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高要防震主：“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今天看来，范蠡的这句话真实而形象地道出了那些强权者当皇帝、坐江山的“天机”。正所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强权是强权者的座右铭。
★教训10：竹篮打水一场空——里克伏剑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谋臣总把小聪明当做大聪明，站在历史的前沿阵地指手画脚，却不知自古成王成帝者都是过河拆桥者，他们只顾及自己的王位，一旦王位在坐，哪管你的拼死拼活。
晋献公二十六年夏，献公病重，临死时，将年少的儿子奚齐托付给老臣苟息，并且任命他为宰相，主持国政，辅佐少主。
晋卿里克在先前献公逼死太子申生，逼走公子重耳、夷吾时，为了避祸保身，一直采取中立的立场。这回献公一死，里克无所顾忌，他与邳郑一起，召集原属申生、重耳、夷吾的党羽，策划了废掉奚齐、拥立重耳的阴谋。他先劝说宰相苟息改变立场，但荀息执意不肯违背献公托孤时自己立下的誓言，他便不再理会苟息，而在献公停尸的地方杀掉奚齐。荀息下葬了献公后，拥立奚齐的弟弟悼子为君，里克又在朝上把悼子杀死，荀息无奈只得以身殉死。
晋国的君位空出后，里克和邳郑派屠岸夷去翟对重耳说：“现在国内形势混乱，百姓不安，正是坐江山收民心的时候，您何不归国呢？如您回国即位，我们为您开道。”重耳征求咎犯的意见，咎犯以为时机不成熟，重耳便拒绝屠岸夷道：“我违背父命，出逃在外；父亲去世，又不能谨守孝道，侍丧亡父身边。我怎敢回国即位！大夫还是拥立先父其他的儿子吧。”
此时，客居于梁的夷吾极想回国即位，里克派人去迎请他时，他马上就想答应下来，但他的部下吕省、谷芮劝他道：“现在国内还有可以拥立的其他公子，但里克却派人来国外找您，这不能不叫人怀疑。看来非得凭借秦国的势力回国不可，否则恐怕有些危险。”夷吾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一方面派谷芮去贿赂秦国，约好如得秦国的帮助回国即位，就把晋国的河西之地送给秦国；另一方面又写信给里克说：“如果真能即位，我就把汾阳的一百万亩田地封给您。”于是，秦穆公便发兵护送夷吾归国，齐桓公听得晋国内部动乱，也率领诸侯去晋国；秦、齐诸国共送夷吾至晋后，里克等人就拥立他为君主，这就是晋惠公。
晋惠公即位后，不想实践自己的诺言，他派邳郑前往秦国，婉转地说道：“当初我许诺把河西之地奉送给您，而今有幸归国得以即位。言及土地事时，大臣们都说：‘土地是先君的，您逃亡在外，有什么权力擅自决定把土地送给秦国？’我据理力争，但无法改变他们的意见，所以现在只好向您道歉。”至于对给里克汾阳田地之事，晋惠公压根儿再没提过。不仅如此，他还剥夺了里克的实权。想到重耳还在国外，惠公对已无权力的里克还是放心不下，总是担心他会像对待奚齐、悼子那样对自己下杀手，于是决定赐里克自杀。他仿佛有些不得已似的对里克说道：“如果没有您的帮助，我也当不上君主。虽然如此，但您到底是杀了两位君主和一位大夫，现在做您的君主，实在令人为难啊！”
里克愤然说道：“不废掉旧有的势力，您如何能够继承君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您居然说出这种话来，我俯首听命就是。”说完便伏剑而死。
晋国老百姓都知道这件事，他们编了一首顺口溜道：“坏人受了坏人的骗，到底未得他的田；骗子受了骗子的欺，终究未得他的地。得到国家的何其贪，将来难免遇大难；未得田的不警醒，祸乱跟着脚底生。”
以史为鉴：
“坏人受了坏人的骗，到底未得他的田”，不仅如此。还搭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里克伏剑的故事给了我们太多思索的空间。现实生活也一样，在和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地去巴结讨好，否则，别人一旦得势反而会误了自己的“卿卿性命”。
