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精心准备之后，1871年12月23日，以太政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的日本使节团登上了美国公司的轮船，从横滨出发奔赴美国和欧洲。使节团成员共有48人，几乎涉及政府机构中的每个重要部门，其中包括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口尚芳这样的重量级人物。
此外，随使节团出行的还有一支由近六十人组成的留学生团队。临行前，明确规定了使节团出访的目的：一是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二是考察各国情况，学习治国经验和各种优长。当轮船在礼炮声中渐渐离开海岸的时候，出访的人们伫立在甲板上，远眺着美丽的富士山，心中充满了对获取知识的渴望和对日本未来的美好憧憬。
岩仓使节团先后访问了美、英、法、比、荷、奥、德、俄、丹、意、瑞士、瑞典等十二个国家，历时二十二个月。每到一国，团员们都本着认真学习的态度，对该国的情况进行细致的研究，并把搜集的信息和心得感受通过书信及时发回国内。岩仓使节团的规模之大、周期之长、考察之详细的确世所罕见。使节团回国之后，根据他们的日记、书信和整理的资料，编辑了长达一百卷、两千多页的《美欧回览实记》，于1878年出版发行，在日本民众中起到了很好的介绍和宣传作用。
尽管原定的修改条约的设想因阻力巨大而未能实现，但岩仓使节团还是收获丰富：不仅使明治政府的领导层开阔了眼界，更新了观念，认识了日本与欧美的差距，从而坚定了全面学习西方的决心，而且通过亲身接触，确实学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具体而实用的经验，寻找到了适合日本自身条件的切实可行的方法。
在考察过程中，使节团对普鲁士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经验尤感兴趣。特别是“铁血宰相”俾斯麦和参谋总长老毛奇所说的“如今世界各国，虽以亲睦礼仪相交，但皆是表面名义，于其阴私之处，则是强弱相凌，大小相欺”，“万国公法，也是系于国力强弱，局外中立而唯守公法者，乃是小国之事，至于大国，则无不以其国力来实现其权力”等言论，更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们认为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以实力求强权才是唯一正确的逻辑和法则。
以欧美之行的收获为基础，木户孝允等人提出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作为指导国家建设的总方针。
这无疑给日本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一幅精心描绘的宏伟蓝图就此展现在日本的面前。
拉拽智慧再回忆一下“拉拽国土”那则神话：
《出云国风土记》的八束水臣津野命知道自己的国家被建得很小后，便眺望着海那边的朝鲜和北陆地区吟唱道：
“是否存在国土过剩的国家呢？放眼一看，确实存在国土过剩的国家。”于是，他拴上缆绳把与陆地切割开的大地拽了过来，并把它连接到出云国的土地上。
正如这则神话，日本文化也是一种拉拽式文化，即“拿来主义”式文化，这种文化不是从内向外扩张，而是把外部的东西拉至内部，呈现出典型的缩小意识（扇型）。把山水之自然、天上之月亮、仙神都搬至壁龛里的日本人在文化方面的表现也不例外。
如果把文化的扩张看成是“教”，那么缩小就是“学”。所以在历史上，日本把自己的文化教授给外国的很少。日本文化史又被称为外国文化“学习史”，起初从朝鲜的王仁、观勒那里学习汉字和历法；后来又从中国直接学习、接受了诸多文化；到德川时代，向荷兰学习，继之又向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诸国学习；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又被美国文化淹没。
无论中国、韩国都注重教诲他人，在亚洲许多国家流传的中华思想强调的是“教”。欧美文化强调的也是一个“教”字，所以欧美文化中诞生出传教士文化，有了传教士为传播基督教漂洋过海出游世界各地的记录。
想像一下，假如日本为了传播神道，把神官派往欧洲或非洲会怎么样？人们肯定都会回答：想像不出来！而且在行为上日本人也习惯于“学习”。“受益匪浅”这句话几乎是日本人的寒暄用语，走到哪儿说到哪儿。
可笑的是，在商店里讲价时的用语竞也与“学习”二字有关：“不能学习吗？”“那就学习一下吧。”
在取暖方法上，日本也和其他国家不一样。韩国的火炕与西方的壁炉相同，使用后整个房间都感到暧意融融；而日本的小桌“被炉”则完全是种“缩小”式的，只是坐在那儿的一小块地方暖和，坐在小桌被炉处，人像猫似的蜷缩成一团。
日本尽管是岛国，但没成为海洋民族，让我们来看几个证据。属扩张文化的航海文化里最重要的是天空中的繁星，希腊神话中对星星的描写不胜枚举，但日本神话中却寥寥无几；《万叶集》中描写自然事物的篇幅很多，唯独以星星为题材的内容很少。朝鲜“新罗”在7世纪前后建起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台——瞻星台，而日本知道星星运动、发现北极星的存在却是在江户中期以后。
