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是一位非常特别的人物，他是传教土、探险家、地理学家、人种学家、民俗学家、医生。事实上，他并非因传教士的身分惹人注意，反而其探险家、地理学家、人种学家、民俗学家等身分，最为人所熟悉。
李文斯敦於1813年3月19日在苏格兰的布兰泰尔（Blantyre）出生，父亲是棉纺工人，童年生活艰苦。童年时，他足有十三年之久要在日间到棉纺厂工作维生，晚上到夜校上课，并利用往返的车程来温习。由於意志坚强，坚持读书不辍，最後在二十七岁那年，於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取得医学学位。
他在十六岁那年读到来华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的传记，深受感动，立志投身传教工作。在念医科时，他决定充当医疗传教士，与伦敦传道会联络，同时亦在一所独立的神学院修读神学。刚巧中国在英国的侵略下，爆发鸦片战争，前赴中国的计划无法即时兑现。适时一位在非洲传教已二十年的伦敦传道会传教土莫非罗拔（Robert MOffatt，1795－1883）到了伦敦，计划将《圣经》译成一种非洲语文。李氏在他的引导下，萌生了向非洲传教的兴趣。1840年，李氏由伦敦传道会差派到非洲传教。
起初李氏跟从莫非在库鲁曼（Kuruman）工作，且娶了莫非的女儿为妻。而在非洲头数年时间，如其他传教士般，他主要负责数个传教站的工作，包括医疗、牧养，在生活上帮助当地土著等。不过，李氏对这样重复而沉闷的工作不大感兴趣，却对整个非洲大陆极为好奇，他极希望探知非洲的内陆，特别是那片尚未为白人政权占据，也尚未被西方文化洗礼的所谓[黑色非洲] （darkestAfrica）；他不甘心猷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过久，乃决定开始几个重要的传教行程，深入鲜有白人足迹的蛮荒地区。
李氏在旅程中大量绘制地图，搜集有关植物的资料，他对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兴趣，远超过他对传福音的热情。他在旅程的途中，也把握机会向所遇见的土著传教，但他却多次拒绝对方要求长期留驻的邀请，即使这个吁请是由酋长提出。虽然有人说他所做的这些传教行程乃旨在寻找可以建立福音据点的地方，但事实上行程没有达到以上的效果，他在非洲的日子，从未停止到处探勘历险，但所曾做的福音工作却极其稀少。他在非洲的传教事工，似乎称为历险之旅更为恰当。
1．第一次非洲之旅。
李文斯敦专门前往从未有人到过的地方，包括在1848和1849年两度组成探险队，穿越卡拉哈里沙漠，直到纳密湖（LakeNgami）；又在1851年，发现非洲中部的赞比西河（ZambesiRiver）。他称赞比西河为上帝往非洲内陆的高速公路，并沿此河往北走，页到葡萄牙属地的首府卢安达(Loanda）。而他最伟大的一次历险，则是在 1854年出发，从大西洋的海岸通往印度洋的海岸，整个行程要到 1856年才完成，历时两年之久，在途中他发现了维多利亚瀑布（Victoria Falls）。据说他以徒步和骑牛的方法，在非洲大陆完成了一万一千哩的旅程。在完成了这些行程後，他决定返回英国，结束所谓传教生涯。
这次壮举式的行程使李氏声名大噪，成为伟大的探险家。回国後，李氏受到各方面英雄式的款待，报刊大幅报道，各名牌大学竞相颁赠荣誉学位给他，许多城市封授他荣誉市民的名衔，而皇家地理学会更颁赠一枚维多利亚纪念章给他。他获得英女皇多次接见，政府亦要求李氏就他对非洲的了解，写一份报告呈送查阅。他将行程的所见所闻记述下来，付梓成书，题为《南非的传教之旅和考察》（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轰动英国。书中详细记载了当地的自然地理、土著的风俗习惯。由於全书的内容与传教工作无甚关连，而他花上如此多的时间精力搜集这些资料，乃遭到教会人士的抨击；对此他辩称，他在从事自然地理的研究时，也是在事奉基督。不过，因著李氏确实没有为传教工作付出过太多时间，在各方压力下，他被迫辞去伦敦传道会的职位。
