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盛及五百余年，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传统观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生存有道：他们勤俭持家，艰苦创业；他们打破传统，主张学而优则商；他们分工协作，团队制胜，他们……。总之，他们关于企业生存的秘诀即使今天看来，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1．勤俭持家，生财有道
晋商经营天下，由北向南，自东向西，无处不在，他们无时无地不是在市场风浪中拼搏。晋商历经拼搏的结果是，从明万历时的“非数十万不称富”到清代“百万者比比皆是”。但事实上，晋商之所以能纵横天下，并不是靠财雄势大，欺行霸市，其中主要靠的是艰苦奋斗，勤劳节俭的经营精神。
古往今来，许多成功的经营者，都十分注重节俭。商人们虽然积财数千万计，但勤俭既是经营的正道，也是修身、正己、立志、创业之精神的体现。“世事无奇，唯忠唯恕；治家有道，克勤克俭”，“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中国传统文化中，勤俭是最古老的训诫。“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在《尚书·大禹谟》中最有教谕。一国一邦的兴衰也往往是“成由勤俭败由奢”。山西商人从创业到获取成功的极富时代，始终克守勤俭，留下了晋商俭约的美誉。
明人沈思孝在《晋录》中说：“晋俗勤俭，养殖于外”，“晋中俗俭朴古，有唐虞夏之风。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兼味……故其居奇能饶。”明末清初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曾到山西做过实地调查，他在书中这样评论山西：“昔人言：山西厥土硗薄，故发多贫；厥俗勤俭，故用仅足。”也就是说山西恶劣的自然环境是促使山西人依靠勤俭维持生存的条件。
更令人感到惊异的是，这么恶劣的环境与贫困的生活，并没有使山西人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用暴力行动来改善自身的生活困境。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竟没有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是发源于山西的！即使是大灾大难之年也是如此。山西人把暴戾的破坏性心理化解成了节俭的民风，换来了三晋大地的数千年平静安宁。
山西人的节俭之风落实到了极处，即使对死人也是如此。山西人在埋葬亲人时，不是一人一墓，而只是分别男女异穴而葬，以节省宝贵的土地资源。三晋富有的大户人家，也是没有宾客上门不上酒肉，爱打扮的妇人也不穿价格昂贵的丝绸服装，对可能的自然灾害始终保持着警觉。
明朝灭亡，清人入关后，山西人依然保持节俭之风，“国初，民无他嗜，率尚简质，中产之家，犹躬薪水之役。积千金者，宫墙服饰，窘若寒素。”即使中等人家，也要亲自做一些砍柴、挑水的杂活。即使是千金之家，从外表上看，也和贫寒之家没什么两样。
山西人身上，自然脱不开黄土地上民风民俗的影响。许多县志中记载当地“土风朴实，民性勤俭”，“晋俗之俭，自古而然”，“民勤耕稼，务蚕桑。男多商贾，女多纺织，士勤诵读”，“商贾隆冬走山谷，布袄之外，袭老羊皮马褂”，“民性质朴，好尚节俭，力田绩纺，尤尚商贾”，“山西民俗勤俭，古称唐魏之遗”，“晋省风俗朴厚，民间习于勤俭”，“非贸迁为业，即专事力田，一切非分之财，从不妄求”……有一个叫寻金材的商人，临终时还告诫其子：“他日苟有寸进，薄积当体。”清代山西的许多富商大家，还把祖先创业时的讨饭篮子、打狗棒、算盘、扁担、货箱、背褡子供奉在祠堂里，警戒后世子孙永远记住创业维艰，保持勤劳节俭之风。祁县乔家富倾一方，然而乔家大院老宅门上的“慎俭德”三字，迄今犹存，不禁使人想到，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经商岁月中，它对乔家子孙曾起过怎样的约柬作用。
山西商人的节俭之风还曾得到康熙的肯定。据《东华录》记载，康熙二十八年南巡时，“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益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在康熙看来，吴越州郡市肆被晋省商人占领的原因，就是他们勤劳节俭，善于积累所致。
勤俭之风是山西人在艰苦中保护自我，造福后代的本能，也是山西商人积累财富的有效途径，在晋商发迹的初期，山西人给省外人士的印象是“陋而实”，不尚奢华的风尚也确实避免许多浪费与挥霍，每当外省人讥讽山西人吝啬、小气时，山西人理直气壮的回答足：“说小气就小气，各人心中有主意。”这一点也显示出山西人的精明和有主见，而这在现代山西人中仍有遗留。
