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个清晰无误的印象是，在敌伪统治的黑暗年代里，你是热爱文学的革命青年，就读于大学，课余编刊物，时有诗和散文发表，还从事秘密的革命文艺活动。我那时在“外围”，对你的了解自然是很有限的，只知道你是我们青年文学伙伴中有实干精神的一位。20世纪40年代毕竟是遥远的过去，我们的青春岁月属于过去的年代。可是我们青年时代就开始交往的友情，历四十年而不衰，这种老而弥坚的友情更觉可贵，不是吗？
在你的文学生涯里，较早一个时间对诗和儿童文学创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尔后你的写作重心集中在散文的耕耘。这里所说的耕耘，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你长期经营报纸副刊的编务以开拓散文园地，另一方面你又以如椽之笔写了大量的散文作品，不论哪一方面你都是热情的耕耘者。近年来你又相继编纂了几种大型的散文选集，对振兴散文事业不遗余力。人们高兴地看到，即使被称为失去“轰动效应”的散文这棵大树上依然结满累累硕果，各种厚实有分量的散文选集的出版便是最好的明证。
我常常想，全世界的报纸很少像中国报纸的副刊一样自成一格，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属于报纸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拥有广大的读者层。试看全国日报晚报哪家报纸没有副刊？少则一个，多则数个。一般副刊都有短小精练、雅俗共赏的随笔小品，文艺副刊当然更侧重文艺作品。有悠久历史渊源的中国散文这一文学体裁绵延至今，同中国报纸的副刊有密切联系。于是副刊成为中国报业史中独有的篇章，也成为刊登和发展散文的重要园地。我是有感而发，因为当年我们的文学伙伴们都是向副刊投稿练笔，由此开始写文学作品的。更主要的是想说明，你长期投身于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对耕耘散文园地和扩大散文作者队伍具有深远的影响。
假如把人生之旅喻作若干驿站，那么也未尝不可将文学道路分为若干驿站。抗战八年，尤其是上海沦为“孤岛”的岁月里，我们几乎都是在光明与黑暗交织的旧上海度过的。就在抗战初期相差不远的几年间，我们各自走上第一个文学驿站。上海可算是我们的文学摇篮吧。
读了你的第一个文学驿站上那一组作品，以及你近年来沉浸在深深的忆念中，掇拾一连串的上海“梦片”，不由得引起我无尽的往事回忆。记得爱伦堡有一句名言：“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那时我们常常用来作为长夜如磐的上海滩的写照。收入这本选集里的开卷十篇散文，写的是敌伪时期上海市民的苦难生活，“生活像泥河一样地流”的沉郁歌声，仿佛又在我耳边轻轻回响。《泥河》和《望春草》两组散文，分明又可当作散文诗来读，不难看出作者笔端流露出前辈散文家某些韵致和华彩。民族灾难深重的年月远去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年华也逝去了，然而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贞之心是永远不会丧失的。
3.老田
王必胜
老田是我们部门的老主任，原名田钟洛，笔名袁鹰，在文坛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的著作，少说有三四十本，包括散文、诗歌、杂文以及编著。他主要写散文，曾有数篇作品入选教材。20世纪50年代，他的域外题材的少儿诗歌，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前几年，巴基斯坦总统访华时授予他贡献奖。还有，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老委员，他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从事新闻工作，一位资深的报人，他的文名和资历都是令人尊敬的。
老田，是大家对他的一种亲切自然的叫法，那时候，同事间称呼简单而随意，从不叫官职，没有谁把对人的称呼与叫职务联系起来。这在当时很平常，上行下效，大家都如此，老一点的不以官位自恃，小一点如我辈，也没有在称呼上不便和难堪。一个平常轻松的称呼，体现了单纯亲切的人际关系。
