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计算机公司经理帕特森认为：一个高层的企业领导人应该是机器的设计者而不是机器的制造者。他有一句至理名言：“不要去做可以交给别人做的事情。”美国凯罗柯电气公司负责人有一条领导原则：交给下属的工作，绝不再故意察看，只最后验收工作结果。这种高度的信任感，使下属更加努力工作，工作效率提高，下属心情也舒畅。
这叫做“抽身谋大计”。
美国著名的贝尔实验室有十个方面的研究工作名列世界第一：发明第一部电话机；发明第一架电传机，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金；设计第一个通信卫星；发明第一只太阳能电池；第一次应用激光技术；发明第一部高传真电话；发明第一盘有声唱片；发明电视传真电话；发明真空管；研究微型集成电路等。它何以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呢？该实验室负责材料物理研究的陈煜耀博士说，靠的是他办公桌前所挂的“无为而治”四字条幅。在这句格言下面有他的英语译文，即“最好的领导者是能帮助人，让人不再需要他”。陈博士进一步解释说：“领导者的责任在于既要做到你在领导，又要做到别人并不认为你在干预他。”贝尔实验室的成功，实际上也就是“无为而治”管理思想的成功运用。
道家所主张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管理思想，同现代管理学家所提倡的“分级管理”理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美国管理学家怀尔德在《管理大师如是说》一书中提出“分级管理”的原则。日本的土光敏夫在《经营管理之道》一书中也主张“分级管理”，他指出：一般说来，首脑提出“目的”，各级主要负责人将它变成“目标”（达到目的的战略），中层管理者将它转为方针（达到目的的方法），一般工作人员将它转为工作步骤。在这里，现代管理学家要求企业家在实践中善于识别、选择人才，一旦选定录用，就要充分予以信任，通过授权和分权，实行分级管理，逐级监督，各司其责。
正确处理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则。
实际上，任何一位高明的企业家的管理幅度都是有极限的，超过这个极限，只能造成管理系统的混乱和低效。只有分级管理，才能使管理者摆脱烦琐事务，集中精力抓全局性的“大事”。从这一意义上说，现代“分级管理”理论是对道家的“君无为而臣有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四、兵家智慧：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博大精深的战争哲理，启迪心灵的斗争智慧《孙子兵法》这部中国古代兵学名著虽然仅有数千字，却以其博大精深的战争哲理、启迪心灵的斗争智慧在中外军事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堪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那么，在21世纪怎样看待这部诞生于2500多年前的兵学著作，它在今天仍有重要的思想借鉴价值吗？
《孙子兵法》曾被誉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遗孙子”。它所阐述的谋略思想和哲学思想，被广泛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领域中。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作者为春秋时期的伟大军事家孙武，大约成书于春秋末年，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军事理论著作，比欧洲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写的《战争论》早2300年。
《（孙子兵法》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书中探讨了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如敌我、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胜败、利害等。《孙子兵法》正是在研究这种种矛盾及其转化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其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
这当中体现的辩证思想，在中国辩证思维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孙子兵法》谈兵论战，集“韬略”、“诡道”之大成，被历代军事家广为援用，《孙子兵法》缜密的军事、哲学思想体系，深远的哲理、变化无穷的战略战术，常读常新的探讨韵味，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也拥有广泛的影响，享有极高的声誉。
该书被翻译成英、俄、德、日等29种语言文字，全世界有数千种关于《孙子兵法》的刊印本。不少国家的军校把它列为教材。据报道，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交战双方都曾研究《（孙子兵法》，借鉴其军事思想以指导战争。
《孙子兵法》也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的主流哲学，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以“成就人、成就事”为目标的应用科学。时至今日，更是成为商界必备实战手册，不仅可以启迪人作正向思考，更可以开发人权变创新的智慧。
上兵伐谋的军事思想《孙子兵法》开宗明义，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五项基本因素是：
