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所谓“知者不言”，并不是说那些智者都闭着嘴不说话，而是说他们其实已经“得意忘言”；而言者不知，也并不是说那些夸夸其谈的人都是傻子，而是说他们仍然在语言中还没有抽身而出。既然如此，如何才能做到借助语言，而又不被语言所俘虏呢？
庄子告诉我们，概念化的语言是无法切入“道”的，唯有通过“比喻”的方式和形象化的语言，才能将人带入到“道境”中去。这种语言的优势在于，它能将“道”显示出来，而不是将“道”意指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一旦心领神会，就会不自觉地将语言抛弃。正如庄子所说的：竹笱是用来捕鱼的，捕到鱼后就忘掉了鱼笱；兔网是用来捕捉兔子的，捕到兔子后就忘掉了兔网；言语是用来传布思想的，领会了意思就忘掉了言语。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表达哲学的方式不是概念化的，而是隐喻式的。这种表达方式的好处是，它是在显示，而不是指称；它是在隐喻，而不是定义。这里，没有单纯的相同，也没有单纯的相异，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看山是山，看山又不是山；看水是水，看水又不是水。语言符号与其表达的东西并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但你又不能说毫无关联。就好像猜谜语，谜面与谜底之间，既有相同性，又有相异性。谜面与谜底的相同，使猜谜成为可能；谜面与谜底相异，使猜谜成为必要。正是这种隐喻的表达方式，使得“相同”和“相异”之间互相叫劲，从而提供了一个意义的空间，达到了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对此，你只能去领悟，而不能去理解。你要去分析语法，估计里面都是语病，不是词不达意，就是逻辑不清。正因如此，中国文化形成了一个主“悟”的传统，而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一个主“智”的传统。
八、天涯远不远
《论语》中曾经记载了孔子和他的弟子子贡的一段对话：
子曰：“予欲无言。”
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的：
孔子说：“我想不说话了。”
子贡说：“您如果不说话，那么，我们这些学生还传述什么呢？”
孔子说：“天何尝说话呢？四季照常运行，百物照样生长。天说了什么话呢？”
最后，子贡只好慨叹：“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天道”“天命”对孔子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巍巍乎，唯天为大！”“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五十而知天命，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从这些言语中不难看出，孔子一生都在领会、领悟天之玄机。但是，他为什么却对这些东西避而不谈呢？
读到这里，我们糊涂了。不仅我们糊涂，孔子的很多学生也糊涂。他们认为老师在故弄玄虚，有意向他们隐瞒了一些什么，集体进行抗议。孔子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微微一笑：“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尔。”意思是说，有几个人说我对他们隐瞒了什么，其实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说了，一点都没有隐瞒。
既然没有隐瞒，为什么不说呢？听起来好像是笑话，道理其实很简单：中国人的“天”根本不是一个认识的对象，而是一个充满玄机的生存境遇。我们就生存于这个境遇中，因此无法从中抽身而出去外在地规定“天”。
正如苏轼所说：“不识庐山真名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之所以不知道“山”的真面目，是因为你就在山中。同样，鱼儿不知道水是什么，是因为鱼儿就在水中。
虔诚的基督徒之所以不会问“上帝在哪里”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已经处于上帝之光的笼罩之中。中国人的“天”也是如此，“天”不曾外在于我们，所以无法定义、无法描述、无法规定，因为你一张嘴，必然“言之有物”。它是刮风下雨的天？好像不是。它是奖善惩恶的“老天爷”？好像也不全面。它是人命运的掌控者，是如来佛的手心？好像也有失偏颇。它是《西游记》中描述的天宫，神仙居住的宫阙？好像又有失真实。
“天何言哉？”天既然什么也没有说，我们也就无法直言“天”，而只能通过各种机缘去领会“天”。因为“天”虽然不直接兜售真理，却总是“天时”或者“天机”在人间显示自身。正因如此，“天”无法直言，只能领会。因为它不在别处，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我们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中，正所谓“尽人事而知天命”。而孔子本人，正是将“时中”的中庸境界看做领会“天命”的契机和梯子。