★教训11：强国愚民被腰斩——商鞅惨死
商鞅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涉及秦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当然不会是一蹴而就的。据说商鞅前后两次大规模颁布变法的法令，一次是在公元前359年或前356年，一次是在公元前350年，前后相隔十年。而商鞅的官位也从左庶长上升为大良造。
大良造本是由貴族担任的辅佐国君的要职，自从商鞅担任此职后，就变成了秦国真正意义上的宰相。而与关东各国的宰相名称相同的“相国”一职，则是在秦武王时代才正式设立的。
改革当然会遇到阻力，这些阻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平民百姓，二是世袭贵族。平民百姓并非不愿意变更旧法，但他们更希望生活安定，不知道商鞅颁布的新法能够持续多久，如果三天两头变更，朝令夕改，再好的法令也不会给百姓带来好处，只能使他们无所适从。
为了取得百姓的信任，商鞅制定好了新法，在颁布执行前先搞了一个试验。他找了根三丈长的大木头立在国都雍城的南门，招募民众，许诺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去北门，就赏赐给他“十金”。当时所谓的金，并非真正的黄金，而是指铜，铜可以用来铸钱，可以做高级器皿，更可以铸造工具和武器，在当时的价值和后世的黄金不相上下。
商鞅所以这样做，就是要向百姓表明，商鞅讲话是算数的，不会欺骗群众。他说要变法，那就一定会变法，法令颁布后就不会轻易修改，经过了这次试验以后，商鞅才开始正式颁布他的改革法令。
新法颁布下去以后不久，都城中很多人都跑去商鞅那里，表示说：“这些新法太严苛了，对百姓来说太不方便了。”可想而知，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居住在都城中，能够见到高官商鞅，并且敢去发表自己意见的，不是贵族也是上层平民，而不会有普通百姓掺杂在其中。这些人的后台是在秦国掌握权势的世袭贵族，他们看到商鞅的态度很坚决，没有转还的余地，又看到秦孝公完全支持商鞅的变法措施，于是就怂恿着太子驷故意去触犯新法，想给商鞅来个难堪。
奖励军功，压抑贵族，这些措施肯定是会使贵族们跳脚的，他们很想看看碰上国君的太子，也就是未来的国君触犯了法令，商鞅将会怎样处置。处罚太子吗？那是不可能的，孝公绝对不会答应；放过太子吗？则商鞅的威信就会下降，他说的话再没人肯信，变法也就会不了了之了。
商鞅知道此事后，毫不客气地禀报孝公说：“新法所以不能广为推行，是因为在上位者不肯遵守。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不能随意处置，但可以惩罚太子身边的人，都是因为他们没有教育好太子，才会闹出事来。”于是派人逮捕了太子的师傅公子虔，狠狠打了一顿板子，又捉住另一位老师公孙贾，施以“黥刑”。 所谓“黥刑”，就是在脸上刺字，一辈子也抹不去，成为永久性耻辱的标志，对于当时的贵族士大夫来说，这比杀了他更狠，让他从此抬不起头来。这两个人的氏不是“公子”就是“公孙”，可见都是与秦君有血缘关系的世袭贵族，商鞅拿他们开刀，也是想要杀鸡儆猴，给所有贵族们一个严厉的警告。
据说经过这两件事情，既安定了百姓之心，又警告了世袭贵族，新法终于得以顺利地推行下去了。新法执行了十年，史书上记载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那些最初说新法不便于民的人纷纷跑来恭贺商鞅，说：“您做得对，新法真是好东西，对老百姓和国家都太有利了。”商鞅冷笑着说：“这些都是故意捣乱的家伙。”下令把他们流放到边远地区去。
