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溥仪
1946年8月16日，“末代皇帝”溥仪出现在法庭上。整个东京为之轰动了，日本的《朝日新闻》把溥仪的出庭说成是东京审判中“一个划时代的日子”，昔日的帝王要在军事审判中出庭作证，这在审判史上是空前的。
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在土肥原贤二的威逼利诱下，秘密由天津到达旅顺。次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成为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3月又改称伪“满洲帝国”皇帝，改元“康德”。伪满傀儡政权建立之初的伪中央共有官吏600名，日本人占20％，且多居要害部门职位，由此，这一政权的性质昭然若揭。溥仪于1935年4月和1940年6月，以伪“满洲国”皇帝的身份，先后两次访问日本。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溥仪草草宣读了一个“退位诏书”。8月17日，在逃往日本途中被苏军俘获，先后被苏军关押西伯利亚的赤塔和伯力监狱。
曾经有人评论说，溥仪是“二战”期间世界三大卖国贼之一，另两位分别是汪精卫和法国的贝当。
此次溥仪出庭作证，是远东法庭中国、苏联和美国合作的结果。1946年8月10日，溥仪在苏联方面人员的陪同下抵达东京。8月12日上午，季南接见他，要他以诚实的态度出庭作证，以争取对他的宽大处理。中国检察官向浚哲和他的助手裘绍恒先后去他的驻地探望过他，勉励他放下包袱，好好作证，揭露日本****的罪行。
8月16日上午11时25分，溥仪身穿一套浅蓝色西服出现在东京法庭的证人席上。在法庭宣誓之后，首席检察官季南开始直接讯问，请他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
溥仪：“我生在北京，名字叫溥仪，本来是满洲姓，爱新觉罗·溥仪，1908年就任清朝皇帝。1911年的时候，在中国发生内部的一种革命……”
溥仪讲述了他被逐出皇宫，来到天津的经过后，法庭开始对他进行讯问。季南问道：“你是怎样离开天津到东北去的？是胁迫还是自愿？”
溥仪小心翼翼地说道他是受到了土肥原威胁去的旅顺。溥仪交代，当他表示不敢接受日本人的条件时，土肥原威胁他想想张作霖的先例。1928年6月3日，张作霖由北京乘火车退回东北。由于他没有充分满足日本的全部要求，4日清晨，他经过京沈路与长大路交叉的皇姑屯车站时，被关东军预埋的炸弹炸死，是为皇姑屯事件。
溥仪接着说：“土肥原一提起张作霖是怎么死的，我就吓得魂不附体。由于我是软骨虫，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几天后，由他和一队日军护送我，乘轮船到了大连再去长春。”
在旅顺，溥仪和关东军上校参谋坂垣征四郎举行了会面。溥仪交代，在这次会谈中，坂垣表示希望能在满洲成立“新的政权”，并说溥仪是满洲人，请他出任新国家的元首。还说日本对东三省没有领土野心，成立的政权完全独立。
当季南问溥仪是否答应坂垣的要求时，几乎是本能反应，他马上说：“我拒绝了！”他在出庭作证，但时刻不忘记为自己开脱。溥仪在他后来所写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坦率承认，在东京审判期间，为了逃避责任，在有些方面，他说了违心的话，作了伪证。
季南继续问他为什么拒绝，溥仪说：“坂垣希望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要求和‘满洲国’人享受同等待遇。”
季南指了一下坐在被告席的坂垣征四郎，问溥仪：“你所说的那个被告坂垣大佐，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坂垣吗？”溥仪迅速瞥了一眼，肯定地回答说：“就是他。”面对昔日的“主子”，一向胆战心惊的溥仪终于第一次说出了一句肯定的话。而此时的坂垣征四郎，真是又急又恼，却又无可奈何。
8月19日，溥仪第二次出庭作证，当他回答季南讯问在伪“满洲国”当皇帝是否有个人行动自由时，溥仪十分恼怒：“所谓‘自由’一词，十几年中与我毫无关系，简直就是猴戏。”溥仪继续说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他成为“执政”；1934年3月1日，根据日本政府的意见，伪“满洲国”实行帝制，他成了康德皇帝。虽然贵为“皇帝”，但他一切都得听从关东军司令的指挥。历届司令都兼驻伪满大使和溥仪的特别高级顾问，先是南次郎，以后是梅津美治郎和山田乙三。这个政权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权牢牢控制在日本人手里。日本人安排吉冈安直管理“皇帝”的事务。溥仪出巡，接见宾客，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乃至点头微笑，都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能出席什么会议，在会议上说什么话，一概听从吉冈的吩咐。溥仪还提到日本人对他的多次威胁，日本人说可以让他当皇帝，也可以让他成为第二个张作霖！
当说到他的第二任妻子谭玉龄之死时，溥仪情绪开始失控，使劲用手拍打证人台。溥仪和谭玉龄婚后感情不错，当时的谭玉龄得了重病，治了很久也不见好转。后来，日本医生插手她的治疗，但就在日本医生开始治疗的第二天，她突然死了，当时的谭玉龄才23岁。溥仪认为她是被日本人毒死的，为的是给他找一个日本太太，更好地控制他。
被告的辩护人陆续对溥仪进行激烈攻击，试图证明溥仪在说谎。在回答关于他前往日本，天皇裕仁送他神器宝剑和镜子时，溥仪再次情绪失控，他激动地说道：“‘满洲国’的皇帝和日本是一样的，皇帝和天皇的地位都是一样的……当我拿着这些东西回家时，家里人都哭了。这是我这一代人的耻辱。”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立即跳起来指责这是攻击日本天皇的祖宗，在日本人看来，天皇的神器是日本天皇的象征。这时，溥仪积压在心头的冤屈全部爆发出来，大声咆哮道：“我可是并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顿时在法庭引起哄堂大笑。
一向软弱的溥仪在东京法庭顶住了辩护律师一轮又一轮的威胁与恐吓，从8月16日起，溥仪连续出庭8天，每天6小时，他以切身经历的大量事实揭露了日寇驻东北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关东军参谋坂垣征四郎的侵华罪恶，创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后来，他还在1956年7月出席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为审判侵略我国东北的日本战犯出庭作证。
8月27日，溥仪在远东法庭最后一次作证。作证结束后，溥仪在苏联和美国宪兵保护下退庭。随后，他回到伯力，继续战俘生涯。
1950年8月溥仪与其他伪“满洲国”战犯一起被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溥仪担心回国会被处死，不愿意回到祖国，在回国途中还曾经试图自杀。回国后，他先后在哈尔滨和抚顺两个战犯管理所关押10年，最终是新中国政府的宽宏大量，经过约10年的革命教育和思想改造，将他改造成“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样板，成为“震撼世界的奇迹”，1959年12月4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特赦令予以释放，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1964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67年10月17日在北京病逝，终年61岁。他的着作《我的前半生》得到了当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嘉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