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此发现，希望有个住所的学生其实可以得到一座能终生居住的房子，而且所花的钱甚至不比他每年交的住宿费多。假如你觉得我是在吹牛，那么我要解释的是，我如此大吹大擂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人类；我的诸多缺点和自相矛盾之处并不影响我这句话的真实性。我固然很虚伪（我发现自己很难去除这种性格瑕疵，但同时也感到很惭愧），然而就这件事而言，我要理直气壮地说出我的看法，这能让我的身心都感到如释重负；我决定不要显得很谦虚，以免成为魔鬼的辩护者[154]。我将会努力说出真相。在剑桥学院[155]，光是学生宿舍的租金，每年就要三十元，而那些宿舍其实比我自己的房子大不了多少。建筑商倒是省事，可以在一个屋顶下盖起三十二个房间，可住户就没那么方便了，邻居既多且吵不说，也许还得住四楼[156]。我忍不住想，要是我们在这些方面拥有真正的智慧，那么非但需要的教育会变少，因为我们会获得更多的知识，而且为接受教育而支付的金钱将会大大减少。无论在剑桥还是其他地方，这些设施让学生或者别的某个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如果双方处理得当，他们只要花十分之一的钱就可以。这些最需要花钱的东西其实并不是学生最想要的东西。比如说在每个学期的账单[157]中，学费占了很大的部分，而他要是能够跟同时代最有学识的人往来，得到的教育会有价值得多，并且不需要交费。设立大学的模式通常是这样的，先弄到捐款，然后盲目地遵从极度劳动分工的原则（其实在遵从这种原则之前，是应该经过深思熟虑的），随便找个把盖房当成生意的承包商，承包商再雇佣爱尔兰人[158]或者其他工人，就这样把大学建起来；至于将来的学生，对这所大学只有被动适应的份，于是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只能为这些过失埋单。我认为大学的基础倒不如由学生或者那些想要从大学获益的人来奠定，这是个更好的办法。有的学生贪图闲暇和休息，彻底逃避各种对人来说很有必要的劳动，他得到的是可耻而无益的闲适，失去的却是那种能够将闲暇变成收获的经验。“但是，”有人质问，“你不是真的提倡学生应该动手而不是动脑吧？”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没他想的那么简单；我想说的是，既然社会花大钱让他们有书念，那么对于生活，他们不应抱着玩乐的态度，也不应只是研究它，而是自始至终真诚地去过好它。年轻人学习生活的最佳方式难道不是立刻展开生活实验吗？我认为这对他们头脑的锻炼作用不亚于数学。举个例子说吧，假如我希望我的孩子学习一些科学艺术知识，我不会依照常规的做法，也就是把他送到某个学校，那里什么都教，就是不教生活的艺术——学校里的教授会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世界，就是不用天生的双眼；会研究化学，就是不研究面包是怎么做的；会研究各种技术，就是不研究如何得到它们；能够发现海王星的卫星[159]，却发现不了他眼里的灰尘[160]，也发现不了他本人是哪个流浪汉的卫星；会观察醋滴里的怪物，却被身边的怪物包围而不自知。假如在一个月之内，有个孩子从书上学到足够的知识，亲手挖矿铸铁，打造了折叠刀；另外有个孩子在技工学院[161]上了冶金学的课，从他父亲那里得到一把罗杰斯铅笔刀[162]，那么在这个月里，哪个孩子进步更大呢？哪个孩子更有可能割破自己的手指呢？……在大学毕业时，我得知我已经学过航海课[163]，这让我感到非常震惊！——唉，其实我只要到港口转个身，就能学到更多的航海知识。哪怕是再贫穷的学生，也要学习政治经济学，可是生活经济学呢，也就是哲学，我们的大学是不传授的。结果就是，穷学生在阅读亚当·斯密[164]、李嘉图[165]和塞伊[166]的同时，让他的父亲背上了无法偿清的债务。
不仅我们的大学如此，其他上百种“先进的现代设施”也概莫能外；大家对这些东西都有种幻觉；其实它们未必是有积极意义的进步。这些东西是我们向魔鬼借了高利贷做出来的，魔鬼不断地从中收取利滚利的回报。我们的发明往往是漂亮的玩具，只会分散我们的心神，让我们忽略各种正经的事情。它们是得到改善的手段，可是目的却未经改善，本来就非常容易达到；就好比连结波士顿和纽约的铁路。我们忙不迭地要在缅因州和德克萨斯州[167]之间设立电磁电报系统[168]，但缅因州和德克萨斯州也许并没有重要的信息要交流。同样尴尬的还有那个人，他特别渴望结识某位耳聋的著名女士[169]，可是当他来到那位女士面前，手里拿着助听器的话筒，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谈论重大的话题，我们需要的是理智，而不是速度。我们渴望在大西洋底下铺设隧道[170]，让旧世界和新世界的距离缩短几个星期；但第一道传过来敲打美国人耳朵的新闻也许是阿德莱德公主[171]罹患了百日咳。总而言之，如果有人骑着马，每分钟跑一英里，那他携带的消息肯定不是最重要的；他既不是传播福音的人，也不是来吃蝗虫和野蜜的[172]。我怀疑飞马柴德斯[173]从未驮过一粒谷物到磨坊去。
