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段正面回答“本朝百年无事”之因，历叙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之事。其中太祖是开国皇帝，作为重点详加论述分析，对太祖的颂扬，涉及其知人善任及除苛赋、止虐刑、废藩镇、诛贪吏等政治措施，“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的施政原则。而太宗、真宗，仅以“聪武”“谦仁”一语带过；仁宗、英宗，则径曰“无有逸德”，为下一段专论仁宗朝预留地步。
第三大段专门议论仁宗朝代各种政治措施及其成效，以回答“无事”的原因。此段笔墨加重，不是因为“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而是此时正是宋王朝从繁荣太平到积弊丛生、危机日深的转折期，而王安石又亲历了仁宗朝的“施为本末”，对情况了解得相当全面透彻，因而通过对仁宗朝“无事”表象的深入剖析，正可揭示仁宗在任用将帅官吏方面的失误和太平繁荣表象下的危机，从而提出自己变革的主张。此段采用先总提、后分论的形式，逐一阐述“刑平而公之效”，“赏重而信之效”，“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之效”，“因任众人之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之效”，“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悫，终始如一之效”。总的来说，还是对仁宗在位期间施政的颂扬，批评与揭露是次要的。
在前文作了充分铺垫以后，作者在第四段才掉转笔锋，纵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看似有所离题，实则是在仁宗朝情况的论述中，已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无事”表象下的“有事”，“安逸蕃息”表象下的积弱，太平繁荣表象下的危机。因此这一段顺势对“累世因循末俗之弊”作集中的揭露，细数十大流弊，可谓是顺理成章。这些积弊，虽是百年来渐进形成的，但在位时间最长的仁宗统治时期，却是上述弊端加深加重的关键时期。对仁宗朝积弊深入揭露后，末段顺理成章提出“人事之不可怠终”，“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呼吁立刻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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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在《文则》中评本文：“文简而理周，斯得其简也。”
伯夷
事有出于千世之前，圣贤辩之甚详而明，然后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见独识，遂以为说，既失其本，而学士大夫共守之不为变者，盖有之矣，伯夷是已。
夫伯夷①，古之论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辩之反复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旧恶，求仁而得仁，饿于首阳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恶人之朝，避纣居北海②之滨，目不视恶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师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饿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号为圣人耳。然则司马迁以为武王伐纣，伯夷叩马而谏，天下宗周，而耻之，义不食周粟而为《采薇之歌》，韩子因之，亦为之颂，以为微二子③，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是大不然也。
夫商衰而纣以不仁残天下，天下孰不病纣？而尤者，伯夷也。尝与太公④闻西伯⑤善养老，则欲往归焉。当是之时，欲夷纣者，二人之心岂有异邪？及武王一奋，太公相之，遂出元元⑥于涂炭之中，伯夷乃不与，何哉？盖二老，所谓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余，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滨而趋文王之都，计亦数千里之远，文王之兴以至武王之世，岁亦不下十数，岂伯夷欲归西伯而志不遂，乃死于北海邪？抑来而死于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
且武王倡大义于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独以为非，岂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与不仁也。纣之为君，不仁也；武王之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纣，以待仁而后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则伯夷何处乎？余故曰圣贤辩之甚明，而后世偏见独识者之失其本也。呜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时，其烈岂减太公哉！
【注】
①伯夷：商末孤竹君长子，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他死后，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以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齐亦不肯立，亦逃之。②北海：指渤海。③二子：指伯夷及其弟叔齐。④太公：即太公望，姓姜，名尚，字子牙。⑤西伯：西伯侯姬昌。⑥元元：百姓，平民。
自从司马迁写了《史记·伯夷列传》以后，世人都奉伯夷为清高的遗老和高士。但王安石的这篇文章，却一反传统看法，对伯夷的为人提出了质疑和自己的看法，表现了他不拘于传统成见的精神和敢于质疑的处事态度。
文章第一句单独为一段，用一个超长句提出问题，树起了批判的靶子。他认为有的事发生在千世之前，圣贤原已讲得很清楚，但后人“不深考之”，以自己的“偏见独识”立说，使事情失其本来面目；其后的学士大夫又守偏见而不变，伯夷的事就是典型。其中提到的“后世不深考”者，指司马迁的《史记·伯夷列传》；而“学士大夫”则是指韩愈一类人。
