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是一个匠人
王安忆
近年来，写作变得日常化起来。不像往年，猛写一阵，再猛歇一阵。而是天长时久，天天都写。猛写一阵是写不动了，自己觉得每日的能量都有限，汲取完了，再硬要汲取，上来的便只有泥沙。到了第二日，淘干的井里，就又涌出了新水，又够写一段的。猛歇一阵呢，也不行了，觉得这一阵无聊，空虚，无所事事，还是想写。再讲，因不能猛写一阵，时间上也不够猛歇的了。所以，就只得将猛写和猛歇平均分配于日复一日。
这样的有节律的写作，就必是在一种冷静和清醒的状态底下，着意的是具体的东西，相当技术化。其实，等到落笔的时候，抽象的东西已经奠定好了，余下的统是具体的工作。比如，如何刻画人物的脸，这是比较困难的工作。汉语比较虚、含蓄和含糊，用来写实，很难找到贴切的字词，而我又以为人的脸特别需要具象地表现。脸是一种神奇的天物，当我要写一个人的时候，他的脸一定不是虚构的，而是实有其脸，我从现实中找到一张脸送给我的人物。假如不是亲眼看见过这张脸，我真的无法设想它的微妙之处。它提供的内容是那么丰富，有一种可以自己滋生与繁殖含义的机能。同时，正因为亲眼看见，才感到描写它的极大困难。就算我自以为已经描绘对头了，别人也不一定就能够如我一样看见。文字实在是太抽象的物质，而且粗疏得很，许多细微的东西都从它的网眼中遗漏下来。我又不愿意使用过于艰涩的冷字，那就更抽象了。日常的熟字在频繁的通用中又有了约定俗成的意思，有了陈规，也有问题。但我还是情愿用熟字，熟字的含义单纯些，于是也确定些，用它描画具象的事物也略微准确一些。有了一张生动的脸，人自然就有了音容笑貌，举止也生出来了。还有口音，也是重要的。口音是有性格的，而且很鲜明。同是苏北话里，盐城话就比较“质”；而扬州话，则是妩媚和俏皮的，带些女腔。北京话和上海话都俗，带习气，前者是官俗，后者是民俗，不同。四川话和宁波话都是爽利风趣，腔也不同，前者曲折婉转，后者粗放硬梗。要用文字写出这些乡音无计可施，许多音和韵都无字以代。可它们又很重要，说这样的腔和那样的腔，天壤之别。文字的读音又是一个限制。写作，就是在挖掘文字的能源，点点滴滴，角角落落。情节的发展需要小心翼翼地对待，稍不留神，就偏了。开始时还不难，因大致的方向还看得清，心中有数。最容易出差池的，是走到中途，此时最难了解全局，有些人在事中的意思。再坚持一会儿，走出来，局势又渐渐明朗了。人物的登场一定要慎重，人要少一些，人人都需价有所值。人物的关系也是，尽力要单纯，但资源要雄厚。尤其是有名有姓的人物，更要精简。尽可能少有人名，人名又是一桩虚物，特别容易“有名无实”。万不得已需要起名，也要好好地起，要起那种“大路”的名字，千万不要文艺腔，像是笔名或者艺名的那种。所以最好是真实的名字，真实的名字是真好，经过了使用，就蓄积了历史。尤其是那些劳动人民，他们起的名字，最率真地表达出他们的生活愿望，以及对汉字的朴素理解。这种名字有文艺家想不到的好处，它是活的，已经生活过一段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情节。再说情节，最好的情形，是将情节逼到狭路上去，只有一线宽的缝隙，看你怎么挤过去。情节就得沿了一条狭路前进。但这个“狭路”不是指“独辟蹊径”的“蹊径”，不是旁门别道出来的，而是从“大路货”的，“大路”上走出来的。有时候，写，写，写，不知不觉地写流畅了，这其实不好，我称之为写“泻”了，肯定走偏了，再回头重写。最不能是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肯定不对，是最差的状态。事实上，只有一种可能性。这有些像黑夜里走路，摸摸索索的。许多细节都会影响你的判断，最可能的是材料。所拥有的材料往往富有魅力，蛊惑着你。