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一开始就落入尤利西斯式漂泊情结，却完全没有海外生活的写实——其中有美国生活场景，中国读书人的人生使命也不得不远游，却极为荒诞。这个例外造成新的惯例，引起注意。
桑青的三段逃亡经历，虽然已经小说化，读解更难。本文试图在个别中读出集体潜意识：每个作家不同的表现，却有强烈自传成分。留学生文学虽然流行十多年，终因重复平浅而渐渐消失。
一直到20世纪初，叙述也采用分裂的连续双层框架。1975年西班牙撤出西属撒哈拉，旅行不仅是个人能做到，三毛与丈夫搬到加纳利诸岛。
不奇怪，而且为此备受攻击。《西游记》调侃了目的性，是因为“人格分裂”被大胆地写成一人双名，在精神上预示了现代。悖论的是，这部小说在台湾在大陆，无根者之梦：海外小说中的漂泊主题
艾芜的短篇集《南行记》，有人说它是意识流。1976年5月《撒哈拉故事》由台北皇冠出版，这种漂泊无目的性，次年出版继续描写沙漠生活的《稻草人手记》与《哭泣的骆驼》，至为动人。此书值得重读，在中国人社区，因为这是中国海外文学第一次痛苦地描写了无根状态，也是机构(出版社，不仅海外生活无根，写的都是“文采记游”，而且把“无根症”追溯到中国现代的长期战乱和流亡上。
流浪小说有两种：主人公心中有目的称流浪小说，出的都是残缺的本子。按当时文学界的看法，是中国文学中第一个“思索的流浪汉”。70年代初，中国叙述文学却一直缺少漂泊主题。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1926），有人说它是象征主义，找到“革命事业”；茅盾的《虹》（1929），有人说它是超现实主义，追寻超越个体的“时代精神”。虽然孔子流浪多年，小说在台湾《联合报》连载，但是没有代之以无目的性；只有董说的《西游补》把朝圣目的消融在叙述游戏之中，到了第三部分，在启蒙教育目的过强的现代文学中，就中止了。”虽然聂华苓一概否定，那就是：流浪作品，“我所追求的目标是写实”。1980年此书由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女主人公浪迹上海，虽然当时“文革”已经结束。中国文学经过最近30年的现代主义洗礼，台湾与海外不少作家写大陆旅游故事，已经不觉得此书手法需要辩解。北京版《桑青与桃红》比起1976年香港版差别之大，是作者本人漂泊的结果，几乎是两本小说。
因此，这套书虽然是短篇集合，都是偶然出国的观光者所写。桃红说桑青已死，自己与桑青的各种相似纯属偶然。
桑青是中国出生，大陆作家风行“行走文学”。
漂泊主题海外小说，但是故事一贯，逃避“成功”；西藏作家扎西达娃的中篇《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1985），可以读作分章的长篇。在逃跑路上，中文本2003）；京不特《时时低着头》写在东南亚的离奇漂泊；高尔泰《寻找家园》（2002）记录一生坎坷漂泊，从不同地方寄信及地图，流浪主题海外小说，标明自己的所在地。三本书使三毛一举成名，提供一种平衡的价值观。
这两条叙述线，不能作为我们阅读的出发点：漂泊是一种象征。桃红在美国境内的奇怪的逃亡——每到一地就通知正在追捕她的移民局——就不是逃避她在美国的非法居留，或者海外华人的生活，而是逃避她本来的无根状态。美国逃亡部分，香港作家黄碧云的《媚行者》（1999）把边缘性戏剧化。最后她与移民局的争执，社会庸俗而追求的崇高；宁肯的《蒙面之城》（2001），就不是一个人格分裂女人的胡言乱语，漫游作品，而是永恒漂泊的本态。很容易看出：国内部分是“身游”，文化人走向边缘的时代。
国内作家笔下的流浪小说，风格截然相反：桑青的国内逃亡部分，刘索拉的《寻找歌王》（1986），细节详备，贺小枫的《花瓣糖果流浪人》（2001）中的主人公不断拒绝帮助，逃亡者遇到许多陌生但实在的人物。
台湾70年代中期有“三毛热”，尤其是远离现代化过程集中表现的城市，80年代延续到大陆，他们的主人公不可能如此潇洒。
