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灿兴
张朋园先生对清末15省的1643名立宪派进行了统计，分析的结果是：立宪派90%具有功名背景。他们曾在中央或地方担任过各种职务，最高为监察御史，最低为州县教谕。随着时代的转变，他们中的许多人或入新式学堂就读，或负笈海外，其中留学日本者多达105人，占6.4%。立宪派大多家境富有，平均年龄为43岁。
这些背景形成了他们既保守又进取的性格。他们家境富有，又有功名，进可为官，退可为绅；前者可参与政治，后者可以为地方领袖。只要清廷不亡，有功名的他们可以保持既得利益。而家境富裕也使他们惧怕社会动荡，所以他们支持清廷，希望保持现状。他们受过新式教育，对国家与社会现实有着切身了解。他们很多人参与了系列新式企业的创建，对工商业有着亲身体验。他们意识到不变革则中国不能强，所以他们主张立宪，希望渐进改革。
立宪派以张謇、汤化龙、汤寿潜、谭延闿、蒲殿俊等为代表人物。他们主张改良，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他们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在维持清廷统治的基础上，以和平请愿方式，促使清廷主动变革，达成开国会、行宪政的目标，走上君主立宪道路。
自庚子变乱，在内外压力之下，清廷不得不表态，将推行改革。清廷的表态，并不是统治集团自身执政理念发生了变化，只是大势所逼迫，唯有如此方能维系其统治。至于改革如何推行，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清廷不能预测。改革涉及到哪些实际内容，清廷也很模糊。拖到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击败俄国，这予中国以巨大刺激。“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清廷开始认真对待改革问题。
随后清廷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立宪，不想五大臣出国之前遭到了吴樾的狙击。在此之前，吴樾一直将暗杀的目标锁定在满清实力人物铁良身上。此年清廷宣布出洋考察立宪，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党兴高采烈，宣布宪政时代即将到来。吴樾认为这是清廷所施展的手段，以延缓革命，遂决定刺杀五大臣。吴樾持激烈排满态度，认为“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并称“我四万万同胞，人人实行与贼满清政府势不两立之行为，乃得有生之权利”。
1905年9月24日上午，吴樾换上了买来的官服，从北京正阳门车站混上了火车。火车上人多拥挤，吴樾挤到五大臣包厢前段的车厢夹道中，掏出炸弹准备投掷时，火车挂车，猛地颠簸了一下，炸弹引信触发爆炸。“惊天动地，石破城摇”，吴樾当场身亡，炸死三名侍卫，五大臣有两人受轻伤。次日慈禧召见未受伤的大臣，竟“凄然泪下”，感叹世事之艰险。
刺杀事件之后，五大臣继续出国，先后考察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等国。回国后，他们认为推行立宪有“巩固皇位、减轻外患、消弭内乱”的好处，建议“宣布立宪”。
1906年日9月1日，清廷发布了“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谕旨肯定了当下中国“日处阽危，忧患迫切”，须及时“仿行宪政”。但同时清廷认为“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不能立刻推行宪政，而要经过一系列准备，如改革官制、厘定法律、兴办教育、整顿武备之后，才可施行宪政。改革的核心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
随后清廷就中央官制进行了改革，开始学习西方，创设了法部、邮传部、民政部、农工商部等部门。这些部门中分设尚书1人，侍郎2人，名义上规定高级官员不分满汉，但在13名高级官员中，只有4名汉人。次年7月，清廷又变更地方官制。改革看起来很美，但实际上无非是将旧衙门换上新名字，再添设一、二新机构做点缀而已。借助官制改革之名，清廷又将实力派大员张之洞、袁世凯调入京师，削掉他们的实权。