有人对我说：“你怎么不存点钱呢？你那么喜欢旅行，存了钱你就可以随时坐车到费奇堡去，沿途可以看看乡村的风光。”但我没有那么笨。我已经明白，最快的旅游方式是步行。我对我的朋友说，假定今天我们来比赛谁先到那里。路上的距离是三十英里，车费是九十分钱。那差不多是一天的工资。我记得当时修这条铁路的工人每天只能挣六十分钱。好啦，我现在徒步出发，晚上就能走到那里。我曾经以这样的速度走了整整一个星期。而在我赶路的时候，你要先赚取车费，假如你运气足够好，能及时找到工作，那么到了今天半夜或者明天某个时候，你也能抵达那里。今天的大部分时间你并没有在去往费奇堡的路上，而是在劳动。所以就算铁路通遍全世界，我想我也会走在你前面；至于看看乡村的风光和诸如此类的体验，你肯定是与之无缘的。
人世间本没有两全其美的事物，铁路自然也是如此。要修建一条环绕全世界、供全人类使用的铁路，其难度无异于将整个地球的表面铲平。人们隐约觉得，只要继续那种募集资金和破土修路的行为，终有一天所有人都能乘车到某个地方去，方便快捷不说，还不用花什么钱；但是等到人群蜂拥向车站，乘务员大喊“全体乘客已上车”，白烟随风飘散，蒸汽机突突发动之后，你将会发现乘车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坐不起——这就是所谓的“可悲的事故”[174]，确实是很可悲。诚然，赚够车费的人终究还是可以乘车的，但只怕他们到时已经丧失了旅行的活力和欲望。把人生中最美好的阶段用来赚钱，以便能够在人生中最没有价值的阶段享受一点值得怀疑的自由，这种生活方式让我想起了某个英国人[175]，他先是到印度去发财，为的是有朝一日能够回到英国当诗人。他应该立刻就躲到阁楼里。“岂有此理！”上百万个爱尔兰人从遍布这个国度的许多破屋子里高声抗议，“难道我们修的这条铁路不是好东西吗？”是的，我回答说，算是好东西吧，也就是说，你们修得不算差；但既然你们是我的兄弟，我希望你们可以有更好的方式去消磨时间，而不是在这里挖土。
木屋尚未盖好的时候，我就希望通过某些诚实而愉快的方式赚个十几块钱，以便补贴各种额外的花销；于是我在屋子附近翻耕了两英亩半沙地，主要种菜豆[176]，也有少数土豆、玉米、豌豆和芜菁[177]。这块地总共有十一英亩，大部分长满了松树和山核桃，去年卖出的价格是每英亩八元八分[178]。有个农夫说这块地“没什么用，只能养一些吱吱叫的松鼠”。我并没有在这块地上施肥，我不是主人，只是垦殖者而已，再说我本来也不想再种这么多地，所以只开垦了一部分。我在犁地的时候挖出了几考得[179]的树木残根，这些都变成燃料，让我烧了很久；而挖出残根的田地则变成了蓬松的沃土，夏天时那里的菜豆长得特别茂盛，跟周围的大不相同。我的木屋后面有许多枯木，绝大部分是卖不掉的，湖里也有些浮木，这些也都被我拿来当柴火烧了。犁地的事情我只能请两头牛和一个人来完成，不过扶犁的是我本人。我的农场在第一年的开支，包括农具、种子、劳力等方面，总共是十四元七角二分五厘。种子是别人送的。这种东西根本不用花钱，除非你要种的地实在是很多。我收割了十二蒲式耳[180]菜豆，十八蒲式耳土豆，另外还有些豌豆和甜玉米。黄玉米和芜菁种得太晚，没有任何收成。这个农场带来的收入总共是二十三元四角四分，减去十四元七角二分五厘的支出后，还剩下八元七角一分五厘。有些已经被我消费掉了，目前手头剩下的大概值四元五角——这笔钱用来买我没有种而又需要的蔬菜绰绰有余了。考虑到种种因素，也就是说，考虑到人类灵魂的重要性和当今时代的状况，尽管我的实验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也许正因为它很短暂，我相信我当年做得比康科德镇所有农夫都要好。
第二年我做得更好了，因为我用铁铲翻耕了全部我需要种的地，大概是三分之一英亩；这两年的经验让我明白，许多著名的农业书籍，包括阿瑟·扬格[181]的著作，都是毫无道理的，其实人要是简单地生活，只吃他种的粮食，只种他吃的粮食，别用粮食去交换那些多余、奢侈而昂贵的东西，那么他只要种几丈地就够了；我还发现，用铁铲松土要比用耕牛犁地便宜得多，每年换块新地也比给旧地施肥便宜得多，所有必需的农活他只要在夏天空闲时用左手就可以完成；这样的话，他就不用像当今的农夫，不得不和耕牛、马匹、奶牛或者家猪绑在一起。我想要不带任何偏见地来谈论这个问题，我这个人对当今经济社会系统中的成功和失败是毫无兴趣的。和康科德镇的农夫相比，我更加独立，因为我并没有房子或者农场的拖累，随时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非但过得比他们更好，而且就算我的木屋失火了，或者我的庄稼歉收了，我也能一如既往地过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