“道”——政治，“天”——天时，“地”——地利，“将”——将帅，“法”——法制。包括了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也包括了军事指挥者个人的素质和士兵的素质。
孙武在《谋攻》一篇还提出：“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故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知彼知己”就是认识战争双方的客观实际，并按照客观规律决定自己的行动。孙武把战争双方的客观实际分为五个方面，在各篇中阐述了各个方面的具体内容。
一是“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
这一条表现了对战争的重视和慎重态度。孙武认为战争是关系军民生死、国家存亡的大事。《作战》篇指出：进行一场战争，动用轻车千辆，重车千辆，步卒十万，向千里之外运输粮食，加上前后方的费用，每天要开支“千金”巨资。如果进行战争而不能取胜，将使军队疲惫，经济枯竭，给列国诸侯之入侵以可乘之机，那时虽是有智谋的人，也无法善后了。“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火攻》篇又提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只有在确有把握取胜的情况下方可以作战。
二是“识众寡之用者胜”。
这一条是说，要掌握敌我双方兵力数量对比，按照数量的对比关系采取相应的作战方法。《谋攻》篇具体说到兵力数量对比与相应的战术，“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三是“上下同欲者胜”。
《计》篇中说，“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是战争胜利的条件。这里包括军队内部的上下级关系和君主与将帅之间的上下关系。将士一致，君臣一致才能进行战争。如果君臣不和，上下相怨，必然导致战争失败。这里也包括对敌我双方上下关系的了解。
四是“以虞待不虞者胜”。
就是说要考察敌我双方的作战准备情况；要在战争中取胜，不但要有物质准备，尤其要有周密的谋划。“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计》）通过周密准备，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寻找战机，打败敌人，夺取战争的胜利；不存侥幸心理，不打没有准备的仗，不打准备不足的仗。这是孙武军事思想的一个特色。
五是“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孙武很重视将的地位和作用，把“智、信、仁、勇、严”（《计》）五个条件作为选将的标准。要求智可以权机识变，信可以使人不惑于刑赏，仁爱士卒可以使他们勤劳，勇可以断疑取胜，严可以威镇三军。君主按照这样的标准任命了将帅以后，就要放手使用，不可牵制他的行动。战争是复杂多变的，必须依据一步百变的形势当机立断。
如果作战中时时处处等待君命，犹如“白大人而救火”，还没有等到指示下来，房舍早已烧成灰烬了。孙武有句名言：“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孙子兵法》一书渗透着军事辩证法思想。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战争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孙武看到战争是取得政治、经济利益的手段；军事是实现政治、经济目的的工具。所以他认为，如果能够不用兵或不打硬仗而达到政治、经济目的更有好处。他提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谋攻》）第二，论述了战争中的一系列矛盾及其相互依存和转化的关系。
孙武提出战争中的进攻和防御、速决与持久、兵力分散与集中的矛盾，还提出敌我、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进退、正奇、死生、虚实、动静、勇怯、治乱、胜败等对立范畴。认为这些矛盾和对立是互相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例如：“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势》），“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九地》），“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势》）等等。
第三，重视战争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战争是敌我双方实力和智慧的较量。敌人实力如何，谋划是否发生过失，事在敌人，因而“事可知，而不可为”（《形》），胜利可以预见，不能凭主观愿望去取得。但发展和正确运用自己的实力，避免自己的被动，去造成敌人的被动和失败，就可以为胜利创造条件。所以又说：“胜可为也。”（《虚实》）如《计》篇明确地说：“兵者，诡道也。”用兵使敌人不知其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讲，用兵是一种诡诈的行为。
所以，能打，装作不能打；要打，装作不要打。要向近处，装作要向远处；要向远处，装作要向近处。给敌人以小利，去引诱敌人，迫使敌人混乱，然后打败敌人。如果敌军士气旺盛，体力充沛，团结一致，可以设法使其士气懈怠，精力疲困，上下左右离散，使敌人的强点变成弱点。又如《势》篇用“正”、“奇”表达战争态势的一般形式和特殊形式，认为军事指挥者根据战况，从“正”、“奇”两种基本战争态势出发，可以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战术来，“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势》）。因敌情变化而灵活地改变自己的作战方式，使敌人无法推测自己的作战意图和行动规律。这些都是主观能动性。
