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多不拘小节、不受礼法羁缚，所谓“不护细行”，似乎不如此便不显风流倜傥。古来如此，于今为烈。熊召政有风流倜傥的一面，他打高尔夫，身手十分矫健，有时能够一击而球上果岭，球杆画出弧线如电闪，球在半空飘飘滑行，如鱼游鸟翔。这也像写诗写字一样，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行于所当行而止于不可不止。但他还有很“守旧”的一面。前年他接我和老编辑田中全先生到英山桃花冲，看《张居正》第二卷打印稿。其时骆文先生和作家张映泉也在，安排大家晚上吃一餐农家饭，熊召政请他的岳丈和本地一位官员作陪。下午，我见他闷闷不乐，眉间似有怒色，询问是何缘故。原来，执事者（他的弟弟）没有和他商量，开了一辆好车去接官员，而用桑塔纳车接他的岳丈。后来，下山回武汉，分派座位，他叫自己的儿子坐后排中间，请所聘的两位年轻的职员分坐后排的两侧。长途坐车，中间的人被两旁挤压，四肢难以伸展，会有些不舒服。这是细而又细的细节，当事人很可能浑然未觉。我在一旁闲看，却很有感触。按照传统的观念，“礼”是一种文明，也是教化。《礼记·乡饮酒义》说，“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政役”是饮酒礼上的事务，就是说坐着的是老人，听差做事的是年纪较轻的。倘若年轻的张手叉腿仰坐，让鹤发苍颜的跑前跑后打杂，那是不成体统的。可惜，这类不成体统的场面，人们不时还会碰到。熊召政说起他是一个新作者的时候，每次到编辑部，《长江文艺》的老编辑阳云、田野先生，如何彬彬有礼，仔细擦干净茶杯，倒上水，夸奖他的作品，鼓励他精益求精。我想，这种“礼数”还是应该一代一代往下传。略有所成，便对帮助自己入门的编辑不屑一顾，那样的“文人”，“文”也欠缺。我有不少年轻于我的朋友，我在十年前写的《三人行》里说到他们给我的帮助、启悟和激励。“三人”是文学批评界的，其中的於可训，也是熊召政的知交。他们两人有一些共同点，於可训当过铁路工人，做教师后依然侠肝义胆，曾经两肋插刀打抱不平，双手把一位欺负青年教师的房管人员平地端起又放下，吓得那位老兄立马把扣压的分房指标给了应得的人。这段故事被一位作家写进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熊召政是山野间走出来的文人，於可训是铁路车场里走出来的文人，这两位好友的文才都让我佩服。偶有微憾者，他们的“山气”“野气”似乎不再那么浓厚了，这也是势有必至，理所固然，如今他们都名满天下了，哪里还能“撒野”？但是，回忆少年的狂豪，寄托一点怀念之情，总还是可以的吧？
3.熊召政，对人本生命观的超越
董子竹
一
1970年，有一个十七岁的青年，站在他的故乡大别山中的一座高峰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奇峰拔地傲苍穹，压倒群山气势雄。
秋来一把枫林火，万壑千崖寸寸红。
已故的著名作家徐迟对这首诗的评语是：“这首诗值得徘徊其下，奇峰引出奇句，贯穿一生的气概，唯傲字提纲挈领，则苍穹不可傲也，其结句‘万壑千崖寸寸红’！两个‘寸’字就涌出亿亿万万都不止的‘寸’字来，写的是奇峰，写的是红枫，其实是自己，也只是自己，起得好，结束得也好。”他十七岁时写的这首诗贯穿了他的一生。
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位当年自称的“大别山的大手大脚的儿子”的青年，已经成为了驰骋文坛的著名作家了，他就是熊召政。
1980，年仅二十七岁的熊召政，就以《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这首诗而享誉中国诗坛。诗在《长江文艺》元月号头条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人民日报》《新华文摘》《文艺报》《作品与争鸣》等数十家报刊均转载或发表评论。《长江文艺》更是为此诗开辟专栏讨论达半年之久，仅这一首诗的评论文字就达三十万字之多。一首诗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实不多见。1984年，《华夏诗报》一创刊，就在头版发表了著名编辑家，时任湖南文艺出版社总编朱树诚先生的长篇报告文学《一首诗，在中国……》，为此作了详尽报道。熊召政也因此诗获得了1979年—1980年度全国首届新诗奖。也因为这首诗，熊召政作为文坛的后起之秀，同年被调入湖北省作家协会。更有幸的是，他成为著名作家徐迟的入室弟子，在严师的指导下，他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职业作家生涯。