具有“缩小”宇宙观的日本人总是对身边的东西、方便的东西、触摸到的东西细心观察、认真体会，可一旦到了国外的广阔空间，到了广大的文化的范畴中，他们的意识结构、行为模式会突然间发生变化。具体地说，这些以纤细为美，重视礼仪的日本人如果漂洋过海出了国便成了“倭寇”。即便是倭寇也仍然是日本式的，因为他们不能忍受外部世界，他们曾与中国明代官兵“英勇”作战，占领了杭州湾的舟山列岛，但3个月后就弃岛而归。
四、抱团智慧：从众无惧，与强者为伍1加1等于3在日本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很多人要过马路，但人行横道的信号是红灯，马路上没有车，即便过去也没有危险。要过马路的人们互相看看，显露出不耐烦的表情，做出欲动又止的姿势，好像都在互相等待。突然一个人动起来了，紧接着就有第二第三个人跨出去，然后，大家几乎不分先后地迎着红灯到了彼岸。
“从众无惧”是日本常用的俗语。在过马路面对红灯的时候，按交通规则是不能过的，但是“从众无惧”，如果大家都过，大家就不怕。
就这个说法，如果想找合适的中文常用语或成语来对应，意思很贴切的好像是没有，最为相近的恐怕只有“法不责众”了。但是二者有着重要区别，“法不责众”的意思是规矩治不了众人，要破这个规矩得拉着众人一起破。“从众无惧”则跟“法”与“则”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是跟着大家就无所畏惧。
一则不知出自何处而在各国流传的笑话说：
泰坦尼克号船就要沉了，老幼和妇女都上了救生船走了，剩下的青壮男人们为了不被沉船引起的漩涡卷入海底，趁船沉之前赶紧往海里跳，于是对英国入说：要保持你的绅士风度吗？跳！英国人跳下去了。再对美国人说：你要当英雄吗？跳！美国人跳下去了；又对德国人说：你要守规矩的话，跳！德国人也跳下去了；最后就剩日本人了，于是对着日本人的耳朵小声说：“大家都已经跳下去了，你还不跳？”日本人这才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某位学者初到日本企业里研修的时候，几个同来的中国同事被分散到各个工作地点，所在的办公楼只有他一个外国人，除了讨论工作几乎不说什么话，再加上语言不通，连续几个月，他都默默地编程序或自己学习。对那段时光学者后来回顾道：
那一阵子几乎没有人来理自己，只有一位其他项目组的、曾经学习过一点中文的人，偶尔来这里坐一会儿，说几句中文，或送我点儿小礼物，以示关心。一次，他突然问：
“你在这里不觉得紧张和不安吗？”
“什么？”我一时没有明白他的意思，经那个人一番解释，明白了他问话的意思，但不知他问话的动机，简单地回答：
“我好像没觉得有什么紧张和不安。”
“还是不一样，像你这样日语不太好，这么长时间没有伙伴，一个人孤独寂寞，要是我们日本人早就受不了了，不定怎么紧张和不安呢。”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难怪他时不时地来我这里小示关心。尽管自己在这方面没有那么迫切的需求，可是自己理解、接受并感谢他的友好和“同情”，十几年过去了，一直把他当做好朋友。他的一番言语和一系列表现，表明了日本人还有“个人不安”这样的特点。
日本人的“个人不安”表现在许多方面。一种是上述情况，没有伙伴时孤独寂寞带来的不安，还有在陌生人面前的“对人不安”。
人们学习日语时，多数日语教科书的第一课就教人如何寒暄：“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这个在中文、英文等多数语言中所没有的多余的客套话，日本人广泛而频繁地使用着。“初次见面”，那不是多余的话吗？见到初次见面的人，不是初次见面还能是什么呢？用得着强调吗？日本人用这样的寒暄，以表明相互处于同样的情况和立场，找到一个共同点，以缓解面对陌生人时的不安。“请多多关照”，关照什么，怎么关照？只是“初次见面”，又没有什么有求于对方，为什么一定要让人家给予“关照”？这一暧昧的寒喧词语，被日本人更为广泛频繁地使用。初次见面时当然要用，与人接触时、求人做事时更是要用，以表达寻求对方的好意并且依赖对方的心情。既然有这样的特点，人就自然地寻求某种心理上的安全和安定，那么，依靠他人似乎就是最好的避风港。
爱抱团的日本人日本是一个充满“会”的国度。在日本政界，除了法定的党团之外，党团内部还出现过诸如“青岚会”、“二阶堂帮会”、“经世会”、“创政会”、“木曜会”、“一心会”等几+个团体；在财界、医疗界、体育界等领域除了法定行业团体外，大大小小的“会”也数不胜数。如财界有三菱集团的“金曜会”、三井集团的“二木会”、住友集团的“白水会”、三和集团的“三水会”等上百个大大小小的会团；连居住分散的日本农民除了参加各级农民协会之外，还有诸如“耳朵会”等各种各样的联谊互助组织。
一个日本人在生活工作中参加的团体，少则数个、多则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当今日本虽然号称情报社会，信息收集处理极为发达，但却没有人能统计出本国“会”的准确数字。日本的“会”如此之多，充分反映了日本人“爱抱团”、重集体的心理特征。
