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而具有活力的一个部分。在长达三千多年的漫长发展历程中，中国古典文学从先秦散文、《诗经》、《楚辞》到两汉辞赋、魏晋诗文，从唐诗、宋词到元曲、明清小说，在文学的众多领域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深刻而且生动地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第一节） 古典诗歌
劳动创造了远古的文化，也创造了文学。流传至今的少数远古歌谣和神话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遗产。公元前6世纪，我国编订了最早的以四言诗为主体的诗歌总集——《诗经》。公元前4世纪，在中国南方兴起了杂言诗——楚辞。两汉时期，五言诗和七言诗开始兴起，五言诗逐渐盛行，成为乐府歌辞的主要形式。这些歌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诗人的文学创作。唐代，五言、七言律诗的格律成熟了，成为我国文学史上诗歌空前繁荣的时期。词作为一种新兴文体，在唐代出现，并在宋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从而达到鼎盛。
一 《诗经》与楚辞
在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长期发展中，先秦文学是我国三千多年文学史上的第一页。它所表现的民族精神与人生理想哺育了各个时代的作家，其丰富的创作经验亦给予后世文学许多有益的滋养。
(一)《诗经》
在原始社会时代，我国已经出现了诗歌创作，原始人类在劳动的过程中，为了协调劳动节奏和激发劳动热情，创作了“举重劝力之歌”。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是口头创作，没有文字记录，时至今日，我们还能见到的仅有《弹歌》与《蜡辞》，其他绝大部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散佚了。随着文字的出现、生产力的发展及经济文化的不断进步，春秋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先秦时期，人们称其为“诗”或“诗三百”，从西汉初年开始，由于儒家学者奉之为经典，因而称之为《诗经》。
《诗经》收入了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共305篇。按照音乐的特点，《诗经》被划分为风、雅、颂三类来编排。《诗经》中有十五国风，计160篇，记载的是春秋时期十五个地域的地方土乐。这类诗歌绝大多数出自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表达的是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理想愿望，是《诗经》中的精华。
《雅》分为《大雅》、《小雅》，计105篇。雅乐即正乐，是相对于地方土乐而言，是周代京都地区的王畿之乐，它们大多出自于贵族文人之手。
《颂》分为《周颂》、《鲁颂》、《商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多数为歌功颂德，铺叙祖先功业之作，作者多为社会上层人物。
《诗经》在创作中采用了“赋”、“比”、“兴”三种艺术表现方式。“赋”即平铺直叙，“比”即比喻、比拟，“兴”即托物起兴，也就是先言他物，再引起所要歌咏的对象。“赋”、“比”、“兴”与“风”、“雅”、“颂”又合称为《诗》之“六义”，对后世诗歌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诗经》还开创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奠定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同时，《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为主的发展方向，使以抒情为主的诗歌成为中国文学的主体。
(二)楚辞
楚辞本是战国后期产生于长江流域楚国地区的歌词。它采用楚国方言，运用地方音调，并吸收楚地的神话传说，具有鲜明的南方楚文化的特质和风格。西汉末年，刘向整理编辑了屈原、宋玉诸作以及汉代文人的一些仿作后，编成专书，名为《楚辞》。至此，后代将这一新体裁称为楚辞。
屈原是楚辞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将诗歌从集体歌唱转变为个人独立创作，创造了我国诗歌史上的全新时代。屈原生活在楚国国势由盛转衰的时期，他的进步主张与楚国的旧贵族势力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政治上屈原屡次被贬，继而被流放。人生与政治上的坎坷经历促使他在文学创作中尽情抒发自己的情感。在《离骚》中，屈原不但抒写了自己的身世、抱负，以及政治际遇中所遭受的痛苦，而且还大量采用了象征、比喻的手法，罗织了许多神话人物、日月山川，在驰骋的幻想中探求和表达自己对美好政治的追求。在作品中，屈原用芳草比美人，用幽兰比贤者，不仅使整个诗篇文彩斑斓，而且还开创了中国诗词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的境界。《离骚》不但发展了《诗经》创作中的比、兴手法，而且还充满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此外，后代诗人还在屈原崇高的爱国热情以及高尚人格的感召下，吸取了大量的创作激情和力量。
屈原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与《诗经》共同构成了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成为中国诗歌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座高峰。
二 汉赋与乐府民歌