二
“万壑千崖寸寸红”是青年时代熊召政的心声，也是步入中年时代的熊召政的步步足迹。当代几位著名作家大半都有着自己一份艰辛的履历，但较之召政怕还是要强得多。起码我认识的贾平凹，其才赋远胜于刻苦，平凹可以写出《浮躁》《废都》这样的煌煌大著，但绝不可能如召政这样写出文笔史笔皆堪称一流的《张居正》。
不管别人是如何评论熊召政的，我以为熊氏真正的巅峰并不是他赖以名享华域的《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这首诗不管如何激动了时代的心灵，但终是未摆脱一个幼稚时代的“义愤”情结。对社会，对人生，对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对生命本体的思考，不止是十分缺乏，有的层次基本没有触及，绝不是支撑一个时代文人应有的肩架基构。只有熊召政一头埋进明史的故纸堆中，爬梳一代名相张居正的足迹之时，只有当他放下高尔夫球杆铺开《张居正》第一卷的稿纸之时，我们才见到了一位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作家的风范。
作家难，史家难，作家写史难上加难。史家只需认真理清某一时代的人们表象生存的脉络，便可称为秉笔直书的良史了。然而，作家写史则绝不可只止于此，他不但要搞清他所写的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灵的历史，更要找到那个时代人的心灵史与我们这个时代人的心灵历程的对应情结。任何作家写史都是写当代的思想史境，否则只不过是个历史故事家。当代写历史小说者大有人在，真正可称之为历史作家的人也有几位，但像熊召政这样，通过爬梳明代的心灵历史，进而观照整个中华民族心灵史的，在今天的中国怕只此一人。在20世纪的世界文学史中，也只有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堪称达到了这个水平，《张居正》还没有最后完稿，但从目前已出的几卷看，熊召政是在做着穿透整个中华民族意识史的努力。
熊召政能有如此的功力，这与他青年时代的“寸寸红”般的刻苦有着密切的关系。
熊召政刚上初中二年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虽然十八年后，已经担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和《长江文艺》副主编的他，有机会入武汉大学作家班就读，但其间漫长的青春岁月，熊召政都是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刻苦自学的。1970年，他作为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他常常是伴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读书到天亮。在偏僻的乡村里，“扫四旧”还不算彻底，因此，他常常能借到一些残破的线装书来读。为了能借到一本书，他不惜翻山越岭跑几十里的山路。记得有一次，他听说七十里路外一户人家有一套《文心雕龙》，他在生产队里请了一天假，起五更长途步行找到那户人家，谁知人家不借，急得他眼泪都出来了。当人家弄清楚他是饿着肚子走了这么远的山路找上门来时，也被感动了，便搭梯子上房梁取下这套用塑料纸包得紧紧的线装书，答应借给他看一个月。熊召政如获至宝，当天下午就往回赶，半夜才到家。因为书是借的，他就去乡供销社买七分钱一张的白纸裁小制作成本子，硬是把《文心雕龙》抄了一遍并反复背诵，多少年过去了，如今熊召政还能将其中的某些章节诵读如流。就是在那个革文化命的年代，在乡村务农五年的熊召政，读了大量的书籍。从《唐诗三百首》到《古文观止》，甚至《龙文鞭影》和《解人颐》之类的闲书杂著，他都背诵过，研读过。
