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青先生来，知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曩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同时进攻，先生独力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对华北民众运动，亦不复继续去冬之政策。果然确立抗日决心，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之准备，一面恢复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则不但苏维埃红军愿以全力为先生及二十九军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将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目前日寇图绥甚急，德王蠢蠢欲动，蒙古第二傀儡国之出现，大抵为时不远，冀察政委会汉奸成分之增加，着着向先生进逼。然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近者国内统一战线大有进步，红军主力渐次集中，国际联系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托空言，而有实际力量，足以资为抗日之用者也。惟具体实施步骤，必须规划周详，方免贻误。兹遣张金吾同志前来就教，请予接谈。如荷同意，即以张同志为敝方长驻尊处之联络代表，一切通信联络均以秘密出之。鲁韩绥傅晋阎三处，弟等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先生必有同心，尚祈设法介绍。临书不胜屏营翘企之至。
专此。即请
勋祺
弟 毛泽东 拜启
八月十四日
躲过了多灾多难的1936年，宋哲元在1937年面临着一场更加严峻的考验。
1937年春，日方从关外大批调运关东军入关，平津间的日军增加到三四万人。从4月25日起，华北驻屯军在平津近郊频繁进行战斗演习，6月开始进行以攻击卢沟桥、夺取宛平城为目标的昼夜演习。6月21日，华北驻屯军紧急成立临时作战科。一切迹象表明，日本军方正在积极备战。
由于二十九军在平津和日军胶着对峙已经有两年，其间冲突事件不断，但都得以政治解决，因此从上到下麻痹大意，对日军的频繁活动缺乏重视。另一方面，宋哲元等人也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认为平津地区日军以区区三万人，断然无法和十万之众的二十九军对抗。
3月17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趁宋哲元在天津，指使汉奸陈觉生代他邀请宋哲元来到驻屯军司令部。没想到宴会中途，田代突然取出早已写好的《中日华北经济提携协定》，满脸堆笑地放到宋哲元的面前。望着田代阴险的笑脸，宋哲元感到一阵阵寒意。他一扫当年长城抗战的英豪之气，不得不在日本人的文本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极为震怒。当着宋哲元在中央的代表李世军的面，蒋介石怒斥道：“我早已叫你告诉宋主任少和日本人应酬来往，一个负重要责任的人，为什么随便到敌人兵营里吃饭！”接着又发给宋一纸严厉训斥的电报。
协定的风波尚未平息，出访东洋又引起了轩然大波。由于华北抗日空气日渐浓厚，为了牢牢控制宋哲元，3月底，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又主动邀请宋哲元组团访日，其费用由日本人支付。这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邀请。被迫签订“经济协定”的教训使他明白，作为封疆大吏和二十九军首脑，一遇日方要挟，势必再铸大错。然而如果明确拒绝，不仅局势会更加恶化，甚至会和日本闹崩，而这是不符合蒋介石“忍辱负重”授命的。
于是，宋哲元借口身体不适，改派张自忠为代表访问日本。消息传出，一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南京政府先是缄默，继之而起的是大加指斥，《中央周报》更是长篇累牍地抨击责骂。宋哲元处于蒋介石和日本人的双重压力下，精神极度苦闷。他对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说：“日本种种无理要求，皆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当然不能接受。可日方时常无理取闹，滋扰无休，确实使我痛苦万分。日方系以我为交涉对象，如我暂离平津，由你负责与之周旋，尚有伸缩余地，我相信你有适当的应对办法。因此我想请假数月，暂回山东乐陵老家，为先父修墓。”
5月，经蒋介石批准，宋哲元一家离开北平，返回山东乐陵老家。他总算摆脱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这个职位给他带来的尴尬处境。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气势汹汹的日本人，还是逼到他暂时忘却烦恼的乐陵老家。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处于前线的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等二十九军将领发表声明，指出“彼方要求须我军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免事态扩大，但我方以国家领土主权所关，未便轻易放弃，倘彼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卫计，当不得不与竭力周旋”，并命令当地守军立即还击，坚守阵地。秦德纯等人同时将事变经过电告宋哲元，并派邓哲熙、赵登禹和张克侠前往乐陵催促宋哲元速返北平，主持一切。宋哲元得知事变发生后，表现了惊讶与不安，命令二十九军“先消灭当面之敌”。