这次改革的结果是，清廷强化中央权力的措施，进一步加深了满汉民族矛盾，也加剧了地方与中央的矛盾。立宪派所期待的政治目标无一达成，国会没有召开，军机处依然存在，责任内阁无从出现。立宪派对此大为不满，遂联名上书，要求开国会。这些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立宪派都开始离心离德，满清皇族感到前所未有的孤单，不得不进一步摆出改革姿态。
1907年清廷宣布，筹备在中央设立资政院，各省设立咨议局，并派达寿等三人分赴德、英、日三国考察宪政。又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同时着手制定宪法。但这番改革，锣鼓敲打的响亮，最后成果寥寥无几。《神州日报》1907年9月1日载民间反应是：立宪“如镜之花，水之月，可望而不可及也”。
1908年8月27日，为应对立宪派的改革呼声，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九年之后正式推行宪政。1908年10月，慈禧、光绪相续去世，溥仪继位，其父载沣担任执政。
从1901年至慈禧、光绪去世，此八年间，在清室主持下，所谓的政治改革进行了多次，但总让人失望。这些政治改革总归是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及，而阻碍改革的主要力量是满清权贵。
早在1900年年底，英国驻汉口领事在一封信函中谈到，张之洞曾私下向他表示：“憎恨满人，因为他们把持中国，搜刮民脂民膏。他们不顾自己的能力和是否胜任，总能升官发财。中国要想改革只有一法：废除满人特权，不论是旗人的俸禄还是仕途特权。”这种看法，在当时的汉人大员中普遍存在。
那么，废除旗人特权，清除改革的障碍，在当时行得通吗？
就一般旗人而言，他们的所谓待遇，到了清末已不敷生活。能够享有荣华富贵的，只是具有爵位的满清亲贵。清廷的爵位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五种。王爵有“功封”和“恩封”两种，前者因为功劳而封，如清廷开国之后封的八家世袭亲王（铁帽子王），称“世袭罔替”。后者则因为出身而封，如皇帝的儿子被封为亲王。恩封的不可世袭，每一代降一级，直到降至镇国公为止。
清代亲王的年俸是1万两，郡王5000两，贝勒5500两，贝子1300两，公分为镇国公和辅国公，前者600两，后者300两，此外还有俸米等供应。这个俸禄的标准是在清初确定的，到了清末，靠俸禄已经不能满足贵族们的生活需要。他们必须要通过各种手段聚敛钱财，以维持自己的奢华生活。
在权力笼罩一切的时代，统治者手中的权力，对应必然是钱财，越高的权力，就能聚敛越多的财富。没有了权力，无能的满清亲贵自然要沦落到社会底层，为了生计而辛苦奔劳，他们如何肯放弃权力？
时代已经在进步，民族国家的观念开始普及，这国家，却不再是一姓、一族的了，而是所有人的。可在满清亲贵眼中，清国就是他们的。他们脑海中深深烙印的，仍然是昔日的那套王朝家天下、打天下坐天下的思维，他们固守着昔日的理念，把持着权力。
首席军机大臣历来由满族亲贵担任。庚子之后，由荣禄任首席军机大臣，荣禄是满人亲贵中比较能干的，又得到慈禧信任，尚有能力处理朝政。但荣禄做了两年首席军机大臣也就病死，此后由庆亲王奕劻担任首席军机大臣。
当时人评道“满员皆愚，惟庆亲王稍聪明更事”。可这个稍微聪明点的庆亲王奕劻，却以贪腐闻名。因为与大臣那桐合伙卖官鬻爵，被讥为“庆那公司”。
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不久，得知奕劻要入军机处，派人给奕劻送去一张10万两的银票。此后，每逢奕劻府上有活动，从儿女婚事到孙子满月，所有开支均由袁世凯负担，不费王府一钱。1907年盛宣怀一次就送给奕劻日本金币两万圆。奕劻收下钱后喜滋滋地回信说：“杨柳风前，忽好音之惠我。荷蒙厚赐，崇饰贱辰，百拜承嘉，五中增感。”
奕劻的儿子载振听天津名伶杨翠喜唱戏，一见倾倒。天津巡警道段芝贵为了拍马屁，就以一万二千金价格购杨翠喜献给载振。没多久段芝贵谋到了封疆大吏的位子，越级被提拔为黑龙江巡抚。不想此事被御使赵启霖弹劾，成为轰动一时的“杨翠喜案”。慈禧痛骂了奕劻一顿，但终究满人一家亲，还得袒护奕劻。处理结果是，将段芝贵和赵启霖一起革职。