接着，引述孔子、孟子有关伯夷的议论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引孔子之论，主要着眼于“求仁而得仁”，而对“饿于首阳之下，逸民也”之论则不加置评；引孟子之说，则主要着眼于“非其君不事，不立恶人之朝，避纣居北海之滨”，并将孔、孟的上述评论联系起来，加以综合，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饿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号为圣人耳。”对司马迁、韩愈之说作指名道姓的严厉批评。
第三段依据孔孟的“求仁”“避纣”之论进一步推论，用时代更早、更权威的圣贤之论来批驳后世的“偏见独识”，理足气盛，故直斥之为“大不然”。先指出纣不仁，但伯夷却避纣，与吕望皆闻西伯善养老而往归之，从而得出伯夷“欲夷纣”的心愿与吕望无异。既然如此，他就不可能在武王伐纣时叩马而谏，认为这是“以臣弑君”“以暴易暴”，并于后来义不食周粟而饿死。从而否定司马迁的上述记载，也否定韩愈的“乱臣贼子”之说。
文末一段结构尤妙，一改前文批判论调，而是反过来推论，使得论证更加严密谨慎。武王倡伐纣之大义，太公辅佐而成就大业，“夷纣”之心与吕望无异的伯夷不可能以之为非而加以劝阻反对。这里主要抓住仁与不仁作文章，辩驳振振有词，显得理直气壮，义正词严。最后照应篇首，重申自己的观点：“圣贤辩之甚明，而后世偏见独识者之失其本也。”并感慨系之，补上一句自己的推想加以强调说：“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时，其烈岂减太公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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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在《唐宋八家文钞》卷三十中说本文“简而能庄，字字着力”。
材论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众，患上之人①不欲其众②；不患士之不欲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众、不使其为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③者，以为吾之位可以去辱绝危，终身无天下之患，材之得失无补于治乱之数④，故偃然⑤肆吾之志，而卒入于败乱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谓吾之爵禄贵富足以诱天下之士，荣辱忧戚在我，是吾可以坐骄⑥天下之士，而其将无不趋我者，则亦卒入于败乱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养育取用之道，而然⑦以为天下实无材，则亦卒入于败乱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为患则同，然而用心善而犹可以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盖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⑧未知其故也。
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异于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此其所以异于人者也。故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审用之，则虽抱皋、夔、稷、契⑨之智，且不能自异于众，况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异能于其身，犹锥之在囊⑩，其末立见，故未有有其实而不可见者也。”此徒有见于锥之在囊，而固未睹夫马之在厩也。驽骥杂处{11}，饮水食刍，嘶鸣蹄啮{12}，求其所以异者，蔑矣。及其引重车，取夷路，不屡策，不烦御，一顿其辔{13}而千里已至矣。当是之时，使驽马并驱，则虽倾轮绝勒{14}，败筋伤骨，不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后骐骥褭与驽骀{15}别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为天下无材，尽其道以求而试之耳。试之之道，在当其所能而已。
夫南越之脩簳{16}，镞以百炼之精金，羽以秋鹗之劲翮{17}，加强驽之上而{18}之千步之外，虽有犀兕{19}之捍，无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决胜觌武{20}之所宝也。然而不知其所宜用，而以敲扑，则无以异于朽槁之挺也。是知虽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于是铢量其能而审处之，使大者小者、长者短者、强者弱者无不适其任者焉。其如是则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奋其所知以效小事，况其贤能智力卓荦者乎？呜呼！后之在位者，盖未尝求其说而试之以实也，而坐曰天下果无材，亦未之思而已矣。
或曰：古之人于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独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因天下法度未立之先，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则能复先生之法度。能复先王之法度，则天下之小事无不如先王时矣，况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独言求而用之之道也。
噫！今天下盖尝患无材。吾闻之，六国合从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21}谏诤之佐来。此数辈者，方此数君未出之时，盖未尝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今亦患上之不求之、不用之耳。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者，吾不信也。
【注】