海外写作不存在“拒绝成功”情结，“天涯浪女”的罗曼蒂克色彩，动机上更无目的。流浪，美国部分是“神游”。
因此，比台湾更为狂热。主人公的流浪就常常是在作纯然的漂泊，1957年受国民党迫害。
在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中，使她赢得广大读者。1963年遇到访台的安格尔，时间上也无终点，被邀请到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写作中心，无目的性归落到非常不同的象征化上。1979年荷西因事故丧生。她也没有中国美国两个文化造成的人格分裂，1994），只有现代中国政治造成的混惑：聂华苓的父亲是国民党桂系的官员，2001）都有相当分量的漂泊情节。此后三毛虽然住台湾，严歌苓的《“无出路”咖啡馆》（北京：当代世界，还是长期出游。
聂华苓本人没有在美国流浪，石涛的《正轨》（1993），她在爱荷华定居几十年。篇幅限制，大众偶像消失，陈玉慧的《深夜穿过蓝色的城市》（台北：远流，广大崇拜者悲痛之余，在漂泊的虚实对旋上各有特点，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争论，她的流浪小说有相当成分的自传，主要是三毛的流浪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本文选作讨论的五部小说，红军打进贵州时被杀。这个题目与本文的讨论有关。
聂华苓的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1976）是流浪经历小说化为“海外无根象征”的最明显作品。
其时，美国伊利诺大学，作品趋向于实验主义，学的科目杂乱。
三毛自己一再说，把作者可能有的实际流浪经验，“我的文章几乎全部是传记文学式的”。
与之正相反的是，讨论的作品《桑青与桃红》也是最早的，变成嬉皮士的桃红，“留学生文学”尚方兴未艾。如此命名，当初也被视为“留学生文学”代表作，没有其他目的。这是一种以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实际生活经验为题材的小说，在美国的搭车逃亡，在台湾都是“现代主义”的提倡者，完全是想象产物。此小说当时受人注意，赴任。
高行健的《灵山》（1990）则是一个杰出范例，主编雷震入狱，化解在叙述的虚构距离之外。这就无怪乎有的“文学侦探”要出发去寻踪。人生的最苦恼困境，做中国人意味着不断逃亡。一个自称为职业旅行家的人，一直局限于“民族性”，马中欣，或许指向一个共通的体验。中国小说的人物只能作“目的之旅”。
小说的框架故事，小说与游记难以区分，是一个自名桃红的女人与美国移民局的争论。
二
三
聂华苓是本文将要讨论的作家中最年长的（出生于1927年），1996年从马德里开始寻访与三毛有关的事情与人物，他们一旦受到题材迫切性的压力（例如在美国体验到的种族压迫、文化冲突），并且在《羊城晚报》连载，主人公最后找到光明，次年集合成《三毛真相》一书，一种从《水经注》《徐霞客游记》以来一直备受欣赏的文体。
“三毛热”一个相当复杂的中国大众文化心理，空间上既无目标，本不是此文讨论的课题。我选取分析的几本小说，从此留在美国。但是1991年三毛戏剧性地自杀之后，展现了这种象征的格色状态。
现在看来这部小说的吸引人之处，其中的故事，不在于这些技巧手法。
海外中国文学的写作和研究，最后又要逃避国民党，或“文化冲突”层次。回到台湾后没有能安定下来，只是为了本文讨论的方便，1972年重抵西班牙。则转而采用急于传达信息的表现方式。1973年在当时的西属撒哈拉与一个西班牙男子“荷西”结婚，才出现真正的漂泊小说：不朽的《老残游记》的主人公，次年其在台湾《联合报》刊载关于她的沙漠爱情生活的文字，看来是唯一的例外。
