案子感兴趣。”
“既然这么简单，怎么耍花招呢？”杜宾问。
“哦，对了，可能是我没表达明白，事实上，这件案子是太简单了，像明摆着的事，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啊。”
“细节决定成败，是不是钻牛角尖了。”我朋友说。
“没有这个可能！”局长大笑道。
“也许你这个案子不需要推理。”杜宾说。
“啊，什么！你何出此言呢？”
“我是说你直接抓捕嫌疑人不就行了？”
“哈哈哈——哈哈哈——呵呵呵——”局长笑得快要说不出话来了，“哈，杜老弟，你逗死我了！”
“你究竟遇到什么样的案子了？”我问。
“咳，是这样，”局长在椅子上坐舒服了，吸了一口烟，说，“我只作简介，而且你们一定要替我严格保密，要是被不相干的人知道了，我的乌纱帽就要被摘掉了。”
“这你放心。”我说。
“别那么啰唆。”杜宾催道。
“皇宫内部有人放风说，里边有一份重要文件被人明目张胆地‘偷’走了，而且知道是谁偷的，文件现在就在他手里。”
“你的依据是什么？”杜宾问。
“这不明摆着吗？”局长说，“这份文件很重要，攥在手里关键时刻会有大用。内容一旦公布，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就这些吗？”我说。
“一言以蔽之，这份文件很重要，它的持有者可以利用文件的重要性，为所欲为，而且只要在适当的时刻一公布……”局长并不想完全挑明。
“我还是有疑问。”杜宾说。
“还不明白吗？好吧，只要现在文件的持有者，将文件内容透露给第三方，一位重要的人物就会名誉扫地。而且文件持有人如果用文件作要挟，这个大人物就只能任其摆布了。”
“如此一来，偷信人的身份不就知道了么？”我插嘴道，“他不怕——”
“身份？”G局长说道，“就是D部长啊，外君子内小人，坏事都做尽了。他偷文件的方法就像探囊取物一样。那份文件——说白了，就是封信——信的主人当时一个人在皇宫，有人把信交给她。她拆信正看着，有贵客来访，因为这封信事关机密，这位贵客知道信的内容后会更糟。所以她想把信藏到抽屉里，可是慌忙中信却怎么也塞不进去。于是只好把信放到了桌面上，因为客人只能看到信皮上的姓名地址，所以也没在意。说来也巧，D部长也来了。他一眼看出今天那位贵妇人神色不对，知道她心里一定有事。再一看桌上的信封，立马认出了上面的笔迹。他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假装办公，速度之快，可谓雷厉风行，很快办完了。于是他也拿出一封信——和那封信很像读了起来，看完后就把两封信并排放到了一起。又有一搭没一搭地谈了一刻钟的公事就走了，走时将两封信调包了，他拿走了真的。那位贵妇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想要制止又怕被身边的客人知道。桌上只留下了那封假信，D部长却扬长而去。”
“刚才你担心偷信人会小心隐藏身份，”杜宾对我说，“现在看来你的担心是多余的，原来偷信人是当面作案的。”
“对，”G局长说，“他因为抓住了贵妇人的把柄，这几个月来，气焰嚣张，而且涉足政治，如果放任不管的话会很危险。丢信人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可是事件涉及隐私，所以只好委托我秘密办理。”
“依我看，”杜宾悠闲地吐了口烟，慢慢地说，“这样的案子让你来办简直是不二之选。”
“过誉，过誉了，”G局长答道，“不过杜老弟这次和那个大人物想到一起去了。”
“也就是说，”我分析道，“这封信的重要性在于还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如果信的内容公布了，信也就失去价值了。信的价值在于持有，而不是内容。”
“正是这样，”G局长说，“我觉得当务之急，就是偷偷地搜查他的府邸，而且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因为如果激怒了他，不仅失信人的名誉可能受损，我也逃不了干系。”
