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者在城市居住的状况可以从三个层次进行分析：一个是居住权；一个是居住条件；一个是对居住地是否有归属感。
中国的户籍制度限定了不同区域和城乡人口的居住权力。现在的政策规定是，户籍是农村的打工者可以在城市生活，前提是在城市就业并办理暂住证或者居住证。在和工友的交流中触及了居住权这个话题，比如有的工友说：“我是中国公民，在任何地方居住只要有身份证就应该可以，办暂住证和居住证都是歧视。”本书没有对居住权这一更加宏观的层次进行详细分析，而将居住条件及家庭团圆这些比较现实的问题做为重点调研对象。
书中用比较详实的数据和描述介绍了北京、苏州和深圳工友的居住条件。由于绝大部分打工者在城市都是住宿舍或者住出租房，所以这里根本就没有触及打工者是否在打工所在地拥有住房这个话题。在城市长期居住，但是在城市却无法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住房，这是大多数打工者最大的苦恼。“有个稳定的属于自己的地方住”是所有工友关心的首要问题。一个工友说：“动物都需要个窝，何况人！”我看到一个工友的飞信签名上说：“真想当一只蜗牛，走到哪儿都有自己的家！”
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打工者有这样的感叹：真希望在城市有个家！在这里，家主要指的是住房。也就是说，如果在城市有了住房，那么在城市就有了家了。反过来讲，即使全家所有成员都在城市，但是没有一个住房，在城市还是没有家。住房和家的这种联系可以让我们得出一个判断，在一个地方是否拥有住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这个地方是否有归属感。当然，住房并不是归属感的全部。本章讲述了杜大哥的故事，他在城市拥有自己的高级公寓，但是他对城市还是没有归属感，也就是说，归属感由物质和精神两个层次决定，这两个层次会互相影响，不同人的体会也会不同。
一、下班之后“不能回家”
在和工友聊天的时候，当工友告诉我“家在哪里”的时候指的都是老家。下班之后说“回宿舍”和“回租房”，或者说“回去”，几乎不说“回家”。工友每天住在城市、生活在城市，但是每天都“不能回家”。也有的工友告诉我：“在城里都住习惯了，‘回家’反而不习惯了。”这种非常矛盾的叙述反映了打工者在城市居住的现实状况：打工者长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是在城市无法拥有自己的住房，因此不觉得城市有自己的家。
以北京的房价为例，2000年五环地带的商品房价大概平均每平米3000到4000元，到了2010年这个地带的房价涨到了每平米2万元以上。10年的时间涨了7倍。按照打工群体的收入水平，一年不吃不喝在北京也买不到1平米的地方。
在工友的帮助下，我在东莞铨讯厂的一个车间做了一个统计（见表3）。整个车间有34名员工，男性16名，女性18名，平均年龄30岁，全部已婚。在这34名员工中，有12名在老家的村子里盖了房子（占35％），有7名在村子附近的镇上或者市里买了房子（占21％），有1名在深圳买了房子（占3%），有14名没有自己的房子（占41％）。这个调查佐证了我们的判断，打工者在打工地无法安家。
这样的一个状况绝对不是靠打工者的个人努力可以改变的。也许很多人会觉得没有地方住是自己个人无能，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住有所居”是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
下面要讲三个工友的故事，老赵是重庆某建筑工地的厨师，喻格是重庆一家大型超市的业务员，杜大哥是石匠和工厂老板。老赵常年住在建筑工地，老家的土房子已经40多年了，对于老赵和很多建筑工人来讲，也许就没有考虑过在城市安家的问题。喻格非常精明能干，对现实和未来的分析也很透彻，她不像别人那样在老家建房，但是她也知道自己在城市买不起房子，现在的出租房不是家，但是她的意志明确：一定要在城市立足。杜大哥是我访谈过的工友中最成功的一个，已经在重庆的高档小区买了单元房，在我看来他是唯一一个下班可以回家的人，但是在他心里，他还是想着将来要回老家，因为老家才是真正的家。
我盖的房子和我没有关系－和老赵的交流
老赵52岁了，重庆人，妻子47岁。在我访谈的时候，夫妻二人在一个建筑工地打工，老赵是厨师，妻子在工地老板开的小卖店里卖货。他们有一个儿子，24岁了，大学毕业，现在在北京打工。老赵告诉我：“我是45岁的时候开始外出打工的，当时儿子读书需要钱，家里人生病需要钱。老家的房子盖了有40多年了，是土的，上面是瓦。房子应该还可以坚持十几二十年吧。村子里有很多人盖新房了，有60％的人盖了，都是打工挣了钱回去盖的。一般要花六七万，盖两层。