对李氏而言，不再充任传教士只能说是一个解脱，他可以更自由地做他的历险工作，当然，他仍一口咬定这是为上帝而作的传教。
2．第二次非洲之旅。
1858年，李文斯敦利用他售书所得的版税，购买了一条船，重返非洲，继续历险之旅。这次行程获得英国政府高度重视，除正式委任李氏为女皇特派领事，代表政府从事勘察工作外，甚至派出官员随行，政府亦出资赞助他的传教历险。由於此行的目的在深入探索赞比西河，他们惟恐有土著来袭，故配备了强大的军火力量。李氏获得这丰厚的支持後，仍以传教士身分重返非洲，多番深入非洲大陆腹地。
英国政府委任李氏勘察非洲的最大目的，是为了开拓这个葡萄牙长期占据的商业市场。在他写给外交部的报告里，有不少篇幅是提到如何开发赞比西河，包括种植棉花、生产蔗糖、开挖矿藏等。
当时，葡萄牙在非洲一直从事大规模的奴隶贸易，捕捉土著运往美国，成论南方耕作者的奴隶。李氏对奴隶贸易极其厌恶，攻击不遗馀力，一方面是出於基督教信仰的道德观，他无法接纳以人为奴隶的做法：另方面也是为了呼吁英国政府采取果断手段，打击葡萄牙人在非洲的经济命脉，从而扩张英国在非洲的势力。英国早在1811年便立法通过废止奴隶贸易，而各殖民地亦在 1833年禁止贩卖奴隶，惟是在非洲，仍有英国商人参与这个利钱甚丰的非法活动。李氏向英国政府提出建议：要结束非洲的奴隶贸易，最好的方法就是发展农业及商业，使英国参与奴隶贸易的商人有其他收入来源，毋须依赖这桩生意。
由於李氏的活动妨害了葡萄牙的利益，故葡萄牙乃展开外交交涉，指摘李氏的活动是敌对性的，要求英国外交部革去他的职务；英国政府在外交压力下，於1862年12月终止聘任李氏为领事。
1864年，李氏完成了第二次非洲之旅，返回英国。他把此行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赞比西河的勘察，写成他的第二本书：《赞比西河的叙述》（ Zambesi Narrative），并於 1865年出版。
3. 三次非洲之旅。
在英国逗留才一年时间，李文斯敦又开始筹划第三次非洲探险旅程，在得到包括英国政府和皇家地理学会等的经济支援下，他在1865年出发，取道法国和印度前赴非洲。虽然他所卫的使命和实际活动与传教无关，但他仍坚持以传教士的身分出发，并且被封立为牧师。这次行程主要是深入由葡萄牙所管辖的北部内陆地区。李氏在印度徵召了一队士兵随行；他们在旅程中多次与来袭的土著开战，杀戮来犯者。。
途中，李氏的一些随员叛变，离他而去，并且发放消息，指李氏已逝世。由於李氏深入非洲内陆达两年之久，音讯杳然：英国政府大为恐慌，遂派了另一位著名的探险家亨利士丹利（Henry M.Stanley）组成搜索队，寻访李氏。士丹利的随从将每日的见闻投稿《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刊登，使整个西方世界大为关注。他们在1871年终於找到李氏，证实他仍然生存。这个故事後来被写成小说，非常受欢迎。
土丹利在遇上李氏後，发现他已骨瘦如柴，精力枯竭，乃劝他随同他们回去，但李氏不从，坚持要在北罗得西亚继续旅程。十二个月後，土丹利再去，却发现李氏终於离开人世了，逝世日期是1873年5月1日，地点是北罗得西亚的衣拉拉（Ilala，NorthernRhodesia）。据说，李氏死时维持一个祈祷姿势。他们将李氏的心脏挖出，埋在一棵树下，然後把他的尸身运回英国，以国家英雄的。身分，葬於威斯敏斯特修院（Westmlnster Abbey）。
这是李文斯敦非洲“传教”的一生。
李文斯敦无疑是一位传教士医生，但终其一生，他没有拯救几个灵魂，这并非因著传教果效不佳，而是他根本没有花上多少时间在传教工作。他在非洲三十年漫长的日子里，几乎所有精力都投资在一个紧接一个的探险历程里，从而让西方的学术世界增添了覆盖今天八个非洲国家版图内的地理资料：南非、贝专纳［Bechuanaland Protectorate，今称博茨瓦纳（Botswana）］、北罗得西亚、安哥拉、比属刚果、坦噶尼诺（Tanganyika，今属坦桑尼亚）、尼亚萨兰〔Nyasaland，马拉维（Malawi）的旧称］及莫三鼻（Mozambique）。这些地区在天然气候上较为乾燥与凉快，与西非洲不一样，较适合欧洲人定居与发展。李氏对自然地理、风土人情非常关注。他写了大量的勘测记录，写成两本重要著述，其开创性的研究地位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所赞誉，而他也被学术界公认为一位有杰出成就的地理学家、地质学家和自然学家（ naturalist）。