但这些具体的、现成的材料因为太具个性，便很难成为发展的逻辑中的一环，它们比较孤立。所以就要学会忍痛割爱。一些好的词句也会削弱判断力。别看它们只是一些词句，却会颠覆整个结构。它们有些像蛀虫，有腐蚀性，在不经意中拨动了方向。人物的性格是要紧紧盯着的，不可有半点疏忽，甚至可做些机械的操练。假设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会怎么做；在那样的情形下，他们又会怎么做。还可以用排除法，他们不会这样，也不会那样，于是，余下来的那种，就非他们莫属。这是最根本决定情节方位的条件。
情节的布局要均衡。哪里有关隘？铺垫到何种程度？收尾是渐收，还是顿收？伸出去的枝蔓是什么样的疏密度和形状？这里面有个黄金分割的原理。情节的转折有时并不在于事情变化的本身，而是准备的程度。程度到了，变化自然就形成了，这就叫“演变”。在此过程中，必须要耐心，坚韧，这又有点像跋涉。有时候，我会下硬性规定，不写满两页白纸，休想抵达那个转折。这两页白纸，可真是熬煞心血了。收尾时也这样，再急着停笔，也得悠着，写，写，写，写上三千字，才可稳稳地着陆。有时候，情形正相反，一切都要比预计的提前，因为局势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这样，事情整个儿地都向前推了一步，紧凑或者急骤。布局缩紧了，加密了，笔触因此变得繁复，细结。这就更要注意分布匀称。这活儿很精细，必须慢工才行。布局是成片状的面，最好是三维立体的空间，但是却是以时间的一维的方式表达。所以叙述的前后顺序、形式、节奏，就变得至关重要。当然，这还关系到阅读的美感。我比较倾向长短句的格式。七律、五绝，太整齐，节奏就单调了。不让节奏单调，就要避免太过流利。一流利，写顺了嘴，就会变得像数来宝似的。这样说，并不是在说写诗，我还是在说写小说这一件事。小说的散漫的、实用性很强的语言，内里也是有着格律的，不相信便读读看。还有，尽可能地用口语的、常用的、平白如话的字。这些字比较响亮，有歌唱性，《诗经》中《国风》的那种，明代冯梦龙的“挂枝儿”，也有点那意思。这关系到整篇小说的气质，世俗里的诗意。
事情就是这样琐细平常，千头百绪，一步不到，便失足万里。虽然是创造虚无的东西，但又是再具体不过的工作。曾经在电视上看过一部苏联的电影，描写芭蕾舞团的故事。芭蕾舞团演出时，台侧的幕条间挤挤地拥着工作人员，演员从前台跳下来，一进幕侧，立即是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喘息不定。周围的人一拥而上，推拿医生按摩他的背部和腿部的肌肉，化妆师上前揩汗补妆，服装帮他系扣整衣，剧务、场记，向他做些简短的提示。音乐一到，他一抖精神再上场去，舞台的正面则是一幅绚丽的图画，是人间的仙境。这场面特别叫我感动，艺术者就是这样进出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非现实的。在现实的世界里，充满了具体的、琐细的、操作性的劳动，这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量都很大的世界。非现实的世界量要小得多，但它是质优的世界，它辉煌灿烂，集中了物质存在的精华。为了进入它，人们必须像一个勤劳的、刻苦的、严谨的工匠那样不懈地工作。所以，我说，我是一个匠人。
2.永远的雨——我认识中的王安忆
陈世旭
一
