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本书中，说到新批评派的燕卜荪、伯克等人率先把形式论与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相结合，当初这是令人侧目的怪异做法，到六七十年代之后，成为学界常规，可以说每个重要的批评家，都是这四派理论的继承者；每个理论家都熟悉这些支柱理论，只是每个人用不同搭配，朝不同应用对象推进。而且，每个理论家都不得不谈到符号形式或叙述形式，形式论在现代理论中已经是不可或缺。
文学作品虽然经常是讨论的出发点，现代理论已经不再局限于“文学理论”，甚至不再局限于“文化理论”，只能以“批判理论”这样笼而统之不分对象的术语名之。在很多国家，例如中国，这个理论要进行的不仅是批判，还要建设(例如建设在西方学界认为早就已经解构了的“主体性”)。当代批判理论看起来像个大拼盘。
批判性，是这个理论的最关键词。电影，电视，歌曲，传媒，广告，流行音乐，各种语言现象——文化的各种门类，是批评理论目前最热衷讨论的对象。这些门类过于专门化的技术讨论，不是批评理论所关心的，赞美演出成功不是批判理论的目标。因此，像行为艺术，摇滚音乐这样本身富于挑战性的门类，哪怕很技术性的研究，也会出现于典型的批评理论杂志中。同样，“类文化”门类，例如体育，娱乐，建筑，科学伦理，时尚，城市规划，环境规划，这些领域专业性的评论，不会进入批评理论的视野，批判理论是专门用来挑刺的。
反过来，文化领域之外的政治，越来越成为这个“文论”的关注点。全球化问题，第三世界经济受制裁问题，“文明冲突”，意识形态，所有这些大政治问题，都是批判理论的注意目标。批判理论不仅直接讨论政治题目，批评理论讨论文学与文化时，也往往归结到政治。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认为当代文论越来越“泛政治化”。本来“文化政治”就是学术中的政治，现在政治本身成了批判理论的目标。
知识分子应当为公共事务仗义执言，但如果在专业上无发言权，在公共事务上也就雷同一个普通网民。这种困惑，是最近二十年出现的。先前至少界限比较清楚：文学理论，艺术理论，文化理论，社会批评理论，因对象不同而分清界限，现在的文学系教师，成了理论万金油。开的课名称五花八门，内容却基本重复，学生反复学同样内容，没有一门大致弄清。飞翔固然是乐趣，没有专业的落脚点，飞行后无处落地，无枝可依，学生毕业后，学到不少叫作“理论”的东西，小说却没有读几本，诗歌没有读几首，只是知道了一串术语，写了几篇东抄西凑的作业。
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很愿意重新回到新批评这种扎扎实实的文学批评，新批评的文本中心主义，一直被批为狭隘，现在也显出可爱之处：毕竟，我们还是要读作品，写作品，评作品。一味云里雾里谈“宏大叙述”，固然能满足知识分子褒贬天下的雄心，到最后，毕竟批评者还是得懂如何分析作品。
三、“价值化”与“师范化”
当代批评，是激进批评，因此译为“批判”更为合适。文化批判是当今理论大规模扩容，本来应当是任何学科的人，只要开始进行社会批判了，就加入了批评理论队伍。困难之处，在于专业依然还是专业，在专业中进行批判，依然需要专业知识，批判本身却不能代替专业知识。
很多专业，往往要求价值中立，要求不偏不倚，要求专业人士不预先采取立场。这恰恰是批评理论反对的。批评理论往往是矫枉过正的：不仅可以矫枉过正，往往必须矫枉过正，因为文化主流通常不太在乎批评理论。拿电影“大片”为例，不管批评家如何恶评抨击，制片人及导演本人一点不在乎，因为电影产业已经充分体制化了：决定其命运的是票房。