当然，守旧势力是不会就此罢休的，大约在公元前342年前后，公子虔再次跳了出来，违犯新法。这次商鞅更不会轻饶他，将其处以“劓刑”，也就是割掉了他的鼻子。
商鞅伐魏
商鞅身为秦国的宰相，虽然居如此高位，他也并不因此把自己排除在新法之外，他必须建立军功，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地位更为稳固，也使反对他的人无话可说，没碴可找。他是公元前356年就任大良造的，三年以后，爆发了“桂陵之战”，齐将田忌、孙膑大败魏将庞涓，楚国也趁机派景舍进攻魏国，占领了大片土地。于是商鞅对秦孝公说：“时机到了，咱们应该立刻出兵伐魏。”
商鞅的建议是：“秦国和魏国距离很近，土地相连，乃是心腹大患，终不是秦国灭亡魏国，就是魏国灭亡秦国。为什么呢？魏国的都城在安邑(在今山西省夏县西北)，与秦国隔着黄河相望，东面是开阔的平原它力量强大了就可以渡河攻秦，力量薄弱的时候也可以进攻东方诸
赵良这样说，大概当时商鞅因为大权在握而变得非常骄傲(虽然他和赵良的对话倒是挺恭敬的)，认为秦国的政务都必须我说了算，认为我的权柄和地位无可摇撼，所以赵良说他无法长寿，满招损，谦受益，这样下去，迟早会招来祸患。可是赵良下面的话就有点不像样了，他说：“公子虔闭门不出已经八年了，公子贾等人也对你满怀怨恨。《诗经》上说：‘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你的统治根本就不得人心啊！想想看，每当你出门的时候，后面都必须跟随十辆副车，上面装着武器，用力气大、武艺高的人陪伴你乘车，这些条件不具备，你都不敢出门。《书经》上说：‘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你这种状况危如晨露，随时都可能消逝，怎可期望长寿呢？你不如把封地还给国君，自己隐居起来，同时劝说秦君提拔人才，养老爱孤，教育百姓尊敬父兄，尊重有德行的人，这样你才可能生存下去。你现在贪图於商之地的富庶，贪图高官显爵，导致百姓人人怨恨，一旦秦君不在了，你还可能长保富贵吗？”
赵良分明是和贵族们一鼻孑出气，他认为商鞅打击旧贵族势力，惩罚公子虔、公孙贾他们就是“失人”，认为连百姓都会怨恨商鞅。传统史家也都认为商鞅改革速度太快了，手段太严苛了，应该对原本支撑秦国的旧贵族作一定妥协，如果这样，他就不会落个最终被车裂于市的下场。
这种想法其实是很不合乎时宜的。改革必然会触怒既得利益者，不管你改快，改慢，做多大程度的妥协，这些既得利益者都不会放过你，在他们看来，一切遵循旧法，毫无变更才是最好的政治。所谓改革速度不应过快，那是为怕引起社会的动荡，引发百姓的疑惑，而不是一定要向旧贵族做妥协，做让步。从史料记载来看，商鞅在秦国的改革并没有引起什么社会动荡，百姓们又怎会痛恨他呢？
事实上商鞅变法最大的弊端不在于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而在于这利益损害得还不够，不在于处旧贵族以重刑，而在于没把他们都杀干净。商鞅很快就会因为自己的心慈手软而尝到恶果的。
赵良最后提出的建议完全是个馊主意，商鞅如果交出权力，真的去隐居了，旧贵族即日就会发起反扑，他连秦国都城都逃不出去就会被杀，根本不可能安享天年。历来的政治斗争都是如此，像范蠡、张良之类功成身退的例子所以被千古传唱，就因为实在太罕见了，并非是个人就能学样的。后来还有人劝曹操放权去隐居，被曹操一口回绝了，曹操说：“我就怕自己离开军队会被人所害。一方面为了子孙考虑，一方面我若失败则国家就危险了，因此不能为了贪慕高士的虚名而招来实际的祸患！”
所以商鞅听了赵良那番话，只是冷冷一笑，并没有按照赵良所说的去做。应该说，商鞅其后的身遭惨祸，确实是由其本人性格及所施行的法令而导致的，但和赵良所言，根本不是一码事。
