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有趣的题目。对于每一个立志在农村题材创作实践中显显身手的文学作者来说，这又是一个十分严肃和必须认真对待的课题。
描绘一幅又一幅变革中的农村真实的生活画面，忠实地追踪这一场历史性变革中的巨人的艰辛足迹，并以饱满的激情去艺术地表现，是我们的职责，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在农村这幅大的时代背景下，题材天地异常广阔。
也许，正面而又深刻地描绘这场变革(包括它的历史渊源及其走向)还为时尚早，但这是不能回避也不容回避的重大题材。如果在这样的时候还缺乏“敏感”，是说不过去的了。我们的头脑应该清醒，积极做好创作前的准备，是当前迫切的任务。说实在的，我们对于这场正在进行着的改革，就其真实的内容、多样的形式、复杂的矛盾了解多少？粗线条的了解，细枝末节的研究，宏观的，微观的，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文化的，从政权体制到家庭结构，从人情世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到每个社会地位不同、年龄性别不同、性格经历各异的人们的心理变化的真实历程，我们了解多少？甚少甚少！既然对新的生活了解不多，就很难说认识得深刻与准确。面对错综纷纭的新情况新问题，目前确实有不少认识上的矛盾摆在我们面前，如“道德观”与“历史观”的矛盾，“先富”与“同富”的矛盾，“物质富”与“精神富”的矛盾，等等。肯定地说，我们某些方面的认识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我们也懂得：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同以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一样，仍然离不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的矛盾，仍然需要在科学地认识和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中前进；那么，当我们面对这新旧杂陈、新旧交替、变化急剧的农村生活，当我们发现自己头脑里确已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历史观”与“道德观”的冲突时，我们就应该而且必须做到使“感情”统一于理智，对我们某些固有的“道德观”和审美观点作一定程度的调整或修正，以服从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准确地认识和把握飞速前进着的农村现实。不然，怎么办呢？在“四害”横行的年月里，为农村的贫困、农民的饥寒而忧虑、而痛心疾首，并为之奔走呼号的同志，理应为今天的农村逐渐富裕起来和农民脸上去除了愁容而初露的笑靥而感到欢欣鼓舞；我们没有理由、因而也毫无必要担心富裕起来的农民会失去对社会主义的信赖。农民是热爱共产党的，他们深知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什么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农业？农民正以自己的实践在不停地探索和回答着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去了解和熟悉。至于富了以后是不是就解决了一切问题呢？有钱就有一切么？正如有的作品宣传的那样，有了钱的农民个个都如天使般的纯洁，这种作品把过去“高、大、全”的公式套在今天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的那一部分农民身上，当然失之浅薄。另外，有的作品以一种曾经使农民难以起步的旧的说教来警告今天的农民，强调富了必然带来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自私自利、剥削他人等不符合道德原则的东西，似乎平均主义成了一种美好的目标，这是不了解历史，不了解生活，姑且称之为“书生之见”吧。这里，我不想引用调查得来的可靠数字(虽然数字也是足以说明问题的)，我只想说，在富裕起来的农民中，有不道德或违法乱纪行为者，是极少数，而且这极少数人的行为多半是属于个人品质的问题，绝非因为富裕的缘故。那些问题，不仅富了有，穷也有的。什么才是道德的呢？道德的力量在于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有助于推动生产力发展。“大锅饭”看起来是道德的，人人都有吃，不管是否吃得饱，可是“大锅饭”阻碍了历史的进程，难道不是惨痛的事实么？
触及八十年代农村生活题材，首先横在面前的就是诸如此类的矛盾。然而这种种矛盾只是作者自己的，还不是生活本身的，生活本身还有其更为复杂的矛盾。但是，作者的认识问题不解决，就很难正确地去揭示生活中的诸种矛盾。或者看不见，或者看见了绕道走，或者做出歪曲现实的描写。这不是一般的认识上的问题，解决起来是会有困难的，有反复的，甚至很痛苦：要割掉某些几十年形成的观念，需得从对生活的了解和理论学习两方面来解决。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如果某人满意于现实，他就没有变革的思想。”我们读《怎么办？》时，深深感到作品中渗透着变革现实的思想，虽然那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我们今天的现实是，变革现实的理想已成为亿万人民的社会实践了。如果我们远离这一社会实践，或根本没有变革现实的兴趣，那么，我们今天在农村题材这个领域里，将不可能写出“上乘”之作，将无颜以对乡村父老。