“不过，”我说，“巴黎警察就是以善于调查著称的，你又是他们的头儿，应该不在话下。”
“恩，我对他们有信心。而且已经有了些眉目，我们知道他习惯在外面过夜，这让我们搜查他的府邸变得方便。他使唤的下人不少，可大部分是那不勒斯人，且经常酗酒，一醉就睡，他们睡觉的地方离主人的起居室又远。你俩也知道，我溜门撬锁的本领也不是吹的。三个月来，我们天天都行动，几乎把D部长的府邸搜遍了。因为这件事成了，我不仅能名声大噪，还能得到不少的酬金。可是他屋里可以藏信的角落我都搜过了，还是没有。不过我不撞南墙是不会回头的，我要继续搜下去。”
“这封信在D部长手里无疑，”我问，“但他会不会把它藏在别的什么地方呢？”
“这个不太可能，”杜宾接着我的话说，“依现在的情形分析，D部长会把信藏在一个可以随时取到的地方，因为他与好几桩阴谋脱不了干系，一旦东窗事发，他能立即拿到那封信，从这一点上来说，信一定在他身边的某个角落。”
“立即拿到信？”我说。
“也就是说毁灭证据。”杜宾解释说。
“原来如此，”我有点明白了说，“但他把信带在身上的可能性应该没有，虽然信一定在他那里。”
“正是这样，”G局长说，“他被搜过身，我们乔装成土匪干的，而且是两次。”
“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杜宾说，“他不会傻到看不出来是你们假扮的吧。”
“他可没那么聪明，”G局长说，“但据说他是个诗人，我觉得诗人比傻子聪明不了多少。”
“说得有理，”杜宾深吸一口烟，好像想到了什么似的说，“我也写过诗，不过拿不出手。”
“还是说说你是怎么搜的吧。”我转移了话题。
“搜查就是我的强项了，我们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我们花了大把时间在每个房间上，没有一周也差不多。暗格——我不用说你也明白，暗格在受过专业训练的警察眼里是不存在的，只有傻瓜才会错过。每只柜子的大小和尺寸都被精确地测算过，只要算出柜子占用的容积，别说是暗格了，一丝一毫的误差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你们还记得那种很长的探针吗？我用它把椅垫挨个戳了个遍。我甚至还拆开了桌面。”
“桌面里有东西？”
“把桌面或有面板的家具的顶盖拆下来，在桌腿中间钻个洞，就可以藏下一些小东西，我看到过有人用过这种伎俩，有人也用过支撑床的四根柱子。”
“哪个是个空心的，靠声音不能辨别吗？”我追问。
“一是我们不能弄出声音，二是有时藏东西的人比较狡猾，在洞里填上棉花就没声了。”
“可是照你这么做，工作量也太大了吧。一封信卷起来比织毛衣用的针大不了多少，他有很多种地方可供选择，你不会把所有的家具都拆开过吧？”
“我的手段可没那么落后，我有一架先进仪器帮忙——超级放大镜。我用它把里面的家具都细细检查过了，包括每个椅子上的凹陷，和家具间的连接处。这部仪器可以将木屑放大到苹果那么大，桌椅的榫卯结构有什么异样它也能明辨秋毫，透明的胶水有什么不对头都逃不过它的眼睛。”
“镜子与墙的连接处，还有床单被褥，枕头，窗帘，还有地毯你也没放过吧？”
“这个自然，搜完家具我才搜的这些东西。为了防止漏掉什么地方，我们用划分区域，并用号码加以区分，配合超级放大镜，房间的每一寸地方都仔细检查过了。而且，左右两幢房子我也没放过。”
“左右两幢房子！”我忍不住喊道，“你们有不少个不眠之夜吧？”
“是啊，可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嘛！”
“房子四周也没落下吧？”
“一溜青砖铺地，上面长满了苔藓，我看过缝隙，没有被动过的痕迹。”
“D部长的书房也值得一搜，里面应该有文件。”
“这个更不用说了，我仔细地查遍了里面所有的书刊包裹。每本书都是逐页查的，我可不像那些混日子的警官，有任务就蒙混过关，抖抖书就算了。书的每一页我都用放大镜看过了，并用精密仪器测了封皮的厚度，所以装帧哪里被人为动过，我一看便知。合订本我也用针仔细戳过。”
