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表嫂来电话，嘱咐我去看看小表哥。这话说来是两年前的事，电话来得特别突然，电话里，小表嫂说：“去看看你哥吧，他现在瘦得很。”小表哥在疯人院里。
我往医院打电话，院长说：“其他还好，就是不吃饭。”
“为什么呢？”
“想家了吧。”
一个疯子能想家，可见小表哥的心窍还是通的。他所糊涂的是那些应该糊涂的事，心里边却一直藏着两个念头——一个是小女儿的婚事尚没着落；一个是他还有十万块钱的存折，放在仓房的墙洞里。
我计划好，忙过这几日，就去看他，给他买一点他喜欢吃的东西。
可是，计划没有变化快，他突然出院了，回家了，不久就死了。临死之前，把存折取出来，交到小表嫂的手里。
那是一个薄雾的清晨，和母亲一起回去。我是奔丧，母亲则想最后送侄子一程。小表哥自幼丧母，母亲是姑姑，却常常如亲娘一样照顾他。
棺材停在院子里，孤零零的。
印象中的棺材很大，可眼前的棺材那么小，小到装不下一个人似的。我站在棺材前，默默地怀想一些旧事，小表哥的笑脸明晰起来，仿佛依然坐在炕头和我拉家常。
背后是一片荞麦地，月亮的光照在花香上。
小表哥说：“就是喜欢她。”他说的是村里的一个少女。
“那又怎么办呢？”我问。
“没啥办法。”他说。
家人给他说了一门亲，就是现在的小表嫂。他对小表嫂没有感觉，他喜欢那个从荞麦地缓缓穿行的女子。可是，家人的意愿如何能违背呢？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力气。
他仿佛是一下子就忧郁起来，从此变得沉默寡言。
“她穿了一条蓝裤子。”他说，停顿一下，又说，“穿了一件粉衬衫，风吹她的头发，也吹杨树的叶子。”我知道那个少女，头发很长，脸很白皙。
她也和我说过话。
每次回老家，只要遇见她，她都会主动打招呼：“回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脸总是突然变红。
小表哥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月亮。”“以后还能看的。”我说。
“不能了。”他说。
“为什么？”我大惑不解。
“结婚了，我就不是我了，怎么陪你看月亮？”那一晚，小表哥深沉得像个哲学家。
其实，在一年以后的某个日子里，我们还是一起看了月亮。不过，不是乡村的月亮，而是城里的月亮，不像荞麦地头的那么明亮、单纯，反而有一种说不清的暧昧。小表哥来了，背了一面袋子豆角和辣椒。那天晚上，我们喝了一点酒，然后，我就领着他爬上情报所的楼顶，坐在高高的四楼上，感受晚风的清爽。楼下很热，但楼顶很凉。
我们盘腿坐在楼板上，觉得月亮离我们很近。
他说：“挂锄了，雨也就追来了。”他把鞋脱下来，一下一下地清除着鞋底的泥巴。
他说：“一挂锄，她就出嫁了。那家来了拖拉机，把屯子里的道压出了两条车辙。”他还没有忘记她。
他说——那是很小的时候的事了，而我也是参与者——也是挂锄的季节，我们三个人相约着去旱河边捞鱼，天空下着蒙蒙的细雨，河水里的气泡连成了一片。他说——我们要过到河的那边去，好像那边的鱼更多。
小表哥先背我，然后背她。
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
小表哥说：“她在我背上的时候，我就想，长大了，让她给我当媳妇。”小表哥说：“我听见她的心跳，像打鼓一样。”那以后，他们就不说话了，都有了心事似的。
小表哥从口袋里掏出一条红纱巾，轻轻地系在避雷针上，风吹来，纱巾轻轻地飘扬起来。红纱巾，黄月亮，像诗歌一样，是我所喜欢的意境。
小表哥说：“今天是集市，上车前就买了。”他说：“挂锄了，她就走了。我没有出门，但在心里送了她。”他擦了一下眼角，又说，“想给她做点事，可我又能做什么？”又说，“今天应该是她回门的日子，我一早就跑出来了。”我的心突然很疼。
那时，我正暗恋一个女孩，她生活在距我很远的另一个城市，但是对有爱的人来说，距离永远是不存在的，五个小时的车程又算什么呢？半夜登车，靠在车座上昏昏欲睡，夏天很热，冬天很冷，可是，热也好，冷也罢，只要人在路上，心里便无限地安稳。想一想，我还是喜欢夏天的，夏天的夜晚很短，凌晨三点多一点天光就放亮了，人只要置身在光亮里，内心的恐惧就不知不觉地消散了。
火车咣咣当当地响。
出了车站，穿过弯弯曲曲的街路，守住她家必经的路口，一心一意地等待。她出来了，推着一辆自行车，轻轻撩一下裙子，然后就骑上车子走了。
远远地看着她，内心非常知足。
太阳升起来，照在脸上很暖。折身进了一家小酒店，就着早餐喝白酒，一喝一上午。中午，她回来了，一个小时后，又走。我依然喝酒，一喝一下午。傍晚，她回来了，回来后便不再出来。于是，我知道，我该走了，我度过了对于我自己来说最有意义的一天。
还是在车站，每次火车起程，我的眼泪就会流下来。
所以，我对小表哥说：“我懂。”小表哥开心地笑了，说：“只有你懂。”月亮垂直地照下来，我们找不到自己的影子。
就是这样。
这么多年了，月亮垂直地照下来，我们找不到自己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