按著李文斯敦个人的信念，他所从事的一切探险活动都是在服侍上帝，也在履践他的传教召命——不是广义而是狭义上的[传教] 。他认定非洲所需要的不单是基督教的福音，也是商业的开发；惟有是基督教加上商业（connerce and Christianity)，才能拯救非洲黎民於水火。他孜孜不倦地探勘非洲内陆的自然景观，将资料传送到英国，呼吁政府在政治与商业上作更多的介入和参与，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他心目中的那个拯救非洲的计划，而这是一个广义的[传教]计划。
毫无疑问，李氏完全相信他的母国对於弱小民族的善意，也认乌她在国际事务上会秉持公义，认定英国愿意承担拯救非洲的计划。他咬定为祸非洲人民的，只有积极从事奴隶贸易的葡萄牙人和阿拉伯人，只有他们才是罪恶的化身；为此，他希望英国能更多以政治和军事力量介入非洲事务，改变当地存在著的众多问题，并视之为拯救非洲的不二法门。李氏也许没有协助英国在非洲建立殖民地的企图，但他肯定相信若无英国大规模的政治和经济参与，非洲人将永远无法自主自立。
这个民族主义的信念对李氏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合理化了他所做的一切自然地理的勘察工作。起初，李氏为他的勘察工作赋予直接的福音意义，认定他所搜集有关非洲的资料，将有助於差会开拓新的福音据点；但在伦敦传道会表明拒绝按照他的建议在内陆开拓新据点以後，他已甚难理亘气壮地宣称所作的一切无非为了传教工作。而当他返英脱离差会，自组赞比西探险队（ZambesiExpedition），继续非洲之旅时，他更无法掩盖此行的世俗目的。虽然他个人仍然相信教会有天会用得著他的资料，但他的第二及第三次非洲之旅所搜集的资料，确实是受英国学界及政府赞助，且直接为他们服务——为英国政府在非洲的扩张搜集情报资料。李氏深信英国的扩张对非洲人民有利。
李文斯敦是传教土，但同时却被委任为英国派驻非洲的领事，这个情况在十九世纪是相当普遍的，毫不教人意外。
传教士这样的身分转换，参与政治和军事的事务，为日後工场发展出来的教会带来极大的困扰。当然每个人都有权转换职业，而在他转变了身分以後，他在後职所做的一切使与前职再无关系。但是，要是他的前职是为後职创造了条件，并且设若两个职务无论在伦理与实践上都是激烈地不相容的话，那样的转变总令人感到极其困惑的。对李氏乃至当时绝大多数欧美传教士而言，基於时代及民族的盲点，他们确实相信他们母国所做的一切侵略行动，都是怀有崇高动机的，并且认定惟有在欧美的领导下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礼，落後国家的人民方有突破困境的希望，故传教和政治行动两者不仅不相冲突，反而是同一拯救计划的一体两面。但要今天的史学界或被侵略国的人民接受他们这想法，恐怕是难於登天吧。结果，传教士便被指摘为与帝国主义者同属一丘之貉。
公允地说，我们不能认为李文斯敦怀有侵略非洲的动机。从他开始传教或历险旅程，直到他死在非洲为止，他都没有隐藏的政治动机，纯粹出於宗教或文化上的关注而踏上征途。李氏对非洲人的关爱是昭显的，终其一生，他没有发表过任何主张英国侵略非洲的言论，做过任何直接伤害非洲人民的行动。不过，他为白种人[发现] 非洲，却产生重要的政治作用，帮助欧洲在非洲扩张势力；这解释了他在首次返国，便先後获得英女皇和政府官员多番接见，政府且愿意在人力和财力上资助他日後的探险旅程。
早期的传教士富有强烈的冒险精神，这是他们敢於舍弃家园，只身闯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和文化的动力所在，李氏可说是其中一位表表者。问题是，在帝国主义全球扩张势力之际，在白人文化进占压倒性的主宰位置之时，要清楚分出甚麽是传教工作，甚麽是与传教无关的政治与文化活动，可说是一桩极其困难的任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