悲剧收场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了，太子驷继位，就是秦惠文王。商鞅的后台突然之间倒塌。公子虔之流立刻就跳了出来，指使人诬告商鞅谋反，惠文王本来就不喜欢商鞅，而且自己以前犯罪差点就落在商鞅手上，全靠两个师傅帮忙顶罪才全身而退，因此他立刻下诏逮捕商鞅。
商鞅预先得到了消息，匆忙逃出成阳，跑到函谷关口。此时天色已黑，他打算先寄宿一宿，明天一早就出关去，逃往别国，没想到旅店主人因为不认识他，所以不肯收留，说：“按照商君所订的法令，如果我收留了没有通行证明的客人，是要连坐被判刑的。”据说商鞅仰天长叹：“呀，没有想到我所订立的秦法竟然还有如此弊端！”
这则小故事记载在《史记》中，行文的笔法正说明司马迁并不喜欢商鞅，他在其后的“太史公日”中就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其实旅店主人就算认识商鞅，也未必敢于收留他，因为商鞅所订立的秦法是无私的，一切都由国法所规定，不因人的身份地位高下而有所区别，按照法律，即便商鞅没有遭到秦惠文王的追捕，他不携带通行证明，照样哪里都不能住。而商鞅最后慨叹秦法的弊端，恐怕只是在哀伤自己的命运不济。认法不认人，又有何弊端可言？
况且，商鞅虽然没有住进旅店，照样还是出了函谷关，说他没有携带通行证明，恐怕不确，这个故事很可能是后人编造出来的。总之，商鞅离开秦国，想要逃到魏国去，但魏人早就对他恨之入骨，坚持不肯接纳。商鞅想要通过魏国跑到别国去，魏国人认为：“商君是秦国的罪犯，现在秦国正强盛，他们的罪犯经过魏国逃亡，是会触怒秦人的。”于是把商鞅又赶回了秦国。
商鞅没有办法，只好逃回自己的封地於商，召集部属，发兵去攻打郑国。至于他是想杀开一条血路，跑到别国去呢，还是想占据郑国以自立，那就没有人知道了。
没有国君的命令，擅自发兵攻打他国，这其实就是新法中所明令禁止的“私斗”。商鞅自己破坏了新法，被迫展开“私斗”，立刻就被旧贵族抓住了把柄，惠文王正式发兵进攻商鞅的军队，在郑国境内的渑池交了一仗，商鞅兵败被杀。即便如此，旧贵族们还觉得不够解恨，于是就把商鞅的尸体载运回来，在成阳施以车裂之刑。惠文王宣告说：“这是一个教训，看以后谁还敢像商鞅一般谋反作乱！”
其实商鞅根本没有谋反，他既没有割据於商，抵抗秦军，也没有攻陷任何秦国的城池，只是拉着队伍想杀到外国去，保自己一条活命而已。
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变革秦法，使得秦国日益富强．惠文王虽然杀了商鞅，也并没有把法令再改变回来，此后的秦国就沿着商鞅所设定的道路逐步走向富强。这说明，要说秦人皆恨商鞅，那是不对的，痛恨商鞅的只是公子虔等旧贵族而已。然而商鞅极大地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甚至残害公子虔、公孙贾等人的肉体，却依旧饶过他们一命，除恶不尽，这才会反受所害。照理说，他应该想到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旦孝公去世，太子驷登基，很可能听信公子虔等人的谗言谋害自己，别人且不去说，这些围绕在太子身边的旧贵族，必须尽数铲除，才能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和新法的不被倾覆呀！
以史为鉴：
商鞅的新法固然有强国的一面，却也有愚民的一面，老百姓从此就被限定在“耕”、“战”这两个字上，除了种地和打仗，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管，只要老老实实在新法的条条框框里生存而非生活就行了。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再闹什么纷争，谁死谁活，和老百姓全都没有关系，所以商鞅之死，秦人并不哀伤，这对于商鞅本人来说，就更增添了浓厚的悲剧色彩。商鞅之死，虽是悲剧，却也是活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