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决定炮击金门的目的，最初是准备利用美国陷入中东危机之际夺取金门、马祖。用炮击金门当晚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话来说：“我们的要求是美军从台湾撤退，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但因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是否包括金门、马祖不能确定，所以是否登陆金门，要视情况发展而定。所以，毛泽东又说：“我们不说一定要登陆金门，也不说不登陆。我们相机行事，慎之又慎，三思而行。因为登陆金门不是一件小事，而事关重大。问题不在于那里有95000名蒋军，这个好办，而在于美国政府的态度。美国同国民党订了共同防御条约，防御范围是否包括金门、马祖在内，没有明确规定。美国是否把这两个包袱背上，还得观察。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侦察蒋军的防御，而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但在国内舆论上，我们一定要把解放台湾的口号喊得震天响。”
金门炮战之后，美国政府十分恐慌，以为中共要收复台湾，立即从地中海、旧金山、日本、菲律宾等地调集舰队、飞机，集结于台湾海峡，并公开宣布金门、马祖也在美军协防的范围之内。台海局势顿时紧张起来，中美之战似乎一触即发。
美军协防金门、马祖，并不出乎毛泽东预料。但美国是否为了金门、马祖不惜与中国一战？通过炮击护航的美蒋联合舰队时美国军舰丢下蒋军军舰不管这个情况，毛泽东摸到了美国不会冒险同人民解放军发生直接武装冲突的底细。但当美国为防止被金门、马祖绊住，勒逼蒋介石弃守金、马时，为了防止台湾孤悬海外，便于美国策划“划海而治”，中共中央又果断决定把金门、马祖留给蒋介石，用“绞索”把美国套住。
应该说，炮击金门摸清了美国的底细，为以后制定对台对美政策提供了战略依据，取得了影响深远的战略性成果。
中国突然炮击金门，赫鲁晓夫深感不满。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刚刚成功调处了中东的紧张局势，证明了他所提倡的“和平共处”方针的正确性，想不到作为盟友的中国立刻就制造了紧张局势。另一方面，毛泽东采取如此重大的针对美蒋的军事行动，竟然事先没有通知苏联方面，而苏联作为与中国订有互助同盟条约的盟国，是要承担与美国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的。尤其是，炮击金门前两个多星期，即7月31日至8月3日，赫鲁晓夫秘密访华，以致西方有人估计，炮击金门是中苏双方在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期间共同商定的。赫鲁晓夫解释也不是，不解释也不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所以，赫鲁晓夫得到中国炮击金门消息后，立即要求苏联大使转告中国方面：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才刚刚开始，经济上和军事上都还比较落后，目前不具备打现代化战争，也不具备对台湾实施登陆作战的条件。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也没有必要在现在卷入到这场战争当中来。
同时，9月5日，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苏达利柯夫向中国政府表示，苏联政府要派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到中国来了解情况。当天晚上，周恩来接见苏达利柯夫，在表示欢迎葛罗米柯来华访问的同时说明：第一，我们不是要解放台湾，而是惩罚国民党在我们沿海骚扰；第二，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因为美国企图独霸台湾，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台湾单独成为一个政治实体；第三，如果美国发动战争，中国全部承担起来，决不连累苏联，不会拖苏联下水。周恩来要求苏达利柯夫把这三点马上报告莫斯科。
9月6日中午，葛罗米柯抵达北京。下午，周恩来会见葛罗米柯，重申昨晚对苏达利柯夫的谈话内容。晚6时半至10时，毛泽东接见葛罗米柯。毛泽东对葛罗米柯说：我们炮打金门，不是要打台湾，也不是要登陆金门、马祖，而是要调动美国人。希望你们放心，我们的目的是要调动美国人，这是一。
第二，美国人同国民党订有共同防御条约，但是不久前艾森豪威尔发表谈话的时候，并没有说现在就承担共同防御金门、马祖的义务，而是说，美国是不是要像共同防御台湾本土那样来共同防御金门、马祖，还要看情况。艾森豪威尔这个讲话表明，他还是怕跟中国打仗。
第三，我们宣布12海里领海权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警告美国海军和空军不得入内。它如果进入我们12海里的领海界线，就是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另一个目的也是告诉美国人，它只要不越过这个界线，我们就不打它。当然我们也没有说，如果它越过了，我们就一定马上打它，我们可以警告。
第四，从现在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美国人可能要逼迫国民党从金门、马祖撤退。他要国民党撤退，主要不是对我们有什么好感，而是金门、马祖离中国海岸太近，美国怕我们打金门、马祖。因为在国民党不撤退的情况下，金门、马祖前线不断炮战，这个地区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这就使美国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美国害怕被拖下水，因为美国还没有决心要打世界大战。