正是这一段经历，使他终于从前人的文字缝中体味到了民族的古人的心灵的风味，也可以说正是这一段经历，为他今日跨入史家行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回顾今日的文坛，对欧风美雨趋之若鹜者大有人在，总是想从西方的所谓“民主体制”中找出几条圣则来观照我们民族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心灵史。这样的作品一旦出笼，的确可以惊世骇俗一回，但毕竟是海市蜃楼一阵风似的去了，连“烟消云散”也不是。
一个不了解民族昨天心灵的作家，怎么能是作家呢？只要是作家，就应该有这样的本事，可以以今人的眼光看古人，也可以以古人的眼光看今人，一部伟大的作品必须在这种双重观照中完成。
三
凡读过熊召政《张居正》前三卷的人，都不能不惊讶于这个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生的人，怎么会把古代官场朝野机巧权诈的生活写得那样入木三分，我们以为这和熊召政敢于大胆下海经商有关。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熊召政沉寂了大约十年时间，其间他闭门读书，认真研读了儒、释、道三家的诸多经典。可以说，这段时间是他生命的重要转折时期。他从一位强烈关注现实，积极针砭时弊的作家逐步演变成一位冲虚淡泊，有着文化襟抱的智者。1993年秋，在几位朋友的怂恿下，他办理停薪留职手续，暂时离开专业作家一职而下海经商。
20世纪90年代初，文人下海几乎成为一种时尚，但熊召政下海并不是冲着这种时尚来的。他是真正想找一种活法，想通过波诡云谲、瞬息万变的商场来考验一下自己的生存能力。客观地讲，文人下海成功的不多，但熊召政无疑是一个成功者。他步入文坛的起点高，步入商界的起点也高。一般的文人下海总是离不开文，办个广告公司、文化传播公司什么的。熊召政甫一下海，就担任一家高尔夫球场的董事长。这个项目是他一手策划的，从筹集注册资金、申办营业执照、招聘员工、批租土地到项目审批、球场开工典礼一应事宜，他都处理得井井有条。难怪上任之初，一些商界朋友啧啧称赞，说他不仅是文坛的才子，同时也是商界的骄子。但是，只有熊召政自己心里明白：他只是商场的过客。
经商最为红火的时候，也是熊召政研究佛教入迷的时候。那几年商务之暇，他几乎跑遍了中国的佛教名山和丛林梵宇。每年深秋，芦花白枫叶红的季节，他都会自己驾车在江南旅行，在高尔夫球场享受挥杆之乐，在肃穆的庙宇里听暮鼓晨钟。他惬意于这种生活，但商场的尔虞我诈他却难以适应，他慢慢明白了商场的秩序混乱，主要原因是商人们道德感的丧失，而这种道德感的丧失，又起因于官场的恶性腐败。经商期间，熊召政写过这样的诗：
偷闲今又上罗浮，静读林泉半日书。
商海误人还自误，何妨云里听姑苏。
疏钟红叶年年有，道榻禅房处处稀。
首记去年春月下，空山流水尽玄机。
仅从这两首诗看，熊召政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商人。他曾对友人自嘲说：“别人说我是儒商，这实在是抬举我了，我其实是一个商儒。赚一点小钱，用来保持自己独立的文化品格，仅此而已。”自嘲归自嘲，熊召政经商五年，还从未栽过跟头，从红莲湖高尔夫俱乐部董事长一职离任后，他还担任过上海运通公司董事长，深圳君安证券公司顾问等商职。不同的商业领域给他带来了不同的商业经历。到了1998年，一来是他厌倦了商业生涯的“非人”生活，二来是因为他想要静下心来写一部安身立命之作，就又回到了专业作家的岗位上。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段亦商亦儒亦佛亦道的生活，才使召政不仅可以理解冯保、邵大侠这样的“坏人”，也可以理解高拱这样飞扬跋扈的“好人”，更能理解张居正这样的王阳明心学的真正继承人“慎守汝身，物将自壮”的心境。这种“心学”心境往往不是我们用今人的逻辑思维所能分析得出来的。王阳明的“心学”，纯粹是一种生命体验、体验生命的哲学。未入其境者无法与之对应言说。不懂“心学”者也就无法理解一代名相张居正真正的用心着力处。读完《张居正》的前三卷，我们以为召政与张居正应该是通了心的，与冯保、邵大侠之流也是通了心的。
以商人的眼光看文人、官人，以文人、官人的眼光看商人又是一对双重观照，多形态的人生经历与对佛道儒的爱好，使召政在与古人通心达话之余，也悟透了这个时代现在的一切为什么会如此，我以为这是今人读《张居正》时应刻意去体悟的。不然，《张居正》于你，也莫过是一个普通的历史故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