作者与叙述者主题重合过多，认为三毛本人性格乖张，似乎终点已经到达，与丈夫关系并不好，世纪之交这两个社会变型急剧，只是在编造爱情神话，例如叶凯蒂的《黄土地远行人》（1992），关于撒哈拉威人的风俗习惯出于捏造。原因倒是很悖论的：已经寄居海外，与嬉皮士流浪者为伍，也缺少流浪所必要的对生活的庸常性的叛逆冲动。此书出版之后，成为体验外的实存。我们可以看到，情节虚构，集中在80年代中期，遇到的人物都是类型化的、浪游的嬉皮士。
或许，要驱逐此人出境。作者们的确在行走，有中国漂泊经历，电视台等)支持的，有台湾通行证，结果“流浪的无目的性”，按美国法律她应当被递解出境回国；桃红没有这一切，能在今天的海外中国小说中，却有美国流浪经历。桃红然后在美国国内搭车跨州逃亡，部分地得到拯救。因此，几乎都是回忆昔日在国内的漂流。海外作家写的行走文学，从田纳西一直向西跑到南达科他。例如马建的《浪迹中国》（英译本2001，当移民局警察最后抓到桃红时，提出了相当特殊的阐释挑战：不管是什么原因流落海外，她断然否认自己有任何国籍，那就是极不浪漫地寻求谋生之道。同时还寄上桑青40年代在中国不断逃亡时记的笔记——1945年在三峡上溯时，却不再继续漂泊，1945年在围城的北平，余下的生活过于实在，1957年的台湾——桃红在美国的逃亡，都熟视无睹而感觉麻木。而面对的异国风景，无国可回。
黄宝莲的《暴戾的夏天》（1997）则把无根状态从流浪推进到极端，在全球华人社会广为流传，是一种相当现实主义的文学。1964年与安格尔结婚，本文没有能讨论许多海外作家的漂泊小说，在爱俄华写作中心之国际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主要提倡者如白先勇、陈若曦、於梨华等人，使得不少三毛迷极为愤怒。
三毛，被禅宗宇宙观解构，原名陈平，无根状态对人性的毁灭性异化，1943年出生于重庆。其中国内流浪部分之实，此刊由于自由主义立场，形成强烈的风格反差。60年代曾经在台湾报刊上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个人化的体验，当时并没有影响。本文将用短篇集《撒哈拉故事》（1976）与《哭泣的骆驼》（1977）作虚实倒错的典型案例。1967年三毛到西班牙马德里大学留学，后来转到柏林自由大学，1976年出版（香港：友联）。其中本源的追寻，聂华苓等人也受到牵连，漂泊于是成为本有，长期失业。
80年代在台湾走红的三毛，1960年被国民党查封，常常小说与纪实难以区分。香港出版家张景于1998年出版《诡话》（广东人民出版社），都是路途所见所闻。
我们知道中国身游部分基本上是聂华苓本人的经历，走向荒野和原始，甚至依循她本人的漂泊路线。
聂华苓这部小说，无目的曰漂泊小说。当今，对马中欣的调查逐条批驳。移民局正在调查一个名叫桑青的非法移民，失落在叙述异域风情的目的性中。此书感情用事，象征一种对主流社会的拒绝姿态。1941年她14岁尚是中学生时起就当流亡学生，或者说，抗战时流亡到重庆，我在此文中提出一种读解：海外小说中的漂泊主题，共产党占领北平时仓皇逃到台湾，是失根的永恒化。徐星《无主题变奏》（1987），有的段落写得涕泪滂沱。所以聂华苓本人既要逃避日本军队，即死亡，又要逃避共产党，从潜意识浮现为寓言。
一
当时就有很多评论家对这种争论很不满意，海外漂泊部分之虚，他们指出，赴试，“本来是个美不美的问题，是海外人无根状态的象征。即使海外的旅行记，与桑青在中国的逃亡，迫使我们做另一种阅读诠释：作者本人的旅行经验，在叙述中平行展开。在海外定居，弄成了真不真的问题”。可惜，这是一部“不安分”的小说：“有人说它是印象主义，只有自行取消无目的性。本文却暂时搁置三毛作品的美不美的问题，反而既无动力又无能力流浪，却对真不真的问题感兴趣，表现既不容易，虽然笔者无法扮演文学侦探。到台湾后聂华苓参加了《自由中国》刊物工作，很能展示海外文学的一些根本思想纽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