在变革农村现实这一宏大的斗争环境中，有着异常丰富的写作题材。不应该对“写改革”作简单化的理解，而停止于对生活的表象的描摹。目前就有这样的作品：主张改革的一方与反对改革的一方针锋相对地斗争，唇枪舌剑，豪言壮语；主张改革的一方多半为青年干部或知识分子，反对改革的一方则多半为老年人或工农干部，基本上是过去写“好人与坏人”的翻版。这样的作品不仅不可能真实地反映现实，而且会使人败胃口。我们当然可以正面地写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前进与保守的斗争、科学与愚昧的斗争，这应成为我们八十年代农村题材的主流。题材是什么？说到底，它是社会生活，但不是“全部”的社会，而是“写进作品”的社会生活。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现象所包含的客观意义是不尽相同的，有轻重高低之分，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当然要着重选取具有重大意义的题材，表现亿万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变革现实的斗争。可是，改革是涉及各个方面的，除了我们看得见的经济的、政治的、体制的变化外，还有我们需要努力深入体察和研究才能感受到的人们心灵、思想的变化，而后者，才是文学应当摄取的材料。即便是写“好人与坏人”斗争吧，也必须具有时代的特点、掏出双方心灵深处的秘密，展示出美与丑的斗争来。
但是，这场牵动着农村生活各个方面，乃至影响着城市、牵动着全国的政治、经济生活的各方面的改革浪潮，哪里是“好人与坏人的斗争”这样一个古老的画面所能表现的呢！生活中有不少的人，你就很难用“好人”或“坏人”的定义去概括他(她)。试想，如果世界上只留下好人和坏人，那么这个世界不是太寂寞太单调了么？事实上各色人等都在发生变化和移位。过去被认为是好人的，在这场变革中，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勇往直前者，有之；落伍或隐退者亦有之；有的则现出了本来的面目，原本就不应属好人之列，仅仅因为历史的阴差阳错，造成一时的误会。原来被认为是“坏人”的，当然有坏的、很坏的，但也不尽然，其中不少的人并不坏，历史洗刷了他们身上的那些人为的污泥之后，不也放射出美好圣洁的光辉么？而大量的、不为人注目、不为人纳入好人坏人范畴的人们，其变化则是那么的不显眼，唯其不显眼，才应为文学作者所关注。社会生活的变革、斗争，从这些人物身上所反映出的复杂状态，更应成为文学反映的对象，那真是五光十色、多姿多彩、气象万千的。
中国是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国，现在正努力从经济结构上改变这个面貌。八十年代的农村题材，应该更加广阔，笔墨应该涉猎城乡上下千丝万缕的关系及其变化，写出高瞻远瞩、气魄宏伟、气势浩荡的作品来。经济结构这个概念还不是作为与上层建筑相对应的经济基础的概念，虽然如此，这种结构过于单一，又过于长久，它在很多人身上形成的偏狭拘谨的惰性，与人们变革现实的自身要求，形成尖锐或不那么尖锐却相当牢固的对立关系，有时在同一个人身上呈现出这一组矛盾。城市的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方式，以及工人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及其他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思想方式，正在影响农村，这种影响应视为进步，古老幽静的田园牧歌再也不能吸引当今农村的青年一代，自给半自给的农村经济以及长久适应它的那种文化是挽留不住的。写一写这种“挽留不住”，唱一曲挽歌不是不可以的。最美的挽歌不应该仅仅是留恋，而是在告别时，不说“再见”！
在八十年代初，当农村这场变革刚刚以改变生产秩序的初步形式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时候，文学不够敏感，没有意识到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及其新的流通关系将会取代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并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迈进，我们好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以为这样很好，“千万不要变了”，写农民“怕变”，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式的“新的生活”，唱“朝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式的“幸福颂”，给人一种宁静感，甚至一种凝固感，反映出我们胸无大志，不了解生活。幸好，那种调子只哼哼了一阵子之后，就停止了。“杨柳岸，晓风残月”不足以反映我们今天的时代，非得有“大江东去”的磅礴气势不可！温柔、贤淑、忍耐、克己，固然是好，是美德，然而，靠具有这些令人尊敬的德行的人们开创新局面，是不大可能的。历史将降大任于农村能人，这些能人将出现在文学人物的画廊中，他们当然不是在各个方面都准备充分以后才登上当今的历史舞台，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他们代表先进生产力，他们理所当然地要成为文学的主人公。他们的探索、思考和斗争实践，已成为八十年代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也应是农村题材的主要方面，他们思想性格发展的过程，正是八十年代文学要着力描写的。
然而，还有别的方面么？有的。
题材不等同于事件，因而重大题材不等同于重大事件，更非只有正面描写改革中的斗争场面才是重大题材，决不可重蹈“题材决定论”的形而上学的覆辙。题材的“大小”，与思想艺术质量的高低不能等同，这是基本常识问题。我们的题材范围应是十分宽广的。当今的农村天地，本身就是社会人生的大舞台，各行各业、各色人等均有，人们在从事着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活动，古老的和现代的，陈旧的和新兴的，什么都有。活跃在辽阔农村的文学作者们，将以各自独特的发现和见解，处理好各种式样的题材，奏出时代变革的交响乐，雄壮的，豪放的，浑厚的，清越的，婉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