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终于轮到我来对各位道谢了，我不用说明自己是多么地期待这个机会：只是，在这个切身的时刻里，我反而担心自己会词不达意，因为，一个天生不擅言辞的人是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所有的作家都属于天生不擅言辞的一类；作家和演讲家不仅不一样，并且还站在相反的立场，因为他们的功业与效用是由不同的途径进行的。特别是一个有自觉的作家，习惯了文学性的表达，而又不能免于临场的、简短的谈话时，终难免要出很多纰漏，这种纰漏，只有伶牙俐嘴的演讲家才能免除。而我现在的情况更复杂了——我没有料到贵国会赐给我这份响亮的名誉，更没料到各位会为我安排这个壮观得让我心慌的盛典！不巧的是，我有个史诗性的、而非戏剧性的生命，为了生命和艺术韵律的平稳，我希望自己的心绪能常常笃定着；现在，如果这个戏剧性的火花已经由我北方的邻国所撞开，并波及我平稳的生命与艺术韵律，因而使我的修辞能力降到平常的极限以下，那就更无可奈何了。
自从皇家学院宣布这个决定以来，我整个人陶醉在神思恍惚的狂喜中，我无法说出它对我的心灵有多大的震撼；最好，我用歌德朗诵给爱神丘比特听的一句美妙的情诗来说明比较贴切，这句诗便是：“Du hast mir mein Gerat rerstellt und Verschoben”，所以说，诺贝尔奖已经在我史诗性的生命中掺入了戏剧性的成分一原谅我拿诺贝尔奖和平静生活中的激越行为相提并论，但我确信这样做不会太冒失。
然而，一个艺术家要放胆地去接受一份像我现在所获得的荣誉并不简单；通常，一个不流俗又能自我要求的作家在这种情况下是难免会惶恐的；面对这种尴尬的处境，我以为只有排除个人立场来考虑才是上策，也才能叫人稍稍释怀。歌德一度自负地认为：“只有下三流的人才会谦虚。”当然，这是一个大人物想摆脱虚伪的道德镣铐时所宣泄的诳语。不过，我敢对大家说，这句诳语并不全然正确；谦虚是含有智慧和学问的，以目前我所获得的荣誉而感到傲慢和自满的人是不够明智的。我呕心沥血，才有机会从我的邻国得到这份国际驰名的大奖，你可知道，由于我，敝国的人民今天几乎要达到欢腾的高潮！
经过这么多年，诺贝尔奖再度颁给德国，尤其是颁给德国散文体的作品，这表示了我常常被误解和伤害的祖国已经为人世的爱心所接受；对于这件事，我的感受是复杂的。
我用不着再进一步去揣测这份爱心的意义。十五年来，德国的思想和艺术，在身心都优裕的条件下并没有什么伟大的成就，在安逸的环境里，没有任何工作会有成就的；尤其是思想与文化，原来就得生长在全面强烈的、悲怆的、离乱的痛苦中。在东方和俄国都陷入剧变的时候，德国却维护了西方和欧洲文化形体的尊严；就欧洲人来说，形体不正是荣誉的重点吗？
我很欣赏新教徒直接和上帝沟通的方式，可惜，我不是新教徒，我的习俗和各位在场的朋友一样。然而，我私下喜欢一位名叫巴斯羡的圣徒，这个圣徒正被四面八方来的矢石刀剑所伤害，但在险境中依然含笑——“神就在你受难的时候接近你。”这是巴斯羡所代表的英雄风范。这个风范也许粗糙了一点，但我还是禁不住要为德国的文化和艺术寻找回来，并且，我还认为诺贝尔奖颁给德国文学是在精神上赋予德国这个崇高的英雄风范。德国曾经在诗的创作上实现了这种风范，也保存了国家的荣誉；政治上维持统一，不让它流于可悲的无政府状态；精神上结合了东方的苦难哲学和西方的形体原则，以便从痛苦中去创造出美感。
在基金会决定颁奖给我以后，我就告诉过最先几位来找我的代表，说我能从北方的邻国中获得这份荣誉是多么高兴和感动。作为一个留培克的子弟，我从小就养成很多和斯堪地那维亚地方相似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作家，我对北欧的思想氛围有很多爱慕之心。年轻的时候，我的小说里甚至有一位青年像托尼欧·克罗格一样，他将北欧和南欧的特性那么富于创造性而又耐人寻味的结合起来。小说人物里的南欧气息，意味着实质上的感官、思想进取以及冷静的艺术热情，另一方面，北欧的气息却代表心灵的、中产阶级的故乡、根深蒂固的情感和亲切温馨的人性。现在，这个心灵之乡的北欧，在这场光辉的盛典上拥抱着我：有生以来，这真是一个最美丽又有意义的日子、一个生命中真正的节度，就像瑞典人所说的“欢欣的时刻”——请原谅我把这句话用得这么笨拙。
最后，请容许我和各位一起对基金会致谢和祝福，为了它对全世界有那么重大的恩泽，连今天的盛会都承自它的德意。按照贵国的优良习俗，请和我一道再为诺贝尔基金会表示最高、最虔诚的拥护和欢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