何谓“中庸”？就是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针对合适的人，不偏不倚地落在那里，而这正是“时中”的真正含义。既然一切都在随时间不停的变化，那么，就不可能有通过概念表述出来的抽象教条。所有的意义，必须当场构成或者显示。比如，在《论语》中，出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仁”。但孔子从来都没有给这个词下过什么定义。因为孔子知道，“仁”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它的含义总是随具体的情境不断流动，而非有固定的内涵和僵死的外延。比如，同样的行为，对子路来说是“仁”，对子贡来说也同样是“仁”吗？同样的行为，在这个时候是“仁”，在那个时候还是“仁”吗？再比如，如果撒谎是不诚实的，那么，向敌人撒谎算不算诚实？
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说：知“仁”难，行“仁”更难，正如走在刀刃上。因为你要不偏不倚地落在那里，决不是看几本教科书就能解决的事情。正因如此，孔子一辈子没有写下一个字，“述而不作”是他的原则。因为他知道，那些凝固在语言里的东西，很容易变成教条和概念，无法牵引着人们进入“时中”的中庸境界。最终，他选择了对话，通过问答的方式启发他的学生去思考。甚至，这种对话也不是记载在纸面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生活对话。
可惜的是，他后来的学生不明老师的良苦用心，偷偷地将这些对话记录了下来，并加以整理，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论语》。《论语》在记载方式上虽然力求原汁原味，但毕竟落在了纸上，成了脱离了具体情境的僵死知识。而后人，正是在如何“正确”理解《论语》的问题上吵翻了天。孟子说自己抓住了孔子的主旨，而荀子却说自己理解了《论语》的精华。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孔子地下有知，见到这样的场景，不知会作如何感想。
搞不懂的哲学家
哲学和哲学家很难分别对待，毕竟哲学是那些称之为“哲学家”的人研究的学问。但是，一旦我们把目光从哲学转移到哲学家的时候，就会发现：“哲学”和“哲学家”之间并不是铁板一块。哲学家可能是精神上的贵族，但却未必是现实中的贵族。作为一个现实的人，他们可能与我们并无区别。
一、泰勒斯的传说
泰勒斯是伊奥尼亚学派（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学派）的创始人，也是古希腊有文献记载以来的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早年是商人，曾游历古巴比伦、古埃及等地，很快学到那里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以后从事政治和工程活动，并研究数学和天文学，晚年转向哲学。他几乎涉猎了当时人类的全部思想和活动领域，获得崇高的声誉，被尊为“希腊七贤之首”。实际上，在希腊七贤之中，只有他够得上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其余的都是政治家。
泰勒斯认为水是世界的本原，他有句名言：“水是万物之本源，万物终归于水。”泰勒斯没有留下完整的传记，但历史上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佚事，从各个角度描绘了这个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生平事迹。这些传说未必完全真实，但和他的性格还是相称的。
泰勒斯言谈幽默并非常有哲理。有人问：“怎样才能过着有哲理和正直的生活？”他回答说：“不要做你讨厌别人做的事情。”这和中国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人问：“你见过最奇怪的事情是什么？”他的回答是：“长寿的暴君。”又有人问：“你搞出一项天文学的发现，想得到些什么？”他回答说：“当你告诉别人时，不说它是你的发现，而说是我的发现，这就是对我的最高奖赏。”
据说有一次，他边走边思考问题，不慎跌倒在一个水坑里。一个婢女嘲讽他说：“真可笑，你连身边的事情都看不到，却总是想那些天上的事情。”对此，泰勒斯一时竟无法反驳。事实上，泰利斯后来用实际行动驳斥了那个庸俗的婢女。他夜观天象，知道来年的橄榄将获丰收，事先租赁了当地全部的榨油坊。果不其然，他的知识没有欺骗他——橄榄丰收了。于是，泰勒斯便将榨油坊高价出租，获得了一笔巨大的利润。泰勒斯用自己的行为证明，哲学家如果想发财是很容易的，可惜，他的志向并不在于此。正如他曾经说出的一句格言：“别人为食而生存，我为生存而食。”后来的亚里士多德对此曾经有一个非常精彩的点评：“哲学家如果想赚钱的话，是很容易做到的，但他的兴趣并不在这里。”而黑格尔的评语更是毫不客气：“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
泰勒斯的言行折射出了西方历史上第一批思想家的志向和追求。在他们眼里，纯粹的思辨不是为了谋求生计，更不是为了治国安邦，仅仅是一种乐趣。如果还要向下追问，他们是在追求纯粹的“真理”，追求真实的“存在”，从而超越自己的有限，体验造物主的神奇和上帝的无限。对他们来说，唯有这种快乐，才是真实的；唯有这种追求，才是严肃的。后来的毕达哥拉斯，这位兼哲学家和数学家于一身的天才，终其一生都在探究宇宙万物之间的和谐关系。据说，他为了庆祝“勾股定理”的发现，曾举行“百牛大祭”，即杀掉一百头牛来祭奠这个在当时毫无实际用途的数学定理。用他的话来说，他从这种思辨出来的和谐关系中体验到了一种快乐，感觉自己离神更近了一步。
