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用索绪尔的语言学观念，人类语言有两种特性，即共时性与历时性。那么，理解一个活生生的人，理解一个人的学术观念，一定不是静止僵死的符号式理解。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理解与探讨胡适的学术观念，往往陷入一种共时性怪圈；即把胡适符号化、象征化，好像胡适是从石头里蹦出的齐天大圣，生来就是一副天不管、地不怕，砸烂一切传统的先锋模样。可以说，不运用历时性视野，去映照与拟合胡适一生不断更新的学术生涯，是难以充分切实理解胡适的学术观念的。在这一历时性视野中，胡适对待中医的态度，当然是需要打破的怪圈之一；分执两段的极端评判都是需要重新审视与反思的。
胡适所推崇的“科学精神”，绝不是一种急于下判断、急于搞批判、急于大破大立的粗暴心态，也绝不可能是最终为某个结论固守终生、至死不渝的治学旨趣。诚如胡适本人所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其一生的治学心得，也是其赢得同时代学人普遍认可的一种治学理念。胡适对待中医，也应当是这种态度；不把胡适一生始终趋于变化革新的治学理念加诸其中医研究之上，不在此前提之下进行历时性观察与充分解读，就急于扣帽子、划界限、贴标笺式的判定胡适“信还是不信中医”、“支持还是反对中医”，无疑还是犯了“多谈些主义、少研究些问题”的老毛病。如果说胡适对待中医始终是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抑或胡适始终希望将中医理论纳入西方科学体系加以重新审视与评判——这样的观点又无疑是不够鲜明的，是有点“中性”色彩的，似乎也是“左右不讨好”的一种判断。有的朋友说，让我拿出证据来说话，并以胡适的箴言来奉劝我“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遗憾的是，除了上述有利于分执两端的诸种“史实”之外，我实在还拿不出别的更有力的实证来。但我还始终不愿意选择，那种非此即彼的振振有辞；在没有所谓“实证”之前，只能选择沉默而已。
三、胡适开讲中医
机缘巧合的是，新近于杭州发现的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讲义本，部分地印证了我这一“中性”观点。这份1919年印制于北京大学，用于胡适讲授中国中古哲学史的珍贵文献，向我们揭示了胡适对待中医的学术态度之冰山一角。
在讲义本第六章“迷信与科学”中，28岁的胡适，在北大讲堂上，向当时的公共知识界报告了他对于中国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将中医理论纳入世界科学体系中加以考察之际，可以看到，他并没有歧视或忽视中医的历史地位，也没有过分推崇西方科学的偏见。虽然不至于为中医摇旗呐喊，滥发一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豪言；但其观念“中性”而平和，并没有想象中的剑拔弩张，置传统学术于死地的那种先锋做派。他开篇写道：
研究西洋科学史的，知道科学的出身是很微贱的。古代的天文学是祭司僧侣的遗赐，近代的天文学是从星命学（Astrology）出来的。化学是从炼丹术与炼金术（Alchemy）出来的。物理学与医学也是如此。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汉代的种种道士的迷信，也可以寻出一些很有价值的科学上的贡献。
讲义中，胡适站在汉代哲学的高度，将汉代科学技术纳入世界科学史的视野，加以一一阐论。他认为在古代种种迷信自然神力的思维进程中，汉代的医学逐渐从迷信程式中脱离出来，开始成为科学、系统的专门学术。他在讲义中写道：
求长生、求仙药、求神丹，都与医药学的进步有关系。那时代的医学何以能成为系统的学问呢？依我看来，这是全靠那时代的思想里有几个重要的观念，可以用来把医药学上许多事实贯串起来，故能成为系统。这些观念之中，最要紧的是，（一）阴阳的观念；（二）五行生克的观念；（三）五脏分配五味、分应四时、五方、五色、五行的观念；（四）气的观念。
胡适除了查证大量史料之外，还熟读了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并以之为立论的基础，对汉代医学的形成乃至中医的基础理论加以简明阐论。他接着写道：
《汉书·艺文志》有医经二百一十六卷、经方二百七十四卷、房中术一百八十六卷、神仙二百五十卷、总名为方技。论曰，“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又分论医经曰，“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德，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又分论经方曰“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这些议论都是西汉末年、东汉初年的话，可见汉代已有一种有系统的医药学。现有的《黄帝内经·素问》，照《艺文志》的叙论来看，大概是汉代的著作。后来的中国医学经验的方面，自然狠有进步，但理论的方面总跳不出内经的系统。
在对《黄帝内经》的逐条分析之后，胡适得出阶段性结论说：