1980年4月的一天，我带着一个未见过世面的外省乡镇人的胆怯和拘谨，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来领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确有一种做梦的感觉。这是我第二次到北京来，第一次是在1967年深冬。我所在的农场两派斗得厉害。我因为是逍遥派，有了中立的色彩，就被派出来外调。路过北京，没有足够的钱住旅舍，就在不供暖的北京车站的水泥地上睡了一晚上，身子下面只垫了一张报纸。早上醒来，脚背像发酵的面团似的冻出了鞋口。那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十几年后会像现在这样再来北京。
我没有所谓踩着“红地毯”的志满意得，更多的倒是疑惧惶恐。建筑物空旷如苍宫。我尽力保持镇定，找到自己的座位呆呆地坐下。身边有一个人忽然微微倾过身体，轻轻地问我：“你从江西来？”我“嗯”了一声，瞥见了桌上她的名字：茹志鹃。立刻一阵从头到脚的紧张。我是在中学课本上读到这个名字的，那么神圣！但茹志鹃的样子，却是在任何地方都能见到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年妇女的样子。她马上就谈到她的一个爱好文学的女儿：“你们要上文讲所的，是吗？我女儿也去，她叫王安忆。”
因为慌张，我不能确信我当时听清了或是记住了这个名字。
二
见到王安忆，是大约一个月后的事情。
50年代初期，中国作协为培养写作人，开办了文学讲习所，据说负责人是丁玲。办了几期，出来了“丁陈反党集团”。丁玲倒了霉，文讲所也完了。“文革”结束，许多人呼吁恢复文讲所，以免文坛青黄不接。这呼吁得到了肯定。许多当时的文坛新星由此从四面八方聚到了一起。其中大多数人在读者中已经有了相当的知名度。也有几个像我这样刚发了一个或两个短篇的人。其中我想应该有王安忆。她填的个人表格里，发表作品一栏只填了一篇《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儿童文学。她自己也是做儿童文学编辑的。散步的时候，我偶然听到议论，王安忆是受了照顾的，因为她是茹志鹃的女儿，而且巴金也为她说了话，似乎有一点不入流的意思。这倒使我有了同病相怜的感觉。我当时只是很艰难地发了一个短篇，就这样跻到了一群声名显赫的人中间。心虚得很，像是混进来的。分了组，又分座位的时候，我走到王安忆早已端坐的那张桌子边，在她旁边的空位上坐下来。她选的那个位置很靠前(第二排)，显见是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我选择跟她同位，主要是因为那可以使我多一些自信。
我向来刻板，又大约有些洁癖，走到什么地方都希望那里整整齐齐，一尘不染。这是我缺少灵气的一个突出证明，但这也许给了王安忆一个好的印象。以致淡化了因为生疏和性别差异难免形成的隔膜。这使我们上课的时候很轻松。
尽管已经虚弱得可以，但在骨子里，我却是个有卖弄的劣根性的人。又没有什么可以卖弄，便弄些老掉牙的古诗词去扰乱王安忆的听课。因为懒，我自己是从不做日记、笔记的。而王安忆的笔记却记得很仔细，使我想起略萨的小说里的一句话：恨不得把教师的喷嚏也记下来。这更使我觉得自己有资格做她的教师。我常在老师讲课的时候告诉她这一段那一段“值得记”，目的只在否定她什么都记的认真劲儿，同时表现自己的高她一筹。但诗词我却背她不过。她晓得的比我多得多，且都滚瓜烂熟。我却是捉襟见肘的，便改了教她写字。我觉得她写的字不如我，这是可以肯定的。
王安忆很快就让我知道，字写得怎样，跟一个作家是否成功，完全没有关系。
开学不久，省里开文代会，我回了一趟家。在单位的资料室，我读到王安忆的《雨，沙沙沙》。读完之后，我实实在在地呆了。事隔了将近廿年，今天回忆起来，仍像是昨天读的：一个女孩，在下雨的深夜，错过了末班车，正踌躇着，有一把雨伞无声地移来，然后在橙色的路灯照耀的雨中被护送回家，然后那个人和那把伞又无声地走了。那么悠长的温暖和惆怅。我这才发现，我在对王安忆的认识上，犯了一个怎样的错误。王安忆早已达到和将要达到的高度，是我永远不可企及的。我的浅薄和轻率，使我显得怎样的可笑(好几年之后，我在江西一个边远小城的书摊上，读到王安忆在写我的文章中有关文讲所种种的文字，脸也不由得腾地烧得厉害。仿佛是一桩私下的丑行被公开检举出来。在王安忆，自然是满怀善意的。而在我，却是羞愧有加、无地自容)。