“地毯下面的地板查过吗？”
“是的，地毯式搜索。”
“墙纸呢？”
“看过。”
“地窖？”
“没落下。”
“如此看来，”我道，“那封信不像你估计的那样在部长屋里了。”
“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G局长说，“那个，杜老弟，要不你给分析分析看看？”
“搜查不彻底，重新搜查一遍。”
“我已经搜得很仔细了，”G局长说，“如果那封信在他家里，我把脑袋输给你。”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杜宾说，“对了，你了解那封信详细的样子吧？”
“当然啊！”——他拿出随身携带的一本备忘录，里面有那封信的详细描述，他把内容给我们念了一遍，尤其是信封部分。然后就走了，愁眉苦脸的，和刚进屋时简直判若两人。
一月有余，我们正像那次一样吞云吐雾的时候，局长又来了。他拿了烟斗便坐下来，只谈了些琐事。最后我问：“G局长，那封失窃的信有眉目了吗？看来你的一世英名要毁在这个部长手里了啊。”
“哎呀，真伤脑筋啊，我还是照杜老弟的建议做了，跟我说的一样，劳而无功。”
“你说过报酬有很多钱，是多少？”杜宾问。
“噫，这笔钱啊，不能说是丰厚——简直是巨大——到底多少恕我不便明说，但只要那封信失而复得，我愿意自己出钱，给他五万法郎，我说到做到。唉，情况对那位大人物越来越不利了，报酬翻番了。可是我除了搜查没有别的办法了，就算再多薪酬也一样。”
“哦？”杜宾一边抽烟，一边气定神闲地说，“我倒认为，局长你，偷懒了。我看啊，你还可以更勤奋一点，嗯哼？”
“是吗？你有办法？”
“哦——嘶，噗——这件事嘛——噗，”杜宾一边享受着香烟，一边说，“嘶——噗，你要像奥普内斯——噗——学习学习。”
“奥普内斯？算了吧！”
“哈哈，他是有点不善与人相处。但你一定记得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守财奴病了，想看医生但又不想花钱，于是他自作聪明，请来阿伯尼斯。一边谈些生活琐事，一边将自己的病情捏造成别人的讲给他听。他说：‘亲爱的阿伯尼斯医生，依您的医术，如果您遇到这样一位病人，您会建议他用什么药呢？’阿伯尼斯说：‘用什么药？不不不，我的建议是对症下药。’”
“我一直在找人帮忙啊，我自己掏腰包出钱就是明证。”局长急切地说，“而且，我说到做到，只要能找到信，五万法郎我出了。”
“好，”杜宾拉开抽屉找出一本支票簿，递给G局长说，“我现在就能把信给你，如果你兑现刚才的承诺。”
我一听，吃惊不小。而G局长的样子更是滑稽：他的喉结上下移动，不知道在咽唾沫还是想说话。嘴巴大张，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球突出，似乎不相信杜宾说的话。他怔怔地盯着支票发了老半天的呆，最后才缓过神来，拿着笔又犹豫了一会儿，才签了字。然后隔着桌子，将支票递了过去。杜宾过完目，就放进了钱包里。然后打开书桌抽屉上的锁，抽出一张信，并把它递到局长手中。局长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手都开始打颤了。他一把抢过信，简直高兴坏了，匆匆地看过内容，就转身出门了，道别的话都忘了说。他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溜烟跑出了屋。
他一走，我朋友给我讲述了故事的来龙去脉。
“巴黎的警察还是值得夸奖的，”他说，“他们精于自己的专业，而且勤勤恳恳，办案工具也很先进，也算得上有些小聪明。所以，我绝对相信G局长对D部长府邸的搜查是彻底的，他们已经尽力了，也算做好了本职工作。”
“是吗？”我问。
“是的，”杜宾继续说，“如果那封信真的在部长的房子里，他们是不会找不到的，毕竟他们方法正确，而且很卖力气。”
从表情上来看，杜宾说得很严肃，可我却只想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