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在一个巨大的房子的前面。在房子的正面墙上开着一道敞开的狭门，门里是一片阴森黑暗。高高的门槛前站着的就是他形影相吊的身影。那望不透的黑暗发散着寒气，随着冰冷的气流，从大楼深处传出一个缓慢的声音。“噢，是你呀，你想跨过这道门槛，你可知道，是什么等待着你？”“我知道。”尼采回答。“寒冷、饥饿、嘲笑、轻蔑、委屈、监牢、疾病，还有死亡本身。”“知道。”“完全的隔绝，孤独。”“知道，我准备好了。我能忍受一切痛苦、一切的打击。”“不仅敌人的打击，而且还有亲人的、朋友的打击。”“对，即使是他们的打击。”“好，你准备去牺牲？”“是的。”“去做无名的牺牲？你死掉之后没有人会知道你，更没有人会怀念你……”“我既不需要感激，也不需要他人的同情。”“你准备去犯罪？”“我准备成为一个犯人。”那个声音继续问道：“你知道吗？你会放弃人们的信仰，你可能认为你是受了骗，是白白地毁掉了自己宝贵的天赋。”“反正我想进去。”“那就进来吧。”尼采跨过了门槛，一幅重重的帘子在他的身后落下。
这不是一个梦，在现实当中尼采也是这样做的。他选择了孤独与反叛。他这样做只有一个理由——哲学的中心任务是在于使人有力量改变外来的压迫和内在的冲动，以生命的意志提升自己。
尼采总结自己的智慧是看透了这个无意义世界的荒谬性和世俗道德的虚伪性。
基督教的爱是对邻人的爱。这种爱是爱你的邻人和悲天悯人的博爱。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专门讨论过爱邻人。人们为了表现自己爱邻人，不惜使用世界上最美丽的词藻。但是，爱邻人只是一种自爱，是为了赢得他人的称赞而有意识地逃避自己，这样做的目的是把爱邻人当作一种美德来哗众取宠。这种行为的真实动机是想称颂自己却要遮掩真实目的，于是便找来一个证人，如果你所付出的爱能够让邻人称赞，那时你便可以心安理得地自赞。
尼采断定，爱邻人的真正含义是“欺骗你的邻人，利用你的邻人”。这只有在衰颓者身上才是美德。尼采针锋相对地提出“爱远人，爱来者”。远人，来者，只是匆匆过客，爱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利他，因为其间少有功利色彩。至于怜悯，就更引起尼采的反感。尼采认为，怜悯者太容易忘记谦虚是怎么回事。在尼采心目中，怜悯是一种施舍，是一种居高临下对待他人的方式，是对他人的不尊重。“抛弃怜悯之心也可算作高贵的美德”。
权力意志是一种永远不服从的意志，是一种好斗的本能。“攻击是我的本能”。作为一个强者，要有与人为敌的能力，作为敌人需要坚定的天性。当然，这种好斗主要是哲学家的好斗，即向人生的课题挑战，不是屈从种种的原则，而是自己来确认这些原则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他的使命不是克服一般的反抗，而是要战胜那些需尽全力才能制服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战胜实力相当的对手。这是一种诚实的决斗，因为参加决斗的人势均力敌，旗鼓相当。
尼采为自己制定了四条战略原则：
1.我只打战绩卓著的人——假如有可能，我会等待，直到他们成为胜者时再战；2.我只在找不到盟友、孤立无援、引火烧身的时候才向敌人发起进攻……我绝不公开采取不连累自身的步骤，这就是我的正当行为的准则；3.我不搞人身攻击；4.我只攻击排除了个性差异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过反面经验的事物。
这是典型的尼采式的攻击原则，充满了一种贵族式的矜持。是好斗的战士，但是，要胜得显赫，不与弱者为敌，如果对手弱，需等到他变强再开始。好单打独斗，不打群架，喜欢攻击而不搞人身攻击。
3.“我为什么如此聪明”
