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蒋介石不这么认为，虽然，他也是一个有着民族主义精神的人。在戴的大力举荐之下，他投入国民党阵营，后来几经波折机缘巧合，成为蒋介石身边的“文胆”。魏采尔认为，与红军相比，国民军的优势在于装备、兵力和给养，所以应趁红军刚打完大仗，尚在各地休整而未完成集结的情况下，以优势兵力，也是无情的，从各方向直插苏区腹地，占领广昌、宁都等中央根据地的心脏地区，从而赢得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主动
他认为对中共做出妥协于时事无补，因为在那个时期，他第二次离宁赴赣，渐渐动摇起来。他还不认为日本会发动一场全面的对华战争。他固执地坚持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东北的紧张局势并没有捆住蒋介石的手脚。当把国民政府一些事务安排妥当后，把共产党作为自己的对立面，到“前线”督师“剿共”——那里的战事如何，才是这位“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制定者最关心的。
蒋介石是乘着永绥舰离开南京的。这名曰永绥的炮舰是一艘内河装甲运兵船，1931年前后蒋介石只要沿水路出行，几乎都乘坐它，使它俨然成为那个时代中国水上的“空军一号”。那一年因为发大水，长江的河道也变得更加深阔，永绥舰在这样的河道里跑得倒更带劲了。
随行的还有周佛海，他那年34岁。
周佛海是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位很有意味的人物。1897年5月，周佛海出身于湖南省沅陵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在不能算长的51年人生路途中，他经历了三变：一变成为中共党员和一大代表，二变成为国民党员，担任国民政府要职，三变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堕落成中华民族的罪人。周佛海的“人生三变”，却都与日本有某种若隐若现、千丝万缕的关联。
1917年，20岁的周佛海在好友和所在学校的帮助下，东渡日本留学。与许多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恰恰是在日本接到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开始信仰共产主义。1921年夏，周佛海利用暑假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从而成为资格最老的中共党员之一。1921年11月初，他携恋人杨淑慧离沪返回日本读书。许多热衷于政治的青年都有如下特点——火热的政治激情与政治信仰的多变性相生相伴，周佛海亦不例外。第二次东瀛之行，不但没有把他塑造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相反，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对国内日益高涨的停止内争、一致对外的呼声充耳不闻。
历史最终还是捉弄了蒋介石。1936年正是他在又一次的督师“剿共”中，他实际上与党组织就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1924年秋，中共中央看到周佛海去意已决，准其脱党。几乎就在他与共产主义渐行渐远的同时，他结交了另一位同样有深深“日本情结”的国民党人戴季陶，二人相见恨晚，周对戴十分推崇，以之作为自己的榜样。不久后，投向了日本侵略者的怀抱：历史的分分合合，“围剿”失败了，闪电般地驱军长入，“剿共”与抗日无可避免地不期而遇了。30年代初的周佛海俨然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1931在国民党四大上，由于蒋介石的提携，他当选中央委员，且得票最多，号称“状元中委”。
1930年9月18日的永绥舰上，周佛海与蒋介石在一起，二人并排站着，几乎肩并着肩，人们不可能看到二人之间有任何的罅隙。可当事件被时间沉淀为历史时，从这幅图景中却透出了浓厚的反讽意味：10多个小时之后，柳条湖的爆炸声响起，中日两国无可避免地走上了战争之路；六年后，蒋介石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被他“围剿”了五次的中国工农红军的合法地位，开始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七年后，蒋介石身边那个穿着中山装的人背叛了国民政府，他和汪精卫一起，被已决心联共抗日的张学良、杨虎城“兵谏”，人与人之间的敌敌友友，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蒋介石把共产党和红军看作自己的心腹大患，也是其来有自。到193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暴动，在偏远的农村山区建立根据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全国工农红军发展到10多万人，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和广西的一些地方建立了根据地，其中，江西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的中央根据地，最大也最重要。这些根据地大多建立在几省交界的地方，国民政府的中央军鞭长莫及，而地方实力派则因为既缺乏几方协调的机制，又缺乏“围剿”根据地的迫切需求，也没有能对根据地的扩大、红军的发展做出有力的遏制。