对奕劻，慈禧虽有不满，但环顾满人亲贵，不是老弱昏庸，就是纨袴恶少，实在找不出可以替代的人选。此时已在军机大臣上学习的醇亲王载沣，“少不更事”，难当大任。在筹备立宪，进行官制改革时，慈禧曾问载沣有何意见。载沣磕头称自己年幼无知，不敢妄陈。慈禧失望地说：“你怎可如此，不懂没关系，但应该去征询一下意见啊。”
对载沣，“人人都说他忠厚，但忠厚实则无用之别名”。慈禧也知道满族亲贵中无人可用，为之叹息不已。庚子年之后，李鸿章、刘坤一、孙家鼐，鹿传麟、戴鸿慈等一批有能力且对清廷忠心耿耿的汉人大臣相续去世，清廷所能依赖的，只能是这些颟顸的满人贵族了。
溥仪登基时不过三岁，其生父载沣监国摄政。载沣独揽大权，将六弟载洵、七弟载涛破例加封为郡王。又让载洵掌海军，载涛掌近卫军，兄弟三人此时不过20多岁。“诸王贝勒皆少年寡学，遍树党援，排斥异己，勾通阉寺，广行贿赂。”黄毛小子当国，这自然让久经世事、阅历丰富的立宪派瞧不起。而载沣等亲贵对立宪派也心生芥蒂，怕立宪之后，虚位于君，尽丧实大权矣。
在满清亲贵当中，唯独肃亲王善耆赞同立宪。善耆是满清王公中的“铁帽子王”，可以“世袭罔替”。善耆以圆滑著称，摆出一副开明姿态，但善耆心中自有小算盘。现在是载沣监国，一旦正式立宪之后，由于善耆与各省立宪派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自然会推举他出任内阁第一任总理，掌控大权。1911年，各省咨议局代表联合提请立宪，载沣避而不见，唯独善耆接见。谈话时，善耆讲到兴起，将头上顶戴投掷于地，引吭唱了一段戏文：“先帝爷白帝城龙归天境。”意思是，如果光绪不死，早就实现立宪了。现在光绪死了，载沣摄政，自然不会立宪。潜台词为载沣是立宪的绊脚石。善耆的小心眼被载沣看穿，不久就将他的民政部大臣职务罢免。
总的说来，清廷的新政、立宪，并不是自发的一场政治改革，而是无奈的、被迫的自救行动。
对于满清贵族集团而言，绝对的权力带给他们的是无限富贵荣华，让他们放弃这一切实在太难太难。内外压力之下，他们会做出一定让步，以平息内部的不满，安抚作为同盟者的士绅阶层和实力大员。但让步只是姿态，退一步之后，他们要进两步。
满族亲贵及大员们陷于名利场中不能自拔。《民报》1906年第10期载：“凡人视盖棺美名，不若其切身利禄之重。故是非之心，恒不敌祸福之见。”现实中的利禄之重，让他们无力做出实质性的改革，只能将一些不痛不痒的行动，冠以“新政”的名号。新政举措主要有：“注重军事飞艇，倡捐海军经费，谕令核准报律，密查荒淫大员。”清廷将新政当作了自己的救命膏药，但这贴膏药，未能捂住清廷的创口，反而加速了它的溃烂。清末推行的新政涉及到诸多方面，如军队、户口调查、巡警、教育等。庚子之后，清廷背负了巨额赔款，财政吃紧，预算有限。新政的推行，迫使清政府不得不提高税收，并搞出名目繁多的税种，如房屋税、猪税、糖税、酒税等，民众不堪重负。于是，清末各地频繁爆发了民众反对新政的暴动，如捣毁新式学堂、新式警署、地方自治机构等。在农民看来，正是新政的推行，加深了他们的苦难。
1910年，一篇题为《革命党之光荣》的文章，虽然文笔晦涩，但读者不妨仔细领悟其中意思。文章说道：
“满洲政府常为不信之魁，非惟不为患，而且为利。姑无论加捐房税等，明明言以厘金相抵，而厘金之抽纳，且苛于前。又无论昭信票及国债票等之，全为欺妄，如招商局、电报等股票，有利则夺而取之。
“此等政治上之弊端，根本不能改良。总而言之，彼（清政府）绝不愿人民有好人，而后其灵祚乃长。故彼所选之官吏，苟非猥琐者敢信用之？至猥琐之官吏，而欲行整齐之政事？所以徒多文明之章程，实为纸上谈兵而已。”
概而论之，君主立宪的本质在于限制君主权力，保留君主名号，虚位于君，还权于民。清末立宪派所渴望的是英式君主立宪，即“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责任政府对国会负责，而不是对君主负责。但清廷政治改革所建立的却不是责任内阁，而是置于皇权（满清贵族）控制下的皇族内阁，根本目的是强化君权，保满制汉，这是立宪派和清廷的根本矛盾所在。
这样，清廷渐渐地将立宪派也推到了他们的对立面。当时稍有见识者均知清室已不可救药。到辛亥革命爆发后，立宪派们摇身一变。立宪派领袖汤化龙表示赞成革命，“无不尽力帮忙”。湖南立宪派则与革命党联系，“握手共生死”，支持革命党人起义，并在事后拥戴谭延闿为都督。四川起义之后，以立宪派浦殿俊为都督。山西、云南、江西等地立宪派也附从了革命。
（作者简介：袁灿兴，1979年出生，江苏靖江人，苏州大学博士，无锡城市学院教师，著有《枪口下的北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