但冷静下来以后，宋哲元又动摇了。他考虑到了四个问题：1.日本人此番寻衅用意何在？如果进行和平交涉，有无就地解决的可能？2.南京政府在和战上究竟持何态度？倘若二十九军率先开战，而蒋介石却故伎重演，妥协谋和，二十九军岂不白白牺牲？3.在装备低劣、准备不足的条件下，同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大规模开战，损伤必大，难操胜算。4.一旦燃起战火，冀察平津必不能保，那么二十九军作为一支与蒋介石素有隔阂的非嫡系军队，出路何在？
有无进行和平解决的可能，只有通过试着谈判才能知晓。加上蒋介石以前所宣扬的“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的论调，使宋哲元在做出决策的时候，首先选择了和谈。在宋哲元看来，以往每次发生冲突，只要做些局部让步，总能和解，这一次也不例外。另外，在6月份蒋介石给宋哲元的信中，也要求宋为掩护中央准备、苦撑危局。
出于这些考虑，宋哲元首选了和谈。他在答复秦德纯等人的电报中，要其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他对邓哲熙等人也表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7月9日，宋哲元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认为：此间战事，业于今晨停息，所有日军均已撤退，丰台似可告一段落。蒋介石对二十九军的和谈，并不是断然制止，只是劝诫说，要“防其奸狡之惯伎”。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宋哲元事实上拒绝了二十九军让其回北平和蒋介石让其回保定的要求，于11日到达天津。
就在宋哲元到达天津的当晚，卢沟桥的形势有了缓和。7月11日当晚，北平市长秦德纯与日军代表松井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随后将29军俘虏的200多名日军释放。对于《秦松协定》，宋哲元基本认同，惟一有异议之处，是提出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可以由三十七师换成保安队服装即可，至于取缔蓝衣社等，没有时间限制，尽可拖延。
而这时，熊斌奉蒋介石之命，北上传达“不挑战、必应战”的中央意旨，允许“宋主任环境关系，认为需要忍耐以求和平时，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原则之下与彼方谈判，以求缓兵”。蒋介石对谈判的默认和允许，进一步强化了宋哲元的和谈决心。
然而，日方回答宋哲元和平诚意的，却是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由于保存地盘的心理太强烈了，宋哲元对于迫在眉睫的危机不加理会，仍认为和平有望，12日对外发表乞求和平的谈话，称：“此次卢沟桥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
但蒋介石认为，即使与日军媾和，主导权应在中央，对于宋哲元的表态感到忧虑。蒋介石第二天即给宋哲元发电，提醒他卢沟桥事件“必不能和平解决”，“中央决定宣战”，并劝宋哲元“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蒋介石其实对于卢沟桥事件的和平解决仍然抱着很大的希望，但是他不希望媾和由宋哲元来主导。
但宋哲元置蒋介石的劝告于不顾，派张自忠、秦德纯等人继续与日军交涉，并瞒着南京政府向日方做出若干让步，其中包括向日方道歉。
14日夜，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专田少佐与宋哲元会谈，提出七条要求。宋哲元原则上没有异议，但要求缓行，然后让张自忠、齐燮元、陈觉生等人作为自己的代表同桥本参谋长进行进一步的谈判。谈判草拟的协议如下：处罚卢沟桥营长，由秦德纯代表宋哲元道歉；日方提出由保安队代替冯治安的三十七师担任北平的警备，中方提出由张自忠的三十八师担任；约定立即撤兵及取缔抗日分子。
7月11日达成的协定，只要求卢沟桥城周围及龙王庙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而14日草拟的协议，则扩大到北平的治安由保安队维持。
7月18日下午，宋哲元赴天津海光寺，参加原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的葬礼，与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见面。虽然宋哲元未表示道歉，但吊唁田代与问候香月，已被日方看作是道歉的姿态。宋哲元归来后天真地对人说：“和香月见面，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
19日，宋哲元从天津返回北平。途经杨村西侧铁桥时，发现地雷。经查是日军所为。因受日军指使布雷的中国人暗中将地雷引信拆除，才使宋哲元幸免于难。但地雷事件仍未使宋哲元警醒，为表示和平诚意，他返回北平后，立即下令将城内各要口的防御工事、沙包、路障等一律拆除；将关闭数日的各城门完全开启；对全国各界慰劳二十九军的捐款和物品，也通电表示谢绝。
直到7月中下旬，宋哲元依然对局势没有清醒认识。这时中央军增援部队已经开到保定、沧州，到这时宋哲元还在担心中央军来抢他的地盘，在24日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仍说“刻下拟请钧座千忍万忍，暂时委曲求全，将北上各部队稍为后退，以便缓和目前，俾得完成准备。”
宋哲元的悲剧，酿造了二十九军的悲剧，也造成了华北的悲剧。一言九鼎的宋哲元，在丢失了华北之后，便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直至郁郁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