2．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晋商，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商业历史上称雄500多年，除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外，更为重要的是山西商人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那就是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时也是晋商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晋商中的创业始祖，除少数出身于旧官僚外，多数是农民出身。他们不甘心于贫苦的生活，为谋求新生活而四处奔波。这些走向商路的农民，不惧千里跋涉之艰难险阻，不畏万里之外乡风、民俗、习性、语言之障碍，艰苦奋斗，积极进取。这些经商始祖，靠的就是这种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他们敢说敢干，敢作敢当，勤奋刻苦，吃苦耐劳，不怕牺牲，表现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惊人毅力。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都能把这种精神坚持下去，发迹致富后也不忘记，代代相传。如榆次车辋常家，从第八代常威经商开始，先从家里带了一些碎银两，带上前辈放羊用过的放羊鞭，徒步到了张家口，从小本生意做起，风里来、雨里去，数十年如一日，无事不求奢华。用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开辟了由南向北的万里茶叶之路，树起了对俄贸易的历史丰碑，成为当时很有名气的外贸世家。还有祁县渠家，其祖先渠济，原籍上党长子县，明朝洪武年间，带领两个儿子渠忠义、渠忠信，不辞辛苦，往返于祁县上党之间，倒贩土特产品，天长日久，经过多午的奋斗，有了点积蓄后，才在祁县定居下来。渠济去世后，忠义、忠信两兄弟仍然做行商，沿街叫卖。这样，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经营，到了第9代渠士重时，生意才逐渐好了起来，家道初步呈现小康景象，结束了摊贩生涯，在祁县城内开设了铺面。到清朝乾隆年间，第14代的渠同海，生意有了较大的发展。到15代渠映潢时，渠家成为较有名的商业大户。到16代渠长瀛时，已建立了四五十座商号，到17代渠源潮、渠源浈时，渠家的商业进入了黄金时代。据传说，渠家商业字号总数达数百座，不仅经营商业、还投资金融业和工业，成为全国著名的商贾大户，祁县乔家堡的乔家，与常家和渠家一样。祖先也是一个很穷的人。在康熙年间，乔家商业的创始入乔贵发出生在乔家堡，他出生不久，父母先后去世，乔贵发寄食于舅父家，稍大后回到了乔家堡，靠出卖劳力生活，后来由于受不了别人的冷言讽刺，便离村到了口外。到口外后，先给人家拉骆驼，受了不少罪，吃了不少苦，但他有着超人的耐力，可以一天一夜不吃东西，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可以顶风寒雨雪，可以以风餐露宿，徒步跋涉几千里。后来有了点积蓄，才和一位姓秦的徐沟老乡开设了一个草料店，并经营豆腐、豆芽、烧饼、以及零星杂货。由于他们同心协力，省吃俭用，精打细算，苦心经营，草料店有了点起色。后来，不知何故，生意做不下去了，乔贵发回到老家种地，老秦在包头看摊子，维持门面。后来因为买卖黄豆赚了一笔钱，又将乔贵发接到了包头，办起了“广盛公”店，扩大了经营范围，增加了绸缎、布匹、副食杂货，也做粮盘、钱盘，还贩运马匹等。后来乔贵发的儿子乔全美接替了父亲的生意，他继承了父亲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并制定了严格的家规。到乔致庸时代，乔家的商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不但办起了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等字号，商号遍布全国各地，还经营了280亩地的复盛菜园，创办了大德恒、大德通两个票号，发展成了晋商中的商业大户。并且在老家修盖了外观威严端庄、整齐高雅、内饰富丽堂皇的乔家大院。太谷曹家也不例外。曹家祖籍晋源县花塔村，始祖曹邦彦时迁往太谷，曹家的经商祖先曹三喜是曹家的14世玄孙。明朝末年，曹三喜不愿在他的老家太谷北洗村过穷口子，便到了辽宁一个叫三座塔的地方谋生。开始，他以租地种菜、种大豆为业，后来开始在那里磨豆腐养猪。由于曹三喜吃苦耐劳，为人又好，所以生意还不错。后来，他开始酿酒，进而又开起了杂货店、当铺、钱庄等。生意越做越红火，并在赤峰、凌源、建昌等地也建起了商号。