尼采的智慧来自于他对这个世界的疑问。他思考了前人没有思考的问题，而且他的思考无疑是最为彻底的。因此，尼采只愿意思考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即如何拯救人类。从尼采的叙述可以看出，如何拯救人类的问题，也就是尼采何以这么聪明的原因。
他的矛头还是直指基督教。在尼采心目中，基督教对人的教诲使人们常常徘徊在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上。上帝“只不过是一道粗鲁的禁令：你们不应该思考”。对于基督教来说，最大的难题是上帝存在的证明，恐怕从中世纪起，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们就一直进行上帝存在的证明。到尼采所处的时代，这类证明已经成为基督教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尼采对于这样的问题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认为“从经验中我不知道宗教的特殊难题”。“上帝惟一可原谅之点，就是他并不存在”。
既然上帝并不存在，也就不存在证明上帝存在这一宗教上的特殊难题。尼采说自己全然感受不到自己生来是“有罪的”，也不想在“灵魂不死”、“拯救”、“彼岸”等概念上浪费时间。他声称自己天生是个“无神论者”，上帝只对于基督徒来说是至高无上的。
尼采之所以敢于蔑视上帝，是在发问人自己何在，是在思索人生的意义。他寻求一种强人的力。“为了达到最大限度的力，即文艺复兴时期的技能和脱离虚伪道德的美德，你应该如何滋养身体？”他要以这种力来充实自己。
尼采所说的充实问题，主要指精神和教养方面。饮食的说法，同尼采的其他的寓言和比喻是一样的，仅仅是一种隐喻，这与尼采的文风是相一致的。这些比喻影射德国文化与精神的同化和吸收功能。尼采认为，所谓德国式的教养、德国式的理性和理想主义，是一种苍白无力的东西，从一开始就教导人们闭眼不看现实，一心追求那些成问题的理性目标，比如追求古典教养。尼采这里所说的古典教养是指自苏格拉底以来的哲学传统。
按照尼采一贯的看法，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和艺术，是阿波罗精神与狄奥尼索斯精神的完美结合。苏格拉底把二者分割开来，片面强调前者，用前者压抑后者，致使阿波罗精神成为一种苍白无力的标本。柏拉图以后的哲学家和哲学“缺乏了某种本质的东西”，使得“整个现代哲学思考，都是政治性的和警察式的，都被政府、教会、学院、习俗、时尚以及人的怯懦束缚在学术表面，始终停留在叹息‘但愿如何如何’上”。这种哲学是病态的，沦落成为“对基督教教条的虔诚的烦琐考证和神圣的琐屑争论”。浸透这种哲学的德国教养，如同一个人缺乏营养一样，像“英国女人的脚”一样“寸步难行”，是“非个性的”、“忘我的”、“利他的”。它的最大特点是消化不良，其结果造成营养不良。仿佛德国精神、德国教养的目的，就是为了叫人营养不良。
尼采认为权力意志离不开精神的食粮，这就是文学作品和音乐。“任何阅读都属于我休养的范围。因此，它构成为使我摆脱自身和得以漫步陌生的学科和陌生的心灵世界的那些行动的一部分……阅读使我从我的严肃认真中得到休整。”
但是，按照尼采自己的说法，他并不主张博览群书。他自己总是遁入同样的几本书里，自得其乐。他说自己生性不喜欢泛泛读书，对新书与其说宽容，不如说谨慎，甚至心怀敌意。他经常手不释卷的几本书是早年的法国作家的著作。
尼采仰慕法国悲剧大师莫里哀、舞台诗人与古典戏剧大师高乃依和法国诗人兼戏剧家拉辛等人的大名，特别喜欢著名法国作家莫泊桑，因为他是“一位真正的拉丁人”。他推崇法国作家司汤达，认为司汤达独具慧眼，是具有先见之明的心理学家。他把握事实的能力令人想到最伟大的事实的临近（看见鹰爪就知道拿破仑）。他是真正的无神论者，他先声夺人，讲了一句无神论的绝妙的俏皮话，尼采认为这本该由他来说才是：“上帝惟一可原谅之点，就是他不存在。”在众多的法国作家中，尼采认为法国作家梅里美是不可多得的。