我是1982年来到现在这个部门的，之前是在一个大学，要说那里大小也是个局级，有相当级别的干部，也有延安时期的老新闻，大家都以某某或老某小某相称，连学校的某某老师的常规叫法也不多，没人叫官职，也没有人摆架子，好像没有条件摆什么架子。我的直接领导是一位三八式的干部，他的副手也是一位老同志，从年龄上我们相差三十多岁。他们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拖把和抹布满楼道地搞卫生，与他们共事几年，从没有听谁称呼过他们的官职，连我当时作为小字辈的，也跟着老武老苑的叫，没觉得什么不好。也许是习惯了，也许是这些当事人的带头，谁也没有把这些个或大或小或实或虚的职位当回事，这个好的传统一直沿袭下来，光大于后辈中。我那时刚到北京进机关，因了这先行的一步，来到报社后对这种平常而简单、其乐融融的集体氛围很适应，仿佛这文化机关就是这样子的，所谓官僚衙门，一点没有感觉。
按说，老田我应当尊为老师的。他不仅在资历和学识上、在生活上，是我所尊敬的老师辈的人，而在我上研究生时，师从他指导学业，也是名正言顺的老师。只不过，我们上的研究生班是集体辅导，老师多是专门指导论文写作的。可能这一点与专门的导师制的研究生不一样，所以，在几次场合我向人介绍，老田是我的导师，他却不以为然，总说哪里哪里，一笑了之，一番真诚的谦让，也就不再多说。有时候，我想，学生不才，忝列其门，有辱吾师，而从心里来讲，我总是把他当作导师的。如前所说，他不仅是我学业的导师，而且在他身边工作的那几年，他对我的教育和关爱，以及他在单位以至文坛的口碑，都是为我师表，有如师严的。
记得第一次去见他，大约是1980年。他的办公室还在王府井报社大院，我是首次登门。拜他为师，对于一个年近而立的学生，他也许觉得没有什么可要交代的，而于我却因近距离地见到心仪的作家，投其门下，颇有点惶怍，简单的交谈，觉得我的导师是一个面善之人，那副身子显得结实，虽有些发福，但看出来他的干练，听他说话，觉得江南普通话里透露出浓浓书卷味。
这以后，因他工作忙，写作的事仅与他通通电话，学业方面也只是作个简单汇报，到了快毕业时，才因写作论文与他接触稍多些。他对人对事，总是十分的宽厚，也许是这个年龄有所成就的人，对于后辈的仁厚，也许是一种放手的信任。记得我的毕业论文，他也没有具体提些什么意见，只是在大的框架和结构上，宏观指导，也是到了论文打印上交时，他作为最后的审定人、导师，签字放行。他对我最后的论文答辩，也没有后来的一些辅导老师那样的紧张，没有为我谋划商量，以便有所预案，应付可能的不测和变故，像后来我所参加评审学位时的那种杂七杂八的人事和非学业的纠葛。当时，我的评审委员有几位，都是谁，田老师也没有过问。大概他以为，我们这些“文革”后较早一批的研究生们，耽误了十年，恨不能夺回荒废的时间，大家学业勤勉，对这批人的行事标准、学业研究，较为放心，觉得都有相当的自控力；或许，田老师们还以为，当时的社会风气清纯，学风纯正，作为老知识分子，他希望看到的是年轻人的认真求实的作风和老实本分的态度。这也许是老田他们这一批德高望重的新闻、文化界知名人士，乐于指导我们这批年龄不一、社会经历也较复杂的研究生们的一个缘由。
毕业后，我成了他的下级、同事，到1987年他退休。这段时间里，我亲聆教诲，对他那学者的风度，长者的宽怀，父执般的善心，深有体会，也时有感动。部门里大都有我这种看法，记得缪俊杰先生曾在《文艺报》上写过一篇文章《袁鹰的风格》，生动地描绘了老田的为人为文，说他“官不大，名气很大，职务不高，威信很高”，认为老田是最没有架子的，对人对事真诚善良，心胸豁达。我还记得，最为大家谈论的是，他得了稿费后，总要交一笔党费，这已成了惯例。老缪的文章说，“文革”前，老田曾一次交了八千元的党费。二十多年前，人们的工资都是很少的两位数，此外也就是一点不多的稿费了，老田每笔稿费都拿出一些，好像很自然。那时，也不时兴搞什么内部的表扬，也没有内部的宣传小报和单位的闭路电视，这类宣传也不是老田的本意，他也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纯粹是个人的行为，他只是表达一份神圣的情意。按说，他的家境并不宽裕，家中老父亲和一个残疾的女儿，需要照顾，可他却多年一直是用这种方式表示一个老党员、一个部门领导者的心意。那时候，不时兴作秀，也不像现在有人还没有做点什么，就满世界地鼓噪，生怕自己做了一点事别人不知，特别是那些有点权或有点小权的人，陶醉于表扬与自我表扬中，弄得人所诟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