但是当代文论还有另一个更基本的任务：新批评正当令的时代，就已经被人讽刺是“师范事业”(pedagogical business)，因为，“没有一个固定标准，给学生文章打分就让教师头疼。有了一套理论，打分几乎与批改数学作业一样有个标准。”这个讽刺，应当说是击中要害的，因为当代理论的繁荣，的确是世界上许多国家进入“普及化高等教育”的结果。二十世纪中后期，在欧美各国，大学生人数先后接近同龄人的一半，加上大中小学语文教师梯队的需要，各大学的文学系更成为特大系。新批评首先在美国繁荣，是因为美国高等教育最先进入普及化，至今批判理论依然是“在欧洲发明，在北美打天下”。现在中国大学生人数超过同龄人的五分之一，批判理论果然也到了繁荣时期。
批评理论是当代高等教育——主要是文科——的产物，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学生尚未进入社会。当代社会是实用的，受经济利益驱动，学生毕业后，不得不认同社会价值观，不然无法生存。但是至少在毕业之前，学生可以保持一点超功利的批判精神。这样做是必要的思想训练，很可能是此生唯一的机会。
从教师方面说，学院是批判理论的根据地，是学院知识分子对抗体制的唯一堡垒。知识分子不愿意人云亦云，就只能存身于学院。知识分子不愿意同污合流，就只能走向边缘，退出社会主流。但是边缘化不是放弃批判。在边缘地位，在学院中，他们的批判言论可以更加犀利。
这不是知识分子“失语”，相反，我认为是价值观平衡的必要。知识分子通过文化批评，提出体制奉行的某种价值，不能失去制衡。他们起的实际上是文化反对派的作用。但是理论的这两个任务(批判任务，师范任务)不一定能相容，有可能产生冲突：批评理论家多半是新左派。我曾经对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指出，新左派在学院占绝对优势，会让学生，尤其是要争夺奖学金的外国学生，以及要晋升的年轻教师，自觉不自觉地走新左派立场，这样造成“不诚实批评”。他认为我指出的隐患有道理。
理论激进化带来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对象规定性”：研究者采取的立场有文本来源预先决定：讨论女作家，用女性主义；讨论第三世界作家，用后殖民主义；讨论俗文学，用后现代主义。这样一来，论文读起来像新八股，看题目就知道其论辩，知道其结论。我认为，这将会是批评理论最大的危机。
这时候，我们就会思念新批评的文本中心主义。维姆萨特的“意图谬见”和“效果谬见”，历来被认为是新批评“自织紧身衣”。维姆萨特把其他新批评派的策略转述为原则，显然很不明智。“意图谬见”反对文本之前有决定意义的先决条件，显然任何艺术表现，作者意图不可避免地通过各种途径表现出来。但是如果一切由作者的社会关系文化地位前定，如果东方女性主义必须由东方女性作为表意主体，无须好好读作品就知道结论必定如此，那么批评再度简单化为千篇一律。
此时就有必要重新访问新批评：或许新批评的文本摆脱意图，认知价值只在文本中，只是一种幻想，但却是值得追求的幻想，尤其在作为一种教师训练法的时候，恐怕更是重要。
四、形式论的必要性
不是已经出现了“文化转折”，出现了“伦理转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语言转向不是已经结束？许多社会与人文学科，不是都转向了以文化为中心的研究方向？
可以说，形式论是自我胀破形式主义的。从批评理论的“大历史”来看，以形式研究为跳板，从语言转折到文化—伦理转折，既是历史的过程，也是逻辑的序列。说得再清楚一些：文化—伦理转折，是语言转折的最新一折：语言转折并没有过时，只是采取了新的方式。
这听起来有点奇怪：语言转向似乎是转向形式，伦理转向似乎是转向内容。实际上，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形式论不仅是表意方式的构筑，更是借形式的构筑给与经验一个伦理目的论：伦理判断是经验的形式构筑过程中不可能减省的部分。正是因为形式上的构筑(例如讲通一个叙述，构造一首诗的意义)，才彰显了伦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