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30日夜间，戴安娜王妃车祸惨死的消息传来，伦敦突然成了全世界最动情的城市。第二天早晨，白金汉宫，戴安娜王妃的住处肯星顿宫，多地家经营的“哈罗德”百货公司，后来加上王妃遗体停厝地詹姆士宫，吊唁的花束，哀悼的人群，迅速汇成海洋。不久整个宽敞的王宫大道成为哀伤之地。到詹姆士宫的吊唁本上写几句悼词的人，迅速排成世界之最的长龙。悼词册增加到40本，排队依然得20多个小时。到下葬日前几天，人们开始在王宫大道两边草坪公园扎营过夜，以争取可以最后在路边占个位置哭送王妃。最后的送葬，百里之程，抛花如雨，Elton John的挽歌单曲CD, 一周售出百万张。色彩与音乐，使告别王妃成为全体英国人的伤情之时。
英国人一向被认为理性而冷静，喜怒不太形于色，善于自制。据说喜欢幽默，幽默却大多用来遮掩真情。这个“偏见”是否准确，得比较而言——例如对南欧南美拉丁民族，或是黑非洲民族，可能如此。但是这一个星期的英国人，感情之充沛淋漓，哀伤出自肺腑而形诸言表，让全世界，也可能让英国人自己，大吃了一惊。
此篇小文却不是讨论英国人民族性变异，题目太大，也非我所能，我想写的题目，9月哀悼时就动了心，却一直不敢写。服丧期间，顾全大局，不说为佳。快半年过去，一切已是旧闻，不妨说一说当时不愿惹是生非的事。
惨事第二天，英国电视开始每小时插播王宫大道吊唁者自动云集的现场时，内人和我就发现黄种人面孔几乎看不到。几天下来，我开始为远东诸民族的荣誉担忧 ——实际上是为中国人的形象担心，因为伦敦的其他黄肤种族，移民或暂居，都少得不拥有代表性，被电视镜头扫描到的或然率，可以不计。而伦敦的中国人有15万之多，占全伦敦700万人口的2%强。在人山人海中，几乎没有见到一个，我们心里不禁发毛。
中东印巴人较多，那好解释，王妃几乎是死于她的埃及情人怀里；黑人特别多，远超出人口比例，那是影视记者喜欢采访敢哭敢哀的“外卷”性格。但是连背景人群中也没见到黄面孔——至少我们没有见到——怕被电视镜头骗了，我们决定特地去一次王宫大道。结果很高兴：除了我们一行三人，我们在詹姆士宫迂回曲折的通宵长队中见到一位漂亮的东方女士。证明亲眼看一下，大不相同。
然后，我们在白金汉宫前的广场上坐了半个小时，在人头拥簇中见到四个黄肤男女青年。其中二位，看到维持秩序的皇宫骑警，很自然地上前去抚摸那高头大马纯白杂色的漂亮毛皮，轮流拍照留念。
“见鬼，游客！”我们几乎叫出声来。骑警见惯不惊，宽容地点点头。我们真怕哀伤的吊唁者注意到，一时激动，发生仇外事件。此时白金汉宫前正搭满了各国的电视报道台，盛装的女播音员，正在一茬换一茬地向全世界说话，就在电视机镜头下出事，非黄人之福。
星期天百里送葬，预先公布的路线，穿越北伦敦，通过中国人居住比较集中的Hendon地区。这里不需要像王宫大道那样通宵占位，但是现场转播，依然没有看清黄种同胞的面孔，恨得我们直怪电视台切换角度太频繁，远距或高空俯视镜头太多。后来我们问了住在那一带的几个中国朋友，也许是我们交往圈子有限，查询不广，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那天等在街边目送或掷花的中国人。
也许会有朋友说香港或其他地方的华人如何痛切悼念，无从比较，不在题内。
正好跟一位做记者的同胞通电话，我说了此事，她大喊：“我不能同意。”后来在一篇发表的文章中特地反驳：“我几乎天天去肯星顿宫，见到有中国人写的大幅条幅：戴安娜，我们爱你。”我想她证实了我的观察 ——“哀悼不成比例”。她见到的这七个方块汉字，可能是四个吊唁地唯一的中文。
我并不想从这一“孤证”得出有关中国人民族性丑陋之类的大结论。但是如果这个事实可以成立 ——中国人很少上街哀悼 ——就有了解释的诱惑，而某些解释可以说不必深思唾手可得：
“中国人性格过于内敛克制？”这点我想不一定是坏事。不过中国人送葬，感情却是尽量外溢，尤其为男性公众人物写五字七字悼诗，几乎每个市民都能成为诗人。我看比花束上的大部分押韵的英文悼诗还强些。
“中国人不喜欢王妃风流艳事过多，日日给小报资料轰炒，又骂小报。”如果中国人在戴安娜王妃惨死后的丧期，不会暂时忘记王妃本人的性格弱点，中国人的理性与冷静毕竟可嘉。
“中国人很忌讳女人有影响公众的政治力量，漂亮女人则更招忌，在王室离婚案中同情查尔斯王储。”这个问题历史久远，朝朝有妖姬加外戚作乱，成了民族政治心理的深巨创伤。阿根廷贝隆夫人的“美貌政治”，中国人会觉得实在浅薄，甚至匪夷所思。中国人的“祸水情结”，我的研究尚未完成，不想在此过早宣布。不过如果香消玉殒的戴安娜王妃，不闹离婚，不成为重要政治人物，在王宫大道肯定能读到几篇“芙蓉女儿诔”式的漂亮文字。
以上解释都能成立，实际上都对“哀悼不成比例”起了作用。我下面的一说，也非新鲜，却恐怕更直接一些：中国人与侨居社会的认同动力太小，对戴安娜王妃之惨死，哀伤之情或有之，去吊唁太费时，还是在电视机前看人凭吊，省点心力。
据英国报纸分析：戴安娜王妃热心慈善公益，关心街头流浪者、残疾人、地雷受害者、艾滋病人、智障儿童、少数民族，因此自发悼念者以社会下层为多，最哀恸的也是他们。
反过来说，中国人在此虽是少数民族，却与其他“下风”民族不一样。勤劳耐苦，在异国他乡也能自立，几乎没人沾西欧福利国家的便宜，也很少有人靠慈善事业。王妃使英国老百姓动容的慈悲心肠，中国人至多钦佩赞扬，无感同身受之情。
中国人受自力图强之利，但是也患了不大不小一点“成功病”，用未来学者Herman Kahn的妙言：蓝领者领子不蓝后，心里很会blue。对所居社会，不关痛痒，不通经脉，恶习既不传染，苦乐也难相通，借地谋生而已，除了课税时“政府”两字令人头疼，侨居国的其他一切，事不关己，依然故我。中国人对侨居社会之关心，及不上对故土之关心之百分之一: 具体利益，大多在那头。
这个态度还会遗传给第二第三代，人海中难得见到黄面孔，代沟之类，也就无从谈起。可见真正成为“香蕉人”，也难。若已培养成功，我认为值得庆贺。
如果不是职业所需，不得不关心比较文化问题，我恐怕也不会盯着电视屏幕看出这个问题，也不会去王宫大道实地查勘一番。我去，没有带花束，也没有写悼诗。无此必要，我考察的是中国人的文化病。
据说王妃“在出事前二天”，约了到伦敦一个中药诊所去针灸。此位大夫向某华文报刊表示痛心哀悼。我想这位大夫与我一样，中国人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