“建筑工地小工日工资八九十，钢筋工、钢木工几百块钱，抹灰的那个两三百块钱。工人都住在活动房里面。几十个人住一个活动房。工人年纪多大的都有，小的三十、二十的都有，二十几岁的少得很，三十、四十岁的人多一些。我们在这里打工，房子盖好了就走，挣了钱就走了，盖的房子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又买不起这个房子。就是一直给人家盖。我没有什么落差的感觉，买这种房子都是几十万一套，我们又买不起。我打工没有遇到很难的事情。很容易找到工作。我们出来打工是从老板手里拿钱。如果你上班觉得不好就走好了。我会在外面打工到做不动的时候。”
动物也需要个窝－喻格的故事：
喻格是重庆人，1975年出生，丈夫也是重庆人。他／她们有两个女儿，一个10岁，一个8岁。夫妻在重庆市打工，和另一户人家合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两个女儿在农村老家由爷爷奶奶照顾。喻格告诉我：“重庆这地方消费很高，如果想有自己的房子，对我们打工族来说，是一个很遥远的期望。我现在租的这个公寓，是旧房，如果买下来差不多要35万左右。35万！我们可能一生都赚不了那么多钱。有一句话‘计划没有变化快’，你怎么计划？！变化来了还不是一场空！像现在的房价，本来计划一年存一万，或者一年存五千，多少年之后可以买一个房子，到时候房价一涨，什么都泡汤了。
“我们还没有想过在老家盖房子，盖了也是我们老了以后才去住，现在没什么用处。我不羡慕盖了房子的人。不要说在农村老家盖房，就是在镇里面买房我都要考虑一下。不要说我手头上没那么多钱，就是手里面有那么多钱，现在叫我用十万二十万在镇上买一套房子，我也不会买。买了有什么用？！在那里什么东西什么工作都没有。在这里，不管环境好还是不好，我要在这里立足。
“社会不会满足每个人的要求，也不可能对你有很大的改善，它改善也是一点一点来的。像我们这样的打工族来说，至少要考虑孩子上学的问题，要考虑我们的工资比不了白领，也许白领买了房子后能够剩下的也不多，但是至少他们用一生的收入能够买到房子，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窝。
“我们打工族不管怎么样，应该有一个立足的地方，就好比动物一样。但是在这里，我们连二手房也买不起。二手房首付的标准不一样，一般付到百分之五十。比如我现在租的这个房子，首付最便宜也要15万。我们这样打工的话，多少年才有15万？！不吃不喝都要好几年。家庭要开支，要吃还喝。住房是最大的问题。”
城里有房老家也有房－杜大哥的故事
这次在重庆，我们先去了重庆洪湖镇坪滩村，找到一些有子女在重庆市打工的家庭做访谈，然后请这些家庭的父母帮助我们和在重庆市打工的子女联系，然后我们在重庆市做对应的访谈。在坪滩村，我们访谈了杜大哥的父亲。当我们从重庆洪湖坪滩村开车回重庆的时候，杜大哥的父亲也上了我们的车。我不知道是因为他担心他儿子在重庆不接待我们，还是他想随车去看看儿子。在村子里的时候，我们和他商量要访谈他儿子的时候，他和他儿子是通了电话的。估计那个时候就商量好了。
在我的想象中，我估计我们会去一个城中村或者一个打工者聚居区。到重庆后，我发现我们的车在城市中的一个花园小区里停了下来。面前是一座高档的高层住宅。我心里想也许我们要访谈的杜大爷的儿子在这个楼里干装修吧。车停下后，杜大爷从车后面扛出一个大麻袋，里面装的是刚从地里收的新鲜的农产品。杜大爷的儿子从楼里迎出来，从父亲手里接过麻袋，自己扛着。跟随杜大哥我们上了电梯。高档的楼层地面、电梯和我们的麻袋形成鲜明的对比。出了电梯，我们进了一个装修一新的公寓里面。杜大哥告诉我们，这是他的家，因为刚搬进来，家具还没有买齐全。
杜大哥是重庆人，47岁了，初中毕业。在重庆住了10多年了。有两个孩子，儿子24岁，女儿13岁。买了一套高档商品房，全家四口人都住在重庆市区里。杜大哥开了一个厂子，平时妻子照顾着厂子。给儿子买了一辆货车，平时儿子开车送货。女儿上初二，初中三年需要交5800元的赞助费。杜大哥告诉我：“我初中毕业后在家里务农。24岁才出来，那是1987年，我姑夫带我出来打石头。广西、上海等地方都去过，哪里有活就去哪里。出去干的第一个月是9块钱一天，一个月之后就涨到15块。干到后来一天是300元。一年一般有四五个月在外面。我现在还继续打石头，还继续做雕像。比如，做一个雕像的活，用8拓石头，承包下来是12万。2个人10多天可以完成。有的时候14万的活，2个人20多天可以完成。这个手艺要有传承的，不是亲人就不教你。
“我到重庆来以后，我媳妇才过来。我们一起在重庆有12年了。在重庆开了十年的涂料厂。我外出忙的时候，我媳妇照顾厂里的事情。涂料厂没有固定的工人，最多的时候会请两三个工人，一天可以有十多吨的产量。厂房有100多平米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