汉赋产生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空前强大的统一帝国——汉王朝。汉赋的恢弘气度正是自强不息的民族性格和积极乐观的时代精神的艺术体现。汉赋表现了中华民族对自身力量的高度自信，对自己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肯定，也表现了对现实世界的热爱。乐府民歌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传达了人民群众的心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象，暴露了社会的各种矛盾与斗争，有丰富的思想内容。汉代乐府代表着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一)汉赋
赋本是《诗经》中的表现手法之一，其意为铺陈直叙。战国后期，它发展成为一种只适应于朗读的独立文体。这种文体由《诗经》和《楚辞》发展而来。虽然赋产生于战国后期的楚国，但是却兴盛于汉代，因此后人常以“汉赋”连称。汉代的赋分为骚赋、大赋、小赋三类。骚赋是模仿楚辞而写成的赋，如贾谊的《吊屈原赋》。大赋，又称体物大赋、散体大赋。大赋篇幅较长，结构宏大，一般都在千字以上。大赋多采用夸张手法，用富丽的辞藻去铺叙京都、宫殿、山川等壮丽事物，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皆属此类。小赋篇幅短小，文辞清丽，侧重于抒情咏物，如扬雄的《酒赋》。
两汉时期的文人热衷于对赋体作品的创作，使汉赋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从汉武帝到东汉中叶的二百多年间，是汉赋创作的兴盛时期。该时期涌现出了司马相如、班固、王褒、张衡、蔡邕等著名的汉赋家。其中西汉的司马相如是汉代最重要的赋家，现存赋六篇。其《子虚赋》、《上林赋》代表着汉代大赋的最高成就。在赋文中，司马相如运用了大量的排句、骈句，组成华丽文辞，层层渲染，使得描写的事物场面极为壮观。东汉班固的《两都赋》与张衡的《二京赋》，更是将赋的题材从贵族帝王的苑猎扩大到了对都邑形势、布局、气象以及城市的繁荣及富饶的描写。
汉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我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是汉代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形式。虽然汉赋好堆砌辞藻，喜用宏丽浮夸之词，其题材也主要局限于对宫廷、都邑以及帝王功业的描写上，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文学作品的词汇，使后世的诗文在语言、辞藻、叙事状物等方面从汉赋中得到了不少启发。
(二)汉乐府民歌
乐府本是古代官方所设的掌管音乐的官署，主要职能是收集各地民歌，交由宫廷乐工配曲歌唱，借此观察民风民俗，调整统治政策。后来人们将这些合过音乐，可以演唱的诗叫做“乐府诗”或简称“乐府”。乐府便从音乐官署的名称变为一种诗体的名称，来自民间的作品则被称为乐府民歌。
乐府民歌是我国诗歌史上继《诗经》、楚辞之后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汉乐府民歌是乐府诗中的精华。汉乐府民歌主要采取以叙事为主的创作方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标志着我国古代的叙事诗发展到了一个趋向成熟的阶段。在创作技巧上，诗人善于通过对人物语言和行为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特征，并运用比兴和铺陈的手法体现艺术效果。在内容上，汉乐府民歌不但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穷困生活，而且还揭露了上层社会的残暴和腐朽，以及战争和徭役带给人民的灾难和痛苦。同时，汉乐府民歌还创作了许多反映该时代男女爱情和被压迫妇女的诗篇，如《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又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等。可以说，汉乐府民歌继承和发扬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是人民“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作品，是两汉社会全面而真实的反映。
汉乐府民歌不但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还对后代文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汉乐府民歌的作品中，诗人不但善于通过对人物语言和行为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特征，而且还善于运用比兴和铺陈的手法体现艺术效果。在创作上，汉乐府民歌主要采取以叙事为主的创作方法，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我国诗歌自战国至汉代，长期受叙事散文影响，而汉代乐府民歌标志着我国古代的叙事诗发展到了一个趋向成熟的阶段。此外，汉乐府民歌还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句式，从以杂言为主到逐渐趋向五言，开创后世文人五言诗的先河。
三 魏晋南北朝诗歌
魏晋南北朝时期(190-589)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一个极富创造性的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成就最高的是诗歌，该时期的文学亦称“六朝文学”。建安时期的诗歌兼具现实主义精神和抒情传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自己的崭新风貌。正始时期的诗歌由于深受政治的影响，理性色彩大为加强，表现手法趋向深隐。西晋时期的诗歌创作内容贫乏，刻意求工，表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与唯美主义倾向。西晋末年产生了玄言诗，并在东晋时期逐渐统治了东晋诗坛。在东晋末年，陶渊明、谢灵运以其杰出的山水诗，给东晋诗坛注入新风，显示了中国古代诗歌从题材到风格的重大突破，为诗歌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魏和西晋的诗歌