到他的后代手里，曹家的商业逐渐扩大地盘，建立商号，在最兴盛时期，商业字号遍布全国各地。据初步统计，当时曹家的商业字号竟已发展到640多家，雇员达3．6万余人，资本达1000余万两白银。曹家最兴旺的一支所修建的“三多堂”（意为多福、多寿、多男），三座5丈高的4层楼，到现在依然巍峨地立在太谷北洗村，供人们游览参观。总之，无数山西商人，靠着这种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500多年的时间内，创造了“足迹遍天下”，“海内最富”的显赫业绩，在中国的商业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山西商人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曾得到康熙皇帝的肯定。据《东华录》中记载：“夙闻东南柯臣商大贾，号称辐辏。今联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益寡，良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在康熙看来，南方邢巾被山西人占领的原因，是由于山西人勤劳节俭私累的缘故。《康熙南巡秘记》中也这样说：“晋俗勤劳朴索。勤劳易于进取，朴素易于保守，故晋之人长于商，车辙马迹遍天下，齐鲁秦晋燕赵诸大市，执商市牛耳者，咸晋人。故晋人之富，甲于天下。”
3．学而优而商
山西商榆次县常家，在当地是无人可比的富商，即使在整个晋商群中也是赫赫有名，常家鼎盛时期南起福建、武汉，北至内蒙古和当时的外蒙古、恰克图、莫斯科到处都有常家开设的商号、票号，被推崇为山西商人中最早进军恰克图的外贸世家。
常氏由商起家，传至十世时，已有“世兼儒贾为业”之称。
常氏家规甚严，男子或商或学，或书法或医务均有所成，女子也脱离封建礼制的枷锁而读书学习。凡常家子弟严禁吸食鸦片，并刻有家训石碑，世代为戒。现在依然保存完好。
在常氏兴盛的200多年中，其重商而不轻学，重学更不轻商，学为经商之才培养基础，商为求学之人提供条件，整个家族中没有商与学的界限划分，只有商学互补，商学互通，商学互长。
虽然常氏一门知名学者辈出，如常立教，既中举业，学贯经史、天文，地理尤佳，后为康有为“公车上书”的山西三举人之一，变法失败后自称“盛世遗民”，过着隐居生活。其子弟中亦有进入仕途者，如常运衡，以贡生任清户支部主事，后为袁世凯农工商主事，曾赴日本考察银行税务，回国后在中国银行任职，继任张家口银行行长、山东省银行佥办，直隶财政厅厅长、北洋众议院议员。但他并不醉心于官场功名，而选择“学而优则商”，使常氏的商号、票号代不乏人。如常威的儿子常万圯、常万达及其后代，几乎家家盖书房，设置家塾，延请省内知名举人、拨贡住馆授课，尊师重教，蔚为风气，但最终都弃科举而从商，随父至张家口创业，常万圯创立十大德称北常，常万达创立十大玉为南常，二人虽未入仕途，却为常家200年的基业奠定了的基础。
继任常家金融事业的常立训，青年时本已读书有成，入选为贡生，并授封朝议大夫。但他恪守“吾家世资商业为生汁”的祖训，弃官从商，把所学知识用于商业经营。庚子之变时，常立训临危不乱，指挥若定，面对骚扰宜化、抢掠张家口的德国军队，他据理力争，胆略过人，终于保住了张家口常氏与晋商的大笔财富，被推为晋商领袖。1909年前后，他又审时度势，呈请清政府委任，挑起了常家两个票号、四个账局的重任。他常说：“人处其逸，我任其劳，盖不以一时之致富为可矜，而以后日之食贫为可虑。”所以常立训立志继承祖训，以工商经营为致富的大业。
常氏虽以书香门第传世，但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维新思想的影响，对科举仕途本不热衷的观念迅速转化为学以致用，实业救国的新思潮。戊戌变法失败的第五年，即1903年，常家率先废陈了私塾，设立新学堂，成立了“常氏笃初小学堂”，在当地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鲜事。
从立私塾到办学堂，从学习八股应制文章到引进新学，紧跟时代的步伐，学以致用，主要目的不在于仕途显赫，而在于承继祖业，发展工商。说他们是“儒商”家族，也不算牵强附会。由于他们奉行一条“学而优则商”的原则，或弃官从商，或弃文从商，才使常氏家族写下了数百年久盛不衰的历史。
4．从小做起，小相公变成大资本家
晋商是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内，既有出资开设店铺的大小资本家，大掌柜、二掌柜和三掌柜，又有管账、跑业务、管信、接待顾客的先生，但大多数是大小伙计，车夫、拉骆驼和做杂务的小相公。高高在上的只能是资本家和掌柜们，他们在店铺中处于领导地位，是剥削广大伙计的剥削者。掌柜们所以也属于剥削者，是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在店铺拥有一个小份额的资本和更多的人力股，具有双重性质，既被资本家剥削，又剥削其他伙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