美国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埃德温·奥·肖赖尔曾在其著作《当今日本人》中说道：“日本人和美国人或西方人的最大差别莫过于日本人那种更强调集体，牺牲个人的倾向了。”一些日本学者把团体的存在视为日本人个体存在的前提，参加集团成为日本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一个日本人进入社会后，不仅参加社会政治经济集团如政党、文教团体、公司等，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且还会参加、组成各种各样的娱乐享受型团体，在这些团体内，每个人可以展示自己在某一方面的特长，通过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可，实现某种精神上的满足。
日本人之所以如此爱“抱团”，存在深厚的历史背景。从地理环境看，日本乃一岛国，“孤悬海上”；从民族成分看，日本人除了极少数阿伊努族（只有两万多人）外，大和民族占全国人口的98%以上，其民族成分纯度之高，为世界仅有；而且由于人多国土狭小，地域文化差异很容易消融，由此日本民族文化的同一性很强。
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使日本人的心理内向化，注重以增强岛内的团结来应对外部环境；民族的单一性和文化的同一性又为日本人之间相互协调沟通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从生产方式看，日本民族的生存主要依靠种稻和捕鱼。由于日本是一个多山国家，平原很少，种稻引水在古代是一个复杂工程，仅依靠一家一户的努力很难完成，需要多家相互配合，日本又是一个传统的渔业国家，以“食鱼民族”著称，尤其是捕鲸业历史悠久。由于长期出海捕鱼，就很容易产生“吴越同舟”效应，尤其是捕鲸更需要多艘渔船密切配合。
在日本传统的浮世绘中经常能看到日本人集体捕鲸的场面，几十艘如叶扁舟相互呼号，劈波斩浪，穿梭在巨鲸周围，或投鱼叉或飞缆索，其勇猛团结精神跃然纸上。这种独特的生产环境无疑对增强日本人的协调、团结意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日本的社会和家庭组织方式也有利于增强日本人的群体意识。虽然日本受儒教文化的影响，在家庭方面和中国类似之处颇多，如强调“孝”，尊敬祖先，强调家族利益等，但是在家庭组织方面日本人更强调长子的地位，在长子和兄弟之间有严格的等级关系，无论是民间习惯还是“二战”以前的日本法律都明确规定只有长子才享有财产继承权。
长子婚后和父母住在一起成为“本家”，而其他兄弟长大后要么像雇工一样留在本家，要么就只能离开，另外成立“分家”。由于一般来说非长子的数目总要大大多于长子，因此对大多数日本男子来说，成人之后都必须离开家族另外寻找依托。于是，他们往往倾向于模拟家庭的组织方式建立自己赖以栖身的社会集团，这就是日本社会特有的“家元制度”。因此，缔结集团在古代社会就是多数日本人生存和生活的重要方式，久而久之“喜欢抱团”就成为一种社会习惯。
从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到现在，日本政府和社会都大力提倡集团意识，把团结作为一种社会公德，不断对公民进行灌输。在日本，从小学到中学，各种活动大多都以集体合作的方式进行。其间，每个日本学生要学会适应在不同团体内的地位与角色变化以及团体成员的合作规则和技巧，要树立忠于团体的意识等。如果说中国学校的德育教育把个人与集体作为一种对立统一体，既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又注重个体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比如长期推行的评选三好学生、优秀学员制度就明显反映出这种集体和个体的兼顾性，一个三好学生既应对团体间竞争做出较大贡献，又要具备较强的个人竞争能力，能在人与人的竞争中取胜。那么，日本学校则强调培养个人对团体的适应性和归属意识，一个好学生首先必须具备较强的团队精神和合作能力，个人取得的任何成功都被视为团体的努力结果。突出自我、显示个性如果不是为了团体利益和荣誉，必然会受到非议和否定。这种教育的结果使每个日本人在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都树立了很强的团体意识，把自己的团体存在视为个人生存发展的基础。而中国人却在学生时代就处于集体和个人的矛盾之中，走向社会后仍然要受到“为公”还是“为私”的困扰。
据调查，在学生时代，面对清洁卫生等公共事务，“日本学生无须分配任务，几乎人人动手，而中国学生如不分配任务，很少有人动作”。中国社会上集体主义的实行往往要靠规则和公德等外在压力的约束。中国人一般都要在集体和个人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如果个人利益得不到所在团体的充分保障，“跳槽”、“混日子”就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行为。而日本人无论在公司、政府机关还是事业团体，尽职尽责维护所在团体的利益和荣誉成为一种自觉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