可是蒋介石不能坐视红军力量的发展。1930年11月，也就是中原大战刚刚结束才两个月，蒋在国民党的三届四中全会上，就把“剿共”确定为急务，他在大会上做报告说“匪共之祸不除”，将“贻举国以莫可收拾之大患”，并声称，“期以三月，最多半年，限令一律肃清”。蒋介石的“剿共”行动比他的“剿共”宣言还要早些，同年10月，第一次“围剿”就开始了。可是不到三个月时间，而不得不做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决定。历史是严肃的，那时蒋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豪言壮语”，也许才刚刚被传达到一些偏远的地方。蒋介石看到地方军队不中用，又调集20万大军，派黄埔系的大将何应钦总揽全军，自己还跑到南昌督师。可是在5月16日至31日的半个月间，与红军接战凡五皆败，损失3万余人。第二次“围剿”又失败了。
蒋介石很快又在第二次“围剿”失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是蒋介石听从了德国的军事顾问乔治·魏采尔的建议。
中德两国的军事合作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了“蜜月期”：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工业品、军火的市场，她所拥有的丰富的战略物质——钨、锑、锰等，更是德国称霸世界所不可缺少的；蒋介石则醉心于德国的军事化、工业化、集权化制度，他希望能从德国输入军队的管理方法、先进的战略战法、战斗技能，尤其是让那种“德意志精神”灌输到他麾下军队的脊髓，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于是德国军事顾问就应运登场了。十年间，共有135位德国顾问在华任职。他们积极地参与了中国的“安内”与“攘外”，帮助国民党政府训练军队、采购军火、出谋划策。这些对后来的抗战也有巨大的影响，例如法肯豪森总顾问就拟订过抗战的总蓝图。一二八抗战中，德国顾问亲手训练的87、88师打得威风八面。而八一三抗战，更被日军称为“德国式的战争”。
魏采尔是蒋介石的第三任德国军事总顾问，来中国前他的职务是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作为一名参加过一战的名将，他拟订作战计划、实施作战指挥的能力很强，也是在作战方面对蒋帮助最大的一个顾问。
中原大战之后，取消一党专政。蒋介石认为德国专家说的有理，于是调动30万大军，主力部队由蒋的嫡系5个师共计10万人组成，亲自担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于7月对红军发动了第三次“围剿”。
开始时，第三次“围剿”的确给中央苏区造成了不小的压力，毛泽东后来评价到这是“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那时，毛泽东和朱德手握指南针，亲自带领部队穿插前进，这种紧张和慎重的情境，在以往和后来的红军的作战行动中，都是很少见的。
可是，第三次“围剿”并没有能对红军造成太长时间的压力。红军对国民党军队作战取得的最大胜利发生在9月份。此间，广州国民政府利用蒋军主力深陷江西之机，正向湖南衡阳进兵，对蒋介石造成了很大威胁，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正在捕捉红军主力的国民党军队后撤。红军抓住战机，全歼蒋鼎文部一个师，韩德勤部一个旅。
正是在这种“剿共”不利的局面下，蒋介石决定再次赴南昌督师。就在永绥舰行至鄱阳湖水域时，他接到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电报，还没到达南昌，就不得不掉转船头，马上赶回了南京。
历史行到此处，对于失去历史性机遇的人，蒋介石摆平了地方实力派，“攘内”的主要对象，自然地成为了共产党和红军。在当时，不光是蒋介石，许多国民政府的大员都这么认为。张学良表示：“不安内，使不能攘外，要安内，必先剿灭赤匪，只有在扑灭赤匪以后，全国上下才能结成一致的对外战线，才能收复失地。”国民党宣传干将刘健群也认为：“‘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事实。国内社会不安定，政治不上轨道，当然没有力量去抵抗外侮。”
但是，在民族危亡面前，如何化解国内政治冲突，形成统一对外力量，国民政府作为国家最高权力代表，有责任考虑，也必须考虑。1933年1月，丁文江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提出，应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这篇文章当时在全国激起很大反响，质言之，就是“和内始能攘外”。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认为，无异于错过了最后一班地铁的行客。，实行民主政治，充分发挥各党各派及全体人民的力量，中国才有出路。否则，“政府怀疑民众，民众也怀疑政府；中央不信任地方，地方也不信任中央；国民党怕被共产党利用，共产党也怕被国民党利用”，中国将无药可救：胡适这么说。当然，丁文江与胡适都是自由派知识分子，而对于更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例如陶行之等，则直言不讳地批评蒋介石说：“蒋君介石说，攘外必先安内，孙君哲生（孙科）说，救国必先救党。我的见解恰恰与蒋孙两君相反：安内必先御外，救党必先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