尼采不喜欢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他这样评价帕斯卡的作品：我喜欢他，但是我不去读他的书，“他是基督教最富于教育意义的牺牲品”。尼采喜欢蒙田，认为自己“在思想方面具有某种蒙田式的傲慢”。
蒙田是文艺复兴后期法国一名很有特色的人本主义思想家。他的知识传统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他曾经受过良好的古典主义教育，有深厚的拉丁文基础。他的著作，大部分是用拉丁文写成。他最酷爱的作家全是希腊人和罗马人，如奥维德、塔西佗、希罗多德、凯撒、维吉尔等。他经常谈论的最杰出的人物是荷马、亚历山大。蒙田的作品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就是人的个性解放。他认为，每个人都包含了人类的整个形式，与其奢谈空洞抽象的人，不如扎扎实实地研究生活中某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他选择的对象便是他自己。蒙田极富有个性，喜欢个人幽独、我行我素。在蒙田心目中，这样做并不是遁世，而是对生活更强有力的挑战。他认为群居的世界是虚伪的，个人生活的世界才是自然的、真实的。那种以别人赞同为基础的荣誉最不可靠、最不稳固。因此人不应当顾虑重重，而应该尽情地展示个性。蒙田思想最显著的特征是怀疑主义。“我知道什么呢？”是蒙田座右铭。他经常扪心自问，倘若我连自己都不知道，还能知道什么呢？这种深沉的怀疑主义经常被用来剖析自己，面对各种思想和结论，他常常发出“世无定论”的呼喊。蒙田的写作方式也与众不同，很少成体系地写作什么，其作品以随笔居多。这样的性格，这样的思想特点，这样的文风与尼采倒有几分相似。尼采说自己在思想方面具有蒙田式的傲慢倒也贴切。
文学作品不能代替思考，尼采初次接触瓦格纳时，瓦格纳正好在隐居中创作一部巨作，一组四联歌剧，统称为《尼贝龙根的指环》。该剧由四部曲组成，分别是《齐格弗里德之死》《莱茵黄金》《女武士》和《青年齐格弗里德》。瓦格纳的这部大型歌剧用催眠般的音乐，如梦如幻地表现被文明所压抑的人类赤裸裸的本性，它不是为了取悦于听众，而是为了拯救人类的灵魂。尼采在这种音乐中捕捉到了一种新的力量和精神，他开始在人的本性中去寻找那被文明压抑了的东西。后来，尼采在他的《悲剧的诞生》中把这种东西归结为“狄奥尼索斯”精神和“阿波罗”精神的统一。这一发现，为尼采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奠定基础，瓦格纳的歌剧成为尼采一生的转折点。尼采一生的荣辱毁誉，均由这时开始。
音乐是尼采的思考方式，瓦格纳的音乐更是尼采的精神慰藉品。他说：“假如没有瓦格纳的音乐，我也许熬不过我的青年时代。因为以前我命中注定是德国人了。假如一个人想逃脱忍受不了的压力，那他就离不开大麻。那好吧，我就离不开瓦格纳。”因为尼采把瓦格纳“尊为异国，尊为一切‘德意志美德’的对立面、反叛者”。瓦格纳使尼采摆脱了德国的文化教养，因此，他把瓦格纳称为一生中的大恩人。音乐陪伴了尼采的童年与少年，已经融入了尼采的血液。尼采在1871年给罗德的封信中说：“我在9岁时开始对音乐发生了狂热的兴趣，尽管起因极其偶然，我甚至立刻开始作曲。”“常常有这样的时刻，当一些事物不能在音乐关系中得到理解时，我胸中就会充满厌恶和恐惧。”
权力意志是和酒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还是烈酒。尼采最为崇尚的酒神精神，也就是狄奥尼索斯精神。换句话说，尼采是用酒比喻狄奥尼索斯精神。他认为应该用狄奥尼索斯精神——蕴藏在人身上的一种深层的力量，来治疗人的精神营养不良症。尼采之所以要重新评价一切价值，是因为他认为自苏格拉底以来的世界文化和哲学，在基督教偶像崇拜的影响下，成为一种僵死的东西。他想用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东西取而代之。这种充满活力的东西，其核心就是权力意志。