建安(196-220)是汉献帝年号。建安文学指从建安到黄初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现象。该时期文人的创作中心从两汉时期的辞赋转移到诗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诗歌创作高潮，并由此奠定了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中的主导地位。
1.曹氏父子与建安诗人
建安时期最著名和最重要的诗人包括曹氏父子、建安七子和女诗人蔡琰(蔡文姬)。这些诗人，大都亲历了汉末以来的长期战乱，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和国家的衰败。特殊的人生经历以及与下层社会的广泛接触，使他们对人民所遭受的灾难有着深深的同情。因此，他们所创作的诗歌体现出很强的现实性，既慷慨苍凉，又志深笔长，形成一种清新刚健的风格。其诗歌既具有内在的生气，又有语言上的感染力，这些特色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
在建安诗人中，曹植是其杰出代表，代表作品有《白马篇》、《洛神赋》等。他的诗歌继承了汉乐府的“缘事而发”的精神，同时又把以叙事为主的乐府形式转向为以抒情为主的五言诗，使五言诗进一步走向成熟。曹植作品的创作风格以公元220年曹丕的称帝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期的作品中，曹植作为贵公子，有着优越的生活和崇高的地位。在《白马篇》等诗歌中，他畅逸的抒发着自己的志趣和抱负。曹植的后期生活由于长期遭到曹丕父子的猜忌以及政治上的禁锢，早期的豪迈自信被悲愤苦闷的心情所取代，故他的后期作品显得深沉悲凉，充满着被压迫的痛苦，如《赠白马王彪》。
建安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第一，诗歌脱离了四言的格局，创造了五言的新体式。第二，这时期的作品多有充实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有坚实的事理内容和清新刚健的语言风格，为两晋南北朝文人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阮籍、嵇康与正始文学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9)，正始诗歌是指曹魏后期二十几年的诗歌创作。这一时期由于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内部争夺政权的斗争十分剧烈，促使社会的政治局面显得黑暗而恐怖。在强权政治的压抑下，该时期的诗歌不再反映社会动乱与民间疾苦，表现出否定现实的消极反抗情绪。其诗歌创作的理性色彩加强，而现实性却大为减弱，在内容与风格上都表现得与建安时期诗歌的显著不同。
正始时期的诗人有所谓“竹林七贤”。其中阮籍与嵇康成就最高，是正始文学的代表人物。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今河南开封人)，后世称“阮步兵”。他生活在魏晋政权交替之际，对司马氏集团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在生活上崇尚老庄，常常醉酒、佯狂。其主要作品有《咏怀诗》。在诗中，阮籍表达了自己在现实中的孤独与苦闷，揭露了政治的黑暗和礼法之士的虚伪。由于受时代的限制，他的诗虽然有的过于隐晦，但却远承《风》、《骚》，近接曹植，为文人五言诗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嵇康(223-262)字叔夜，谯郡铚人(今安徽省宿县人)。他崇尚老庄哲学，攻击周公、孔子名教，对司马氏的篡位行为采取激烈的反抗，最终被司马氏集团下狱并杀害。他的诗歌现存六十六首，代表作为《赠秀才入军》。
(二)东晋与南北朝诗歌
西晋末年，诗坛出现了专述老庄哲理，枯淡寡味的“玄言诗”。这种诗虽然完全失去了文学趣味，几乎不成为诗，但却孕育着东晋时期山水诗的萌芽。
1.陶渊明、谢灵运与山水田园诗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荆林)人。陶渊明是中国东晋时代最杰出的诗人。他一生在政治上三仕三隐，最终归隐田园，以躬耕为业。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以诗的成就最高，现存一百二十多首。其诗歌按照题材内容，可分为田园诗与咏怀、咏史诗。其中，田园诗又是陶渊明诗歌创作中成就最高的部分。田园诗在玄言诗盛行、文尚雕琢的时代，给沉闷的文坛带来了清新的气息。
陶渊明的田园诗从多个方面描写了农村景色和农村生活。如《归田园居》其一、《饮酒》其五，表现了农村的恬美静穆和自己悠然自得的心情。《归田园居》其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诗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农业劳动以及在劳动中与农民建立的友谊。还有一部分诗反映了农村的凋敝和诗人的穷困生活，如《归田园居》其四、《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等。陶渊明的诗歌平淡质朴，不假雕饰，多为“田家语”。诗的铺排语和用典对偶很少，但他的诗却在平淡中见深情，在质朴中含至味。陶渊明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宋诗人学习陶体诗相延成风，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都以其为榜样，从他的作品中吸取丰富的营养。“田园诗”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