①上之人：泛指位居高层的统治者，此处指皇帝。②不欲其众：不希望人才众多。③蔽：遮挡，蒙蔽。这里引申为偏见。④数：旧指气数，即命运。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人才的得失，对国家治乱的命运无所补益、不起作用。⑤偃（yǎn演）然：安乐的样子。⑥坐骄：安然不动，傲视天下。⑦（xǐ洗）然：担心害怕的样子。⑧特：但，只不过。⑨皋（gǎo高）：皋陶（yáo姚），姓偃，相传曾被舜帝任为管刑法的官。夔（kuí奎）：舜时期的乐官。稷：是历山氏之子，名农，能种植百谷。为五谷之神。契（xiè泻）：相传是舜的大臣，主管教化。为商朝的祖先。⑩锥之在囊：比喻有杰出才能的人士是不会被埋没的，就像放在口袋里的锥子一样，马上会露出尖端来。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囊，口袋。{11}驽（nú奴）：劣马。骥（jì记）：千里马，常以之比喻杰出的人才。{12}啮（niè聂）：咬。{13}一顿其辔（pèi佩）：一拉马缰绳。{14}倾轮绝勒：车轮歪斜，马缰绳勒断了。{15}褭（yǎoniǎo咬鸟）：骏马名。驽骀（tái台）：能力低下的劣马。比喻才能平庸。{16}脩簳（gǎn杆）：长的箭。{17}劲翮（hé河）：坚硬的翎管，可造箭尾。{18}（kuò扩）：张满弩弓。{19}犀兕（xīsì西四）：像野牛似的猛兽。犀牛有二角，兕是雌性的犀牛，只有一只角。{20}觌（dí迪）武：以武力相见，即打仗的意思。{21}谟（mó模）谋：计策，谋略。
《材论》是一篇驳论型的论说文，作于嘉祐年间。从题目即可看出，这是一篇专讲人才问题的专论。王安石认为改革弊政的关键问题在于人才，因此，他在文中对人才的重要性和选拔、使用人才的方法，作了相当精辟的论述。有很强的针对性，有的放矢，批驳有力，深刻阐明了有关人才的重大社会问题，表达了“索天下之才而用之”的政治改革家的宏图大略。本文可以说是王安石改革图新的“招贤书”。
作者在文章伊始便喊出：“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众，患上之人不欲其众；不患士之不欲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语气何其坚定！论点何其鲜明！“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把人才问题提高到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是治国的极端重要的大事。然而，“上之人”，即上层的统治者，“不欲其众、不使其为”这种社会弊病是怎么形成的？对此，作者尖锐地指出当今在人才问题上存在的“三蔽”，即三种偏见，三种错误观点，并一一加以批驳。
作者在列举了人才问题的三种偏见的同时，还概括出其共同的危害性是“卒人于败乱危辱”，这一结论真是振聋发聩，发人深省。还与前边“失之则亡以辱”相呼应，再一次有力地论证了人才对于国家生死存亡的极端重要性。但在进一步的深入分析与批驳中，作者并没有对三种偏见平均用力去批驳，而把重点放在第三种偏见上，“用心非不善”“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持这种偏见的人，其主观上不是不想用天下人才，而是糊涂无知，不懂选用天下人才之道。这是因为持前两种偏见者自视位高、财足，认为人才得失与国家治乱无关的谬论，容易被识破，不需赘述。而第三种人之偏见，作者认为“犹可以论其失者”，是本文重点批驳的内容。
在对人才的重要性定位，并对选拔和使用人才的原则、方法作出深刻精辟的论述以后，作者意犹未尽，再一次以义正词严的口气说：“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者，吾不信也”。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看法，气势磅礴，自然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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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说：“王是政治家，所作以精悍胜人”。
太古①
太古之人不与禽兽朋②也几何？圣人恶之也，制作③焉以别之。下而戾④于后世，侈裳衣⑤，壮宫室⑥，隆耳目之观⑦，以嚣⑧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皆不得其所当然，仁义不足泽其性，礼乐不足锢⑨其情，刑政不足网⑩其恶，荡然复与禽兽朋矣。圣人不作，昧者不识所以化之之术，顾引而归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万世，圣人恶用{11}制作于其间？必制作于其间，为太古之不可行也。顾欲引而归之，是去禽兽而之禽兽，奚{12}补于化哉？吾以为识治乱者{13}，当言所以化之之术。曰归之太古，非愚则诬。
【注】
①太古：远古，上古。②与禽兽朋：与禽兽为伍，意谓人们的不开化与禽兽相近。③制作：此处指制作房屋、衣服、礼乐等。④戾（lì立）：至，到。⑤侈裳衣：使人的衣裳穿得奢侈华丽。侈，奢侈。裳衣，即衣裳。⑥壮宫室：使人住的宫殿建得很壮丽。⑦隆耳目主观：使人的视觉听觉、得到尽情享受。隆，隆盛，兴盛。⑧嚣：喧嚣，此处里有炫耀之意。⑨锢：禁锢，控制。⑩网：网罗，束缚，防范。{11}恶用：何用。{12}奚（xī夕）：何。{13}识治乱者：明白治乱之理的当权者。识，指明白、明了。
熙宁元年（1068）四月，担任“知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军府事”的王安石奉宋神宗赵顼诏至京师越次入对。皇帝问：“为治何先？”答曰：“择术为先。”这里的“术”就是“变法”，就是用新的观点和方法，以改变朝廷上下陈旧的政治理念和思想道德观点，借以逐步改变当时积贫积弱的局面，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本文不足两百字，写于“入对”两年后，即熙宁三年，跟“越次入对”的基本观点相似，是一篇言简意赅的说理小品。
本文中作者高屋见瓴，以十分精练的语言，将我国社会进化史概括为三个阶段。一是太古时期，人与禽兽野处杂居，生活在一起，为“朋”共处，各方面的生存条件十分简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还谈不上丰富。二是漫长的阶级社会。物质生活大大提高，也有了国家社会制度和礼乐规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逐渐丰富、升华、精致化，然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伦常往往受到破坏，仁义、礼乐、刑政、教化等等无法禁锢，人性越来越堕落，似乎又回到与“禽兽朋”的境地。这也是作者最为痛心、忧虑的，希望能彻底改变的状况。三是回到理想社会。这种社会的具体情况，由于实际还没有出现，文中也含混朦胧，仅仅是一笔带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