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包含多重二元属性，包括绝对性与相对性、独立性与相关性、政府性与非政府性、国内性与国际性、因果性与构成性。331从战略实施层次来看，软实力包含国内性与国际性。一个国家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塑造、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公民社会的培育等领域进行积极建设与创新，以达到“善治”的目标有助于提升国家软实力。与国际性相比，软实力的国内性相对而言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发展使一国国内的治理状况很容易被外界了解，从而引起正面或负面的国际效应，导致其软实力的上升或下降。
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里氏8级地震。地震发生之后，中国自上而下纷纷行动起来，加入抗震救灾行列。在抗震救灾过程中，中国政府反应迅速，运作高效，积极主动指挥救灾进程；中国积极开展“灾难外交”，主动与国际合作，展开救援工作；国内媒体报道公正、透明、及时，为政府科学决策、稳定民心发挥了重大作用；立法机构及时立法，为救灾工作及灾后重建提供法律依据与保障；人民军队发挥了救灾主力军的作用，生动体现了军民的鱼水深情；许多非政府组织、企业以及普通民众主动以各种形式加入救灾行列，表明了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建设。中国在抗震救灾过程中的表现向世界展现了一个开放、自信的中国，受到了各国政府与媒体的好评。本节试图以汶川地震为个案，从领导核心、灾难外交、媒体、法制建设、军民关系、公民意识的觉醒及公民社会的建设六个方面探讨中国软实力的国内塑造与建设，并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
一、领导核心
（一）领导人形象亲民
抗震救灾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反应迅速、决策及时准确，在救灾过程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胡主席、温总理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冒着生命危险，在余震频发之时，深入救灾一线亲自进行指挥，慰问群众、伤员，看望抗震救灾一线的部队官兵和医护人员，展现了中国领导人的良好形象，改变了以往西方媒体对中国领导人的一些偏见，为塑造、宣传国家形象起到了巨大作用。
汶川地震体现了中国领导人亲民的执政理念
地震发生后仅两个小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已在飞往灾区途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布什总统在2005年8月31日，即美国新奥尔良遭遇“卡特丽娜”飓风袭击2天之后，才乘“空军一号”鸟瞰灾情。温总理到达受灾现场后，立即投入到指挥救援的工作中，并且不顾自身安危，亲自到受灾最严重的现场进行视察。国家主席胡锦涛也于5月16日乘飞机抵达四川绵阳，慰问灾区干部群众。在救灾现场胡主席用心安慰每一名受难群众，甚至盘腿坐下与群众进行交流，生动诠释了中国领导人的亲民形象。胡主席在建筑废墟上的振臂高呼，“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坚强的中国，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所拥有的自信。
（二）政府应急机制高效
中国政府面对四川汶川地震，紧急行动，迅速成立救灾指挥部，统一指挥，并且在第一时间公布地震消息，保证了救灾工作高效、快速地展开。
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作了重要指示，国务院成立了以温家宝总理为总指挥的抗震救灾指挥部，并设立有关部门、军队、武警部队和地方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救援组、预报监测组、医疗卫生组、生活安置组、基础设施组、生产恢复组、治安组、宣传组等8个抗震救灾工作组。针对汶川地震，中国地震局也于12日下午启动了一级预案，迅速组织了一支180人的专业救援队伍赶赴灾区。同时，包括国资委、央行、银监会、保监会、电监会、民航局、粮食局，以及通信、石油等大企业在内的国家各部门分别迅速启动了应急机制，全力支持灾区的抗震救灾工作。当一个民族面对重大灾害之时，坚强、高效的领导，不仅可以战胜地震带来的种种困难，而且能够激发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信心和决心，提高国家凝聚力与自信心。
二、灾难外交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各个国家越来越倾向于与其他国家展开合作来共同解决一些全球性问题，如反恐、毒品走私、自然灾害等。在各国的合作与交流中衍生出许多种新的外交方式，灾难外交就是其中之一。一般来说，灾难外交实际上是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灾难治理过程中以灾难为契机处理彼此交往，从而促使国家间关系正常化或深化国家间关系，以此建立或增强国家互信和认同的过程。也可理解为国家在灾难管理过程中对外的一种选择方式。332
灾难外交是双向的，援助国可以主动对受灾国予以援助和支持，帮助受灾国应对和抵抗灾难。受灾国也可以主动开展灾难外交，呼吁国际援助。这里主要探讨中国作为一个受灾国在灾难外交中角色的转变。1976年，唐山大震发生时，中国拒绝国外援助；1980年，中国遭遇严重水旱灾害，一开始中国谨慎接受援助，但此后又处于停滞状态；1991年，中国华东发生水灾，政府第一次大规模、直接呼吁国际社会救助；2002年，中国与国际社会积极合作共抗“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迅速开展自救，并积极呼吁国际援助，展现了一个对本国人民生命和财产高度负责的大国形象。