第五，尽管这样，我们对美国要打仗还得有准备。我们的方针要放在它可能要打，不是放在它不会打，要在精神上、物质上准备美国打仗。但是，我们的方针不是跟它硬碰硬。如果它要登陆，我们就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放它进来。我们准备把沿海地区让出来，放它进来后就关起门来打狗，让他们陷在我们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然后再一步步消灭它。
葛罗米柯说：对你们这种战略我不能评论，但是要考虑到现在是原子弹时代。
毛泽东说：原子弹有什么可怕？我们现在没有，将来会有；我们没有，你们还有嘛。
毛泽东对葛罗米柯说：我们的方针是我们自己来承担这个战争的全部责任。我们对美国周旋，我们不要你们参加这个战争。我们不同于国民党，我们不会拖苏联下水。
9月7日，葛罗米柯返回莫斯科。当天，葛罗米柯就将中国党的对台对美政策向赫鲁晓夫作了报告。
了解了中国政策底细后，10日，赫鲁晓夫发出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信，谴责美国政府目前在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所采取的行动，在远东造成的危险局势，公开说明“对我们伟大的盟友邻邦和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犯”，呼吁“美国政府采取明智态度，不要采取可能招致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的步骤”。
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访华时，毛泽东对炮击金门前为什么没有同苏联打招呼作了解释。毛泽东说：美国人没有多大本领。他们以为我们在炮打金门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当时所以没有跟你们谈，是因为我们有这种想法，但是还没有最后决定。我们没有想到打炮后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只是想打一下，没曾想他们调动这么多的军舰……美国人在黎巴嫩总是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生怕别人打他。美国人没有立刻弄清楚我们的目的，以为我们要打台湾，就把他们的军队从地中海、太平洋、西太平洋、日本、菲律宾调来。等到地中海舰队开到新加坡的时候，一看没有什么事情了，就在新加坡停了下来，引起了印尼的恐慌。我们一骂，他们就退回到菲律宾去了，驻了两个礼拜。可以看得出来，美国人这次部署很慌很乱。
中苏两党对炮击金门的不同反应是中苏两党两国外交战略的本质分歧。这个分歧就是：在赫鲁晓夫和苏共看来，在苏联千方百计贯彻和平共处外交政策，急于缓和苏美关系，希望中国配合苏联营造与美国缓和气氛的时候，中共炮击金门实际上是在破坏苏联的缓和战略，是和“和平共处”路线唱反调。而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与苏联不同，中国有个台湾问题，中国要解决台湾问题，绕不过美国这道坎，如果美国不改变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中美两国之间怎么可能有真正的缓和？美国可以搞“战争边缘政策”，中国也可以搞“战争边缘政策”，“我们就是要欺负一下美国人”，因为“国际紧张”实际上对美国不利。所以，外交战略的不同，实际反映的是国家利益的不同。
对于毛泽东和中共不事先知会苏联盟友而擅自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赫鲁晓夫的直接反应是毛泽东和中共反对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对外政策，无视中苏同盟的存在，有意显示中国有独立行事的权力和能力。
如果说，1958年上半年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事件，使得毛泽东开始产生对赫鲁晓夫和苏共的不信任和反感的话。那么，同年秋季的中国炮击金门事件，使得赫鲁晓夫产生对中国党和毛泽东极为不满的情绪，认为毛泽东所声称的“以苏为首”毫无诚意，为避免被拖入苏美冲突，苏联有必要同毛泽东的“冒险行径”拉开距离。
所以，学者们大多认为，1958年是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发生逆转的一年，而中国炮击金门是中苏破裂的导火索。
六、1959年：赫鲁晓夫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毛泽东很恼火
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其实与苏联“赶超美国”口号有直接关系的。
1957年11月6日，赫鲁晓夫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报告中正式提出15年内赶超美国的口号，并宣布“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
与会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领袖当然很兴奋。同样作为大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当然不甘落后，先后两次会见英国共产党领导人波立特，向他们调查英国的钢产量和发展前景，并于11月18日提出中国在15年内赶上英国的宏伟目标。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随即，毛泽东从莫斯科给国内打电话，指出1956年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再也不要提反冒进了，搞社会主义就要“冒”一点。