辜鸿铭曾经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说：“是什么原因促使人们去追求科学呢？多数人会以为是出于对铁路、飞机一类东西的需要导致了对科学的追求。实际上并非如此，当前所谓进步的中国人为了铁路、飞机去追求科学，他们永远也无法懂得科学的真谛。在欧洲历史上，那些真正献身科学、为科学的进步而努力的人们，那些使修筑铁路、制造飞机成为可能的人们，他们最初就根本没有想过铁路和飞机。他们献身科学并为科学进步作出贡献，是因为他们的心灵渴望探索这广袤宇宙那可怕的秘密。”正因如此，摆脱感性认识的理性科学在西方较为成熟地发展起来了。形式逻辑学、天文学、欧几里德几何学体系，都在古希腊人的大脑中完成了其雏形。而中国古代的思辨思维，却在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事功追求中被淘汰了。而这可能是中国没有产生科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二、势利的智者
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在古希腊历史上出现了一股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智者运动。在希腊文中，“智者”来源于“智慧”一词，意思是“具有智慧的人”。开始的时候，这个词主要用来指诗人、音乐家、预言家和演说家。古希腊历史上著名的“七贤”就有这样的称号。然而到了公元前5世纪后期，“智者”则专门指那些以传授智慧为职业，并在公众事业中有所成就的人。在当时的希腊人看来，智慧就是用优雅的语言来表达思想的艺术，而智者正是传授这门艺术的教师。
智者并不是为智慧而教授智慧的思辨家，他们传授智慧具有功利目的，即要培养能够在政治活动中获胜的人才。而来学习语言艺术的人，都要向老师交纳学费。据柏拉图说，当时负有盛名的智者普罗泰戈拉的学生大多来自名门望族，他们的目的或是成为政治家，或是成为职业智者。而对智者而言，传授知识则是为了挣钱。每一个来学习的人都要交纳学费。没有学费，是不能成为智者的学生的。据说，曾经有一个叫提西阿斯的人，跟随古希腊的智者考拉西学习雄辩术。可学到本领以后，提西阿斯却拒绝向考拉西支付学费，并表示：他愿意听从法院判决。提西阿斯说，如果他败诉了，那么他将接受法院的处罚；如果他胜诉了，那么他就不用付学费。但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没有付学费的义务。结果，提西阿斯最终没有付学费。
后来的智者普罗泰戈拉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与学生约定：先付一半学费，出师毕业后打赢第一场官司时再付另外一半。有一次，他向他的学生优安塞隆收学费，优安塞隆说：“我还没有打赢过一场官司呢！”普罗泰戈拉说：“不然，我现正和你打官司。我赢了，你得付钱；你赢了，你也得付钱，因为你已经打赢了第一场官司。”
我们上面提及，以泰勒斯为代表的古希腊早期哲学家，是以智慧为追求目标的。所以，他们既是有智慧的人，也是爱智慧的人。而后期的智者，虽然是有智慧的人，但不是爱智慧的人。对他们来说，智慧仅仅是用来满足外在功利实用目的的手段。这一点，后来遭到了柏拉图的强烈批评。柏拉图把智者斥为“批发或零售精神食粮的商人”。亚里士多德也曾经尖锐地批评智者的巧辩术：“正如游戏中的骗局和卑鄙的竞争的不同特征是确定的，巧辩就是论辩中的卑鄙竞争。卑鄙的竞争者不取胜决不罢休，巧辩者同样如此。智者就是那些为了公务和赚钱的目的而这样做的人，智者行为就是通过这种表面的智慧演示来赚钱的方式。”
即使在学说方面，智者与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家也迥然相异。智者关注的焦点不再是对自然的思辨和对宇宙本原的思考，而是对人生和社会的辩论。他们的精力主要用于口头争辩，而不是著书立说。正因如此，“智者”几乎成了“诡辩”的代名词，遭到了历代哲学家的鄙视。但是，智者的诡辩也不纯粹是破坏性的。它极大地训练了希腊人的思维，铸造了哲学发展的方法论工具，开创了辩证法和雄辩术的先河，体现了极其宝贵的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
三、饥饿的马克思
艺术史上有“饥饿的艺术家”，哲学史上也不乏“贫困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虽然有一个高贵的灵魂，但又宿命般地拖着一个沉重的肉身。他们虽然热衷于心灵的生活，但现实的生计问题却不能不面对。他们虽有着一双充满“诧异”的眼睛，但却没有“闲暇”的时间和悠然自得的心境。
马克思就是这样的哲学家。他的思想震撼了整个世界，但又有几个人知道，这位天才哲学家一生穷困潦倒，靠恩格斯的接济才能勉强度日。女儿死了，他甚至连棺材都买不起。当年的马克思身处社会的边缘，遭遇种种排斥和迫害，贫病交加。他曾在一封给恩格斯的信中自我解嘲地说：“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乏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以致窘迫到连邮寄研究‘货币’的手稿（即《资本论》）的邮费都没有。”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在一封信中写道：“同这种拥有金钱和种种斗争手段的官方势力作斗争，当然是极其有趣的；如果斗争的结果是我们胜利了，那就更加光荣，因为斗争的另一方拥有金钱、权力和一切，而我们却常常不知道从哪里能弄到写信的纸，如此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