回文讲所，一见到王安忆，我就说了读《雨，沙沙沙》的心得。说完头两句，我马上就意识到我的口气仍没有改过来——我的话听起像是居高临下的赏识。赶紧又明白无误地说：这样的小说我写不出来。这样说话有些唐突，不自然。但王安忆则平淡地笑笑。
王安忆的性格中最可贵的就是不做作——这本来是许多女性、尤其是成功女性竭力想摆脱却怎么也摆脱不掉的天性。她已经洞察了我的窘迫，相信我说的是实话。但是我现有的认识对她而言是远不充分的。《雨，沙沙沙》仅仅是显露了她的才华一点点端倪，那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这件事给了我极其深刻的教训。从此我真正明白什么叫作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真正明白一个人任何时候都不可以自以为是，不可以成为一个怎样了不得的人物，也至少不要成为一个小丑。
但同时我忽然觉得孤单，有了恐慌。很长一段时间，我什么也写不出。我开始考虑该不该在这地方混下去。王安忆后来打趣我吃瓜子把灵感吃没了。而其实我却是因为没有灵感才穷极无聊地去嚼那些谁也不要嚼的东西的。
王安忆开始为我担心。她在文讲所资料室看了我新发的一两个短篇，对我说，你还是该写《小镇上的将军》那样的；有张报上登了一则关于我的评论，都是好话，她问我：你觉得好吗？
她是认真的。我一点值得得意的地方都没有。
所幸的是我的惰性。每遇困厄，我总能找到躲避的地方。妻子寄了刚满周岁的儿子的照片来。我想，这应该是我无可争议的一个成功。就向最接近的几个朋友展示。此后好几天的散步，我都沉浸在关于儿子的话题里。儿子出生的时候，外公给他起了个单名“炀”，就是火很旺。外公是读书人，起名字总归有讲究的，我没有异议。而且，“炀”是隋炀帝的“炀”，此人是风流天子，我也希望儿子能有快乐的一生。而我母亲却不放心，悄悄地去找了算命先生。然后又赶紧写了信到我住的小镇来，说儿子命中缺水，火旺了更不得了。我爷亲又接着来信，说他想了个名，叫“洛川”，就是洛水，暗喻了鲤鱼跳龙门在里面。同时也就把火旺改成了水旺。且陈氏的祖脉也在河南。但我嫌那传说太俗气，便留了“川”字。“川”者，三水并行，还不大吗？就定了。
王安忆却断然说：川字不好。一个人把眉头皱起来，就成了“川”，那是苦相。
我当晚就给妻子去信，让她赶紧去派出所把“川”字改掉(十几年后儿子要上大学了，我首先想到的是给王安忆去个电话，问她在上海的大学有没有熟人，招生的时候不要忽略了我儿子。王安忆真的去找了人，又来电话，很急切。儿子后来却考进了别的城市，辜负王安忆白忙了一场)。
因为家事，我们想起王安忆还没有结婚。就有朋友建议她到文讲所举行婚礼。届时有如许著名作家参加，蔚为大观，堪称盛典。
当时我们几个人是站在北京前三门的大街上，大都市华灯初放，车流如涌。我在心里是反对这个建议的。我觉得，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跟有没有人、有什么人到场一点关系没有。实不必沾什么贵人、大典之类的光。我自己就是在小镇说到省城的家里去办事、到了省城又说在小镇办了事、两头蒙过完事的。当然，我同我的妻子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小人物也总有小人物的自足。我静静地看着王安忆，想象着她可能的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