治兵如治水锐者避其锋，如导疏；弱者塞其虚，如筑堰。故当齐救赵时，孙子谓田忌日：“夫解杂乱纠纷者不控拳，救斗者不搏擞，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
对敌作战，好比治水：敌人势头强大，就要躲过冲击，如用疏导之法分流；对弱小的敌人，就抓住时机消灭它，就像筑堤围堰，不让水流走。所以当齐救赵时，孙膑对田忌说：“想理顺乱丝和结绳，只能用手指慢慢去解开，不能握紧拳头去捶打；排解搏斗纠纷，只能动口劝说，不能动手参加。对敌人，应避实就虚，攻其要害，使敌万受到挫折，受到牵制，围困可以自解。”
因此，这种做法也体现了政治、哲学矛盾分析法中的“抓住主要矛盾”的方法论。
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欲释失中山的旧恨，便派大将庞涓前去攻打。这中山原本是东周时期魏国北邻的小国，被魏国收服，后来赵国乘魏国国丧伺机将中山强占了。魏将庞涓认为中山不过弹丸之地，距离赵国又很近，不若直击赵国都城邯郸，既解旧恨又一举双得。魏王从之，欣欣然似霸业从此开始，即拨五百战车以庞涓为将，直奔赵国围了赵国都城邯郸。赵王急难中只好求救于齐国，并许诺解围后以中山相赠。齐威王应允，令田忌为将，并起用从魏国救得的孙膑为军师领兵出发。这孙膑曾与庞涓同学，对用兵之法谙熟精通。魏王曾用重金将他聘得，当时庞涓也正事奉魏国。庞涓自觉能力不及孙膑，恐其贤于己，遂以毒刑将孙膑致残，断孙两足并在他脸上刺字，企图使孙不能行走，又羞于见人。
后来孙膑装疯，幸得齐使者救助，逃到齐国。这是一段关于庞涓与孙膑的旧事。
且说田忌与孙膑率兵进入魏赵交界之地时，田忌想直逼赵国邯郸，孙膑制止说：“解乱丝结绳，不可以握拳去打；排解争斗，不能参与搏击。平息纠纷要抓住要害，乘虚取势，双方因受到制约才能自然分开。现在魏国精兵倾国而出，若我直攻魏国，那庞涓必回师解救，这样一来邯郸之围定会自解。我们再于中途伏击庞涓归路，其军必败。”田忌依计而行。果然，魏军离开邯郸，归路中又陷伏击与齐战于桂陵，魏部卒长途疲惫，溃不成军，庞涓勉强收拾残部，退回犬梁，齐师大胜，赵国之围遂解。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围魏救赵”的故事。
12年后，魏国在国力恢复之后，再次发动战争，将矛头指向了自己的另一邻国——韩国。韩国难以抵挡强大的魏军，遂派使向齐国求救。齐威王采纳孙膑“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的建议，在魏韩两国几经激战、韩危魏疲之际，再次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出兵救韩。孙膑依然采用围魏救赵的计策，率兵长驱魏境，兵锋直逼大梁。魏国鉴于桂陵之战的教训，遂撤韩国之围，调10万大军，以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副，准备与齐军进行一场战略性决战。孙膑为调动敌人，创造战机，果断引兵东撤。一路上，他用减灶计造成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以诱敌深入。庞涓果然上当，便丢下步兵，率轻骑精锐，兼程穷追。至马陵时，遭到齐军主力伏击，庞涓智穷力竭，愤愧自杀。齐军遂全歼魏军，俘太子申，取得了马陵之战的重大胜利。
马陵之战后，田忌遭宰相邹忌的陷害，被迫流亡楚国。孙膑辞官归隐，潜心军事理论研究，终于写成了流传千古的军事名著——《孙膑兵法》。
《孙膑兵法》又名《齐孙子》，系与《孙子兵法》区别之故。《汉书·艺文志》称“《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但自《隋书·经籍志》始，便不见于历代著录，概大约在东汉末年便已失传。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这部古兵法始重见天日。但由于年代久远，竹简残缺不全，损坏严重。经竹简整理小组整理考证，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了简本《孙膑兵法》，共收竹简364枚，分上、下编，各十五篇。对于这批简文，学术界一般认为，上篇当属原著无疑，系在孙膑著述和言论的基础上经弟子辑录、整理而成，下篇内容虽与上篇内容相类，但也存在着编撰体例上的不同。是否为孙膑及其弟子所著尚无充分的证据。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收入《孙膑兵法》凡十六篇，系原上编诸篇加上《五教法》而成，其篇目依次为：《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五教法》、《强兵》。
五、发家智慧：发、术、势执法公正，令出如山西周奴隶制社会的运转，依靠的是两项权利原则：礼和刑。“礼”针对贵族，“刑”针对普通百姓。在西周奴隶制社会里，各种社会关系主要依靠个人接触和个人关系来维持。天子、诸侯都生活在社会金字塔的顶尖，与普通百姓没有直接关系，而与百姓打交道的人，则是一些下级诸侯和小贵族。诸侯国之间的交往称为“礼”，而贵族依靠“刑”迫使庶民服从。
到了东周时期，社会各阶层原有的僵硬界限逐渐被打破，大国之间侵略，兼并，这在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中可以得到印证。各国领导人都想在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中保存自己国家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强化国家的统治，这就需要中央集权。
面对这样的形势，儒家、道家、墨家等各派都力图解决君王的各种问题，可是都过于理想化，不切合实际。各国君王爱听的不是怎样谋求民众的安居乐业，而是如何解决当前的严峻的“国际”形势。就这样，一班“方术之士”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一些人为他们鼓吹的统治方略提供理论依据，这就构成了法家的思想主张。有一种对法家的误解，认为他们主张法学，其实，法家是主张组织领导极权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