众所周知，毛泽东回国后，开始批评“反冒进”，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在中国开展起来。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有着非常良好的愿望。那就是：一方面要证明社会主义阵营优越于资本主义阵营，在苏联强大的基础上，加进中国强大的因素，实现“东风压倒西风”；另一方面也要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优越于苏联的建设道路，中国将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学生超过先生”。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初，中共中央向苏联方面明确表示，希望苏联方面给予配合，“在报刊上积极评价”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但是，从一开始，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不赞成。为了苏中关系正常化，苏共采取了保持沉默的既不称赞也不批评的态度。
然而，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很快在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强大影响。苏联不少地方干部和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对人民公社表现出极大兴趣，有的甚至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道路，而苏联没有找到这条道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许多领导人受到鼓舞，也试图采取中国的办法，加快本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特别是保加利亚，1958年9月保加利亚议会代表团访问中国回去后，即大力宣传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并仿效中国的人民公社，扩大或合并集体农庄，大炼钢铁。
这样一来，赫鲁晓夫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模式受到中国模式的挑战，决定不能沉默了。赫鲁晓夫首先指令保加利亚立即停止“跃进”运动，否则不再向他们提供贷款和经济援助。接着，从1958年12月以后，在一系列场合，赫鲁晓夫开始公开批评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12月4日，赫鲁晓夫在同美国参议员汉弗莱谈话时说：公社制度今天对苏联是不适宜的。中国的制度是倒退的。苏联很久以前就尝试过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苏联现在采取的是物质刺激的方法。
1959年1月27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报告中提出：是否会有某个社会主义国家走到共产主义，而其余国家还远远落在后面呢？这种前景是很少有可能的。由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是不能任意破坏或越过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当还没有为此创造好经济条件，没有达到物质财富的丰裕以及人们还没有养成按共产主义精神生活和工作的习惯的时候，过早地过渡到按需分配，就会损害共产主义建设事业。在这里，赫鲁晓夫虽然没有公开点出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但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是针对中共的。按照赫鲁晓夫回忆录的说法，赫鲁晓夫讲这些的目的，是给苏联广大干部打“预防针”，防止他们继续主张模仿中国。会上，了解中国情况的尤金，也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
1959年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访问时，对中国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了公开批评，指出搞人民公社的人“不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7月21日，苏联《真理报》对此作了公开报道。7月22日，《纽约时报》挑明：赫鲁晓夫批评公社制度的讲话，“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1959年12月，赫鲁晓夫在匈牙利党的七大讲话中又提出：“我们应该始终如一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成为列宁主义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地对对表。如果这个或那个国家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这就会有利于敌人。”赫鲁晓夫同时还针对中国宣布通过人民公社将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实现共产主义，说：“社会不能够不经过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就从资本主义跳到共产主义。”
对于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点名的或影射的批评，毛泽东从新华社编的《内部参考》上都读到了，是非常恼火的。毛泽东曾在给张闻天的一个文件上批语说：赫鲁晓夫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大跃进，我们要向全世界宣战，包括党内的反对派和怀疑派。毛泽东还曾考虑马上在《人民日报》公布赫鲁晓夫那些被认为是“反公社”的言论，予以反驳和批判，并部署最快在1959年秋季，最迟在1960年春季，反击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污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