地震发生一星期后，中国外交部主动呼吁国际社会向地震灾区提供援助，特别是为大量四川灾民提供临时庇护的帐篷。积极姿态表达了中国从灾难中恢复的信心，展示了中国不畏困难的高昂士气和国家尊严。这种态度也使援助者们乐于通过各种方式予以支持。世界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向灾区捐助大量救灾物资和资金；日本、俄罗斯、韩国、新加坡等国向中国派出了救援队；多个国家向中国提供卫星数据资源，为中国灾情遥感监测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国外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一改以往对中国的偏见，对中国政府的救灾行动给予了大量积极、正面的报道；各国政府或议会领导人及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不同方式向中方表示慰问。此外，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内的多国政要先后访问了灾区。潘基文于5月24日上午抵达汶川县映秀镇，察看灾情，看望受灾民众。他赞扬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抗震救灾中展现的超凡领导能力，表示将尽其所能动员联合国力量帮助中国抗震救灾，重建家园。30日，韩国总统李明博乘机抵达成都，专程赴四川地震灾区慰问。他是第一位访问四川地震灾区的外国元首，体现了中韩两国领导人之间、政府之间和国民之间的多层次信任及友好关系。6月29日上午，美国国务卿赖斯率约六十人的代表团访问了地震重灾区都江堰。
赖斯高度评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应对地震的行动，并且惊叹于地震灾区的恢复和重建速度。此外，英国约克亲王、菲律宾总统阿罗约也对灾区进行了访问。
中国在此次灾难外交过程中取得了巨大胜利。作为受灾国，中国自信、积极接受国际援助，成功地塑造了国家形象并影响着全球公众舆论，向世界展现了一个亲民、开放、自信的中国政府，减少了以往“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同时，中国也通过开展灾难外交增加了国家吸引力，提升了国家软实力，促进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
三、媒体
媒体的积极介入是公共危机管理的关键。一些国家的媒体作为政府危机管理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扮演着政府“危机信息代言人”的重要角色，被誉为“政府危机管理形象的塑造者”。例如，英国重视突发事件中政府与媒体的协作，要求有关机构在平时必须作好准备，把配合媒体作为紧急反应计划的一部分进行讨论和演习，并任命受过专门训练的新闻官员负责媒体事务。日本将媒体视为“政府应对危机的最好朋友”。政府早在1961年制定的《灾害对策基本法》中就明确规定日本广播协会(NHK)属于国家指定的防灾公共机构，从法律上确立了公共电视台在国家防灾体制中的地位。333 在社会突发性危机事件的处理和应对中，各国政府着力构建危机管理者与媒体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使媒体成为传播政府决策的途径、公众获取正确信息的渠道和官民共同解决危机的桥梁。
以往，由于中国政府在处理某些危机时缺乏主动性和适当的透明度，缺乏与媒体的沟通，有时甚至导致境外媒体捕风捉影，乃至恶意宣传和夸张，最终迫使中国政府和媒体事倍功半地在事后进行“消毒”，效果却很差，从而使政府和媒体共同陷入被动。在此次抗震救灾过程中，中国政府与媒体积极互动，确保地震消息准备、及时地向外界传达，做到了信息的公开透明，提升了中国政府与媒体的国际形象。
地震发生后不久，全国人民就从网络、电视、广播、手机等媒体和通讯工具中得知这一消息，同时也了解到党和政府已经同步地紧急部署抗震救灾。5月12日14时46分，新华网发布权威消息，让震中以外的民众顿时对异常情况有了全面了解；15时12分，新华网推出专题《地震应急措施》；同时，新浪网、搜狐网、腾讯网等媒体纷纷设立专题，对震灾情况做最新报告，13日，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开始对救灾活动进行全天直播报道。此外，从5月13日开始，国务院新闻办每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民政部、中国地震局、交通运输部、铁道部、卫生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国防部、武警部队司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电监会等多部门的权威发言人，发布抗震救灾的各方面信息，并接受中外记者提问。
地震信息的及时、公开、透明，既消除了公众恐慌心理，稳定了民心，保持了社会稳定，为抗震救灾提供了实际的支持，同时又获得了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同情，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对突发事件的管理水平。
四、法制保障
为了能够更加快速、高效地保证抗震救灾工作的展开，政府各部门认真研究，出台了多项法律与法规。法律与法规的出台使得救灾工作能够在体系内开展，保障了工作的顺利进行，突显了政府国内治理理念的发展与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