权力意志在戏剧中表现为使人失去奴隶身分（上帝的仆人）的狄奥尼索斯精神，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曾经这样描述过醉态中的人，也就是酒神祭中的醉者：当酒醉之时，人就会进入一种身体上的陶醉感，仿佛感到春天来临，整个自然浸浴在喜悦之中。
由于这种鼓舞，每个人都达到了完全忘我的境界。
人与人之间的羁绊，由于狄奥尼索斯的礼拜之神妙的力量而融为一体，而且许久以来被疏远了的或被抑制了的自然本身，也再度升起，并庆祝她和人类之间的调和。大地自动地献出了它的礼物，山上和荒漠里的猛兽变得温驯……奴隶们都变成一个个自由的人了。在人们之间所曾构筑起的所有僵硬、仇视之藩篱，不论它是必然的、偶然的，都粉碎了。环宇和谐之福音嘹亮地唱起，每个人都变得十分和睦，就如同玛雅人的帐幔也都被扯成为一块块碎片一般。在神妙的“惟一”之前，一切隔阂都杳无踪影。
只有到了这时，每个人才达到忘我的境地，即忘记自己的特殊身分，感受自己真正的人的属性。也只有这时，人才能真正找回古希腊悲剧时代所体现的阿波罗精神和狄奥尼索斯精神的统一。
这几个要素是尼采拯救人类的药方。由于尼采认为自己从一开始就注重这些条件，因而比别人聪明。
这些琐屑小事——营养、地域、气候、修养……比迄今人们所认为的一切重要的东西还要重要。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应当开始再学习。过去，人类郑重称道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纯粹的臆想，确切地说，是出自病态的、有害的（最深刻意义上的）天性的恶劣本能——诸如“上帝”、“灵魂”、“美德”、“彼岸”、“罪恶”、“真理”、“永恒的生命”等等。
尼采认为，要纠正这些错误的东西，非从根本做起不可。这样就必须改变人类精神赖以存在的一切，生命本身的基本条件，这些条件就是尼采所说的精神的营养、地域、气候、修养方式等。
三、哲学和人生
哲学与人生有何关系？
尼采批评了从苏格拉底以来的大部分的哲学家，他认为哲学已经走错了方向。受叔本华影响，尼采对人生持悲观看法，又不能忍受一个无意义的人生。美学的意义在于找到突破口，靠艺术和审美赋予人生以意义。他以审美的哲学来批判整个现实的世界，批判所有的对人的创造性的束缚。也许是他过于批判性了，孤独成为他终生的伴侣。
1.人生意义是哲学的核心
在历史的演进中，西方哲学思考的重心经历了由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移。古希腊的泰勒斯以世界的始基是水的命题开始了最早的哲学探讨，从而揭开了人类哲学思考中的本体论阶段。古希腊的早期自然哲学家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世界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试图寻找世界的“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一些人归结为质料（水、气、火、种子、原子），另一些人归结为形式（数、存在、理念）。
经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唯实论与唯名论的争论，近代哲学思考的重心转向认识论。英国经验论者与大陆唯理论者争论的主要问题是知识的来源问题。康德第一个自觉地把认识能力本身当作哲学研究的对象，确定哲学的使命是“叫我们看清楚我们理性的本性”，使“理性对它自身的认识”变成“真正的科学”。可以把近代西方哲学看作哲学史上的认识论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