中国医学与药学的基本理论，只是把五脏分配五行，把五味也分配五行，（此说起于晚周阴阳家，《吕览》说得很详细，《淮南王书》采用他，变为道家的一部分。大概到了汉代，这种学说始完成。）又把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来使用针灸药石的疗法，又把阴阳的观念来总括一切气血、脏腑、药性、针灸。初起时，自然是很浅陋的迷信。到了后来，虽然经验技术进步了，这些阴阳五行的观念已渐渐的成了医学上一些不可少的符号。有了这些符号，这种学问便更容易领会记忆。所以直到如今，这些观念仍旧盘据在医学界里。这些观念在现在看来，自然是阻碍进化的东西。但从历史上看来，阴阳五行等观念在当时，确是很有功效的工具。有了这些观念，方才可有假设的学理，方才可有系统的理论。中国医学的基本理论，只是《内经》所说“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正者正治，治反者反治”一句话。（希腊古代的医学也是以一个“调”字为基本观念。此语见至真要大论。）但这个观念全是根据于阴阳五行的学说，若没有阴阳五行的学说，中国也许只有许多零碎的、完全经验的方技，但必不能有个系总的医学。（中国自古至今，有了许多化学常识和物理学常识，但没有化学，也没有物理学。这都是因为没有几个基本观念做假设的根据，故不成系统的知识。）
在后世研究者的新文化运动各式“审查报告”中，对古代迷信的批判，当然是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但在这份93年前的讲义本中，我们看到，古代迷信体系重要概念之一的“阴阳五行”，并非真那么一无是处、百害无一利。胡适并没有武断的将这一概念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是小心翼翼的将其中的“历时性”功用剥离出来，将这一看似僵死的“共时性”符号重新唤醒。在他看来，中医正是将“阴阳五行”的概念活用于人体，并将其衍化为一种学术语言范式与理论体系；对这一概念的特定解码运作，竟造就了中医在汉代成为系统科学。
胡适说得很明白，（阴阳五行）这些观念在现在看来，自然是阻碍进化的东西。但从历史上看来，阴阳五行等观念在当时，确是很有功效的工具。有了这些观念，方才可有假设的学理，方才可有系统的理论。胡适所强调的这种学术态度，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中性”地看待历史、“中性”地对待中医，既不能把古代文明成果当作万古不移的神明供奉起来而不求进步，也不能把古代的传统文明与文化一股脑扔进垃圾堆而一棒打杀。现代人以“事后诸葛亮”的姿态来评判说这个不先进、那个很落后，当然是以现代科学理论为基础来评判的，但这种评判的客观性是否是百分百的“科学精神”，胡适为之作出了辩证性的思索与探讨。
胡适明确指出，中国医学的基本理论，只是《内经》所说“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正者正治，治反者反治”一句话。而返观世界医学史，希腊古代的医学也是以一个“调”字为基本观念。中医与古代“西医”相比，并不逊色，还异曲同工。但这种基础理论的取得，却正是依赖于后世认为“阻碍进化”、“迷信落后”的“阴阳五行”学说，在“历时性”的历史文明进程中，胡适一方面为“中医”的合法性正名。另一方面，他也为之感慨道，中国自古至今，有了许多化学常识和物理学常识，但没有化学，也没有物理学。这都是因为没有几个基本观念做假设的根据，故不成系统的知识。
通过讲义本的上述内容，胡适早年对中医的系统研究及其学术评判渐次浮出水面。或许，我们还不能据此证明，胡适一生均持其28岁在北大讲义本中的观念；也不能据此说明，这即是他对待中医的明确态度。但至少有一点可能揭示出来，胡适思想的先锋性，并不是以其对传统文化破坏程度为指标的；胡适对待中医的态度，“中性”却非妥协，有批判也有认可，其“历时性”考察史料的眼光，有一针见血处，亦有融会贯通时。
至于胡适后来所患顽疾是否即是“糖尿病”；中医为其治愈的是“糖尿病”还是“肾脏炎”；胡适晚年的矢口否认是否又意味着其有某种不可告人的言不由衷等等，所有这些细枝末节的生活史考证背后的极端观念倾向，则实在是可以休矣。关于“胡适信不信中医？”“胡适支持还是反对中医？”这样的伪命题，也实在可以到此为止了。或许，在讲义本出现之后，将来还会勃兴出一种变通的伪命题方式——胡适在哪一时期相信中医，又在哪一时期不相信中医？胡适在哪一时期支持中医，在哪一时期又反对中医？
为此，答题者们又得广征博引各路文献，转换叙事手法，重新组织起非此即彼的理论体系来。不过还好，这样变通之后的伪命题，至少还是一种“共时性”眼光向“历时性”视野转变的产物。如果有哪一天，我们不再用这样先前的伪命题，以及变通之后的伪命题去考察胡适及其思想，不再追问“胡适究竟怎样看待中医”并为之列出一个所谓的学术年表来，可能才是我们真正理解、包容、吸纳并受益于胡适思想的开始罢。
（作者简介：肖伊绯，1975年生，四川成都人，同济大学出版社特约作家，四川省旅游局特聘顾问，已出版《虚构的风景——重温梁思成1939川康考察之旅》、《法国时尚百年》、《现代化田园》、《民国达人录》、《风景的标记》、《虚构的风景》、《十城记》、《孤云独去闲》、《革命样板戏》、《民国表情》、《民国温度》等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