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余生再无战略
赵德发
看到这个题目，有人肯定发笑：一介书生，谈何战略？不过，身为赵括后人，来一回纸上谈兵，也算是继承吾祖遗风。
在我五十余年的生涯中，是的确有过战略考量的。
一是战略抉择。我二十四岁那年的一个秋夜，看了一篇文章之后突然想当作家，念兹在兹不能自已，从一个乡村教师干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还是贼心不死。三十三岁那年的春天，我反复考虑一个问题：这一生该做何事？思来想去，终于决定弃政从文。
二是战略准备。我可能是“50后”作家中第一学历最浅的：小学没毕业，初中只上了四个月。几乎是胸无点墨了，却斗胆要当作家。为了打基础，我先上电大，后进山大作家班，把大学中文课程扎扎实实学了两遍。除了这两次正儿八经的学习，几十年来一直苦读不辍，并且保持着记卡片、记笔记的习惯，让我的写作深深受益。
三是战略规划。1994年，我决定用系列长篇小说全面反映中国农民上百年来的命运，用八年时间写出了《缱绻与决绝》《天理暨人欲》（原名《君子梦》）《青烟或白雾》。我还想用长篇小说表现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存在形态，有了儒家文化题材的《君子梦》之后，又用八年时间写出了当代汉传佛教题材的《双手合十》和当代道教题材的《乾道坤道》。
其实，一个天才作家，依赖天赐、天启、天助，用不着什么战略。像我这样缺乏天分的愚夫，很难指望老天，只好采取鲁笨之举。
人生的长度是有限的，现在我已逾知天命之年，应该懂得。我想，写出“农民三部曲”和“佛道姊妹篇”，我在这个世界上要做的主要事情大概已经做完。另外，到了这个年纪，也该去一去执着心了。所以我今天说，余生再无战略。
余生再无战略，战斗激情尚有残留。今后遇到合适的题材，我还会去写。如有新作问世，朋友能说一句“老赵刚写的这个东西还不错”，那就是老赵的意外之喜了。“宝刀不老”这话我不爱听，因为我从来就没拥有过宝刀。
随缘任运，了此残生，幸甚，快哉。
2.端灯的是谁——赵德发印象记
夏立君
“一屋孩子轰地笑了，苟老秀才的眼也冒了绿光。他将双手伸到木墩腮边，拇指和食指捏耳垂，余下的指头抠腮帮骨，两手皆然。木墩刚想起这种玩法叫‘老嬷嬷端灯’，一阵剧疼便令他浑身打起了哆嗦……”
这是赵德发小说名篇《蚂蚁爪子》中的一个细节。小说读了多遍了，每读到这个细节仍忍俊不禁，仍不由自主地伸出双手到自己腮边比试，体会“老嬷嬷端灯”之刑的滋味。这时，苟老夫子似乎幻化成了赵德发，或者说是赵德发幻化成了苟老夫子。明明知道苟老夫子这个“散馆”先生与创造他的作家之间有天壤之别，但这种幻化还是不时涌现。读赵德发的许多作品，常常会有这种幻化。不光那一个个人物在你大脑里活灵活现，创造他们的这个作家的形象也会时时顽强地冒出来——他创造了那样的人物，他说出了那样的话，他在幕后操纵一切。而我很熟悉他，熟悉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欢欣与苦恼，他的思维特征。读其他作家的作品，便少有这种联想和感觉。
赵德发是我身边的作家，是我最熟悉的作家。他虽只长我五六岁，却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前辈，是我的良师益友。身边有这样的作家，和没有这样的作家，是大不一样的。他出现了，他成功了，我便有了亲切真实的榜样和参照。赵德发或许不能算成就最高的当代作家，却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当代作家。他的出现，也可看作是我的某种幸运。
20世纪90年代前后，赵德发作为文学新星从沂蒙山冉冉升起，渐渐成为有能力有实力跻身中国文坛最前列的作家。可以说，几十年来，从沂蒙山这片土地上走出来的作家，赵德发是最成功的。我和他拥有同样的生存背景，近似的生活阅历。他那些震动文坛的作品，把我这个也是从那片泥土里挣扎出来的人，又一次一次摁进那片泥土里，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我的创作和人生。他发表和结集的所有作品，我应当是全读了，部分作品是一读再读。我们的“营养基础”本来是一样的，区别是赵德发和他的作品，又成了我的一个重要营养来源。他能搅动我五脏六腑，刺激我脾胃，激活我情思。我景仰的当代作家不少，但我对他们，基本只能读其成功作、代表作，只能作有限的研读。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赵德发，我主要读其作品，见面机会很少。2000年初，我自县城调至日照工作，赵德发便成了我随时可以请教的师友。我完成了作品，常常先发给他，请他批评，他有时也把刚完成的作品发给我看。我一直以写散文为主，也算略有成就。但我心底里有这样一种“偏见”：只有能写出好小说来的作家，才是真正的作家。我对赵德发及莫言、张炜、刘震云等这些有强大叙事能力的作家由衷敬佩，并盼望自己也拥有那样的叙事能力。2005年前后，我试着写了几篇小说，把其中的一篇发给他，他看了后马上复信：立君，成了，祝贺你。他接着打电话谈了具体的修改意见。这个小说不久后在《山东文学》发了头条。为了别人的一点进步一点成就，他都是由衷地高兴。我一个中篇被《小说选刊》转载，他逢人就提及，他自己的作品引起重视乃至轰动，也没见他这样念叨。对我是这样，对其他人也是这样。日照文学圈风气正，总体水平较高，与我们拥有这样一位仁厚的师长、兄长是分不开的。成就很高的作家很多，但赵德发距我最近，最亲切，对我的成长最管用。当然并非距离近了就一定好，因距离近而嫌隙丛生的情况也不少见。赵德发周围却没有这种现象。这几十年来，为官弃文、为商弃文是寻常现象；为文而弃官，在中国文坛却是极其罕见。他弃的还是个常人眼里的“热官”——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级别不高，前景很好。三十岁上任，三十三岁辞职去山大作家班学习。从他的这一非常之举，就可解读出他为人为文的诸多内涵。他的为人，始终有教育工作行政工作历练出来的方正严谨，是个最少文人气的文人。一个人，一个作家，他的分量，他的质地，这实在是很清楚的一件事。如果偶遇有人对他有微词，我想到的首先是老祖宗那句很厉害的话：来说是非者，就是是非人。
评论界视赵德发为写农村、农民的大家，其《农民三部曲》可与张炜《古船》、陈忠实《白鹿原》比肩。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郁，但用“乡土作家”来套他显然是不行的。他不是玩味陶醉于乡土，而是立足于乡土上的深情回望、有力反省。他的土地是儒家土地，情思是儒学情思，他把故土置于中国文化这一大视野大背景之下予以深刻审视。因此，他才能写出深度，才能为当代文学提供一些新东西。最近三五年，赵德发先是完成了以汉传佛教为内容的长篇小说《双手合十》，最近又完成了以道教为内容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乾道坤道》。前一部出版后我马上读了，后一部未出版就读了。可以肯定，这两部长篇都是深具开拓性并能提供新东西的作品。不少人奇怪，赵德发怎么由写土地一下子转到写宗教了？不奇怪，赵德发在精神上是能够出入于儒释道的。他在创作中，接通了传统文化之脉。他写的其实是同一个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