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次接触：1950年解放军攻台在即，蒋派李次白赴大陆谋和
1949年底和1950年初，美国向全世界发出“弃蒋弃台”的政策信号。在此有利形势下，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加快了。1950年春，中央军委决定以陈毅领导的第三野战军为主担负解放台湾任务，由粟裕和萧劲光负责指挥攻台战役。3月，中共中央决定将苏联提供给中国的3亿美元贷款中的1．5亿美元用于购买攻台用的海军装备。同月11日，粟裕和萧劲光专门商谈了攻台的准备工作。4月23日，担负解放台湾任务的拥有133艘舰艇的解放军华东海军正式建立。同时，中国政府同英国商人谈妥，购买两艘7000吨级的巡洋舰和5艘护航舰、4艘扫雷艇。解放军空军也一面从苏联购进飞机，一面突击训练飞行员。5月初，解放军空军第四混成旅成立，并计划到年末培养飞行员900名，装备作战飞机400架，以形成对国民党空军的制空优势。5月17日，第三野战军发出《保证攻台作战胜利的几个意见》，决定以3个兵团12个军共50万人的兵力，投入对台作战准备，并成立了以粟裕为总指挥的前线指挥所。同时，将解放军中的所有台籍官兵和“二二八”起义后退回大陆的干部集中组成“台湾训练团”，作为解放台湾后对台湾进行管理的各级干部。
当时台湾人口只有600万，从大陆突然涌入的国民党军队使这个封闭的岛屿骤然紧张起来，物价飞涨，物资奇缺。而解放军马上就要进攻的消息和美国“弃台”的政策使这个本已混乱的岛屿更加惶惶不安。台湾当局认为9月台风到来前的三个月是最危险时期，共产党军队大规模进攻台湾尤其可能发生在1950年7月上旬。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预计中国共产党将于1950年底攻占台湾地区。从大陆掠夺了不少金条的国民党显贵们开始设法再次出逃，台湾政权在“保密防谍”口号伪装下，下令禁止台湾人员出岛，大有“要完蛋大家一起完蛋”的架势，但却更加剧了全岛人心崩溃的进程。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号称60万人的军队，一半是已毫无斗志的散兵，大多盘算着当解放军到来的时候如何逃命，况且绝大部分出逃士兵的家属、亲人还在大陆，对父母妻儿的思念在风雨飘摇的时刻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于1950年3月复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介石虽反复强调“台湾一定能守得住”这句话，但他心里非常清楚军事上的一个简单事实：150海里的台湾海峡在300年前尚且阻挡不了郑成功的木船船队和手持武器的兵勇，现在又如何能抵挡得住排山倒海的人民解放军？为此，蒋介石已作了最坏的准备：“如果台湾沦陷，就以身殉国。”
时任国民党国防部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面对台湾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局势忧心如焚，在走投无路、万般无奈中，他决意抛弃个人的荣辱向父亲蒋介石进言。
一天，夜深人静时，蒋经国大胆地对蒋介石说：“父亲，我们是否和中共谈谈？”
蒋介石闻言沉默不语。蒋经国按蒋氏家规只好悄然退出。第二天，蒋介石却对蒋经国说：“我决定派遣秘密使者前往大陆，试探国共和谈的可能性，以争取好的结局。这事，就由你负责。”
蒋经国很清楚，此时已今非昔比，中共是胜利之师，国民党为败军之将，要与中共谈判，必须选择一个能在共产党方面说得上话的人。他反复考虑，总觉得没有合适人选，时任“总统府”战略顾问的汤恩伯闻知此事推荐李次白。
李次白，原国民党将领，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与汤恩伯同期，汤、李关系很好。李次白的兄嫂均为中共党员，他的妹妹又嫁给了中共大名鼎鼎的陈毅的哥哥陈孟熙。由于这些牵连，李次白在国民党内得不到升迁，极不得志，后来，国民党军统竟怀疑他是共产党员。李次白一气之下于1946年脱离了国民党军队，在台湾高雄市开了饭店，当起了老板，发誓不再介入政治。
蒋经国认为李次白很合适大陆之行，随即派其亲信、与李次白有过交往的胡伟克去请李次白出山。
胡伟克受命后很快找到了李次白。双方寒暄后，胡伟克直截了当切入正题。他告诉李次白：党国目前处境非常困难，犹如在火山之巅，为摆脱困境，蒋总统想和共产党重开谈判。令妹是陈毅的大嫂子，妹夫陈孟熙也深得共产党的信任，这就是你和共产党对话的资本。你如能出山，到大陆走一趟，就等于挽救了整个党国的命运。
李次白毕竟是国民党人，考虑到蒋经国对自己的信任，也想到这一使命的成功将有利于国家和民族，同时也想去看望分别多年的妹妹和妹夫，于是欣然接受了去大陆的使命。
5月3日，蒋经国在台北亲自召见李次白，向李次白交代了去大陆的任务。他说：李先生，现在谈国共合作，我看希望不大，共产党席卷大陆，踌躇满志，幸金门一仗，显示了国军潜在威力，尚不容小看。你和陈毅是至亲，我看可以深谈，最低限度，希望中共不进攻台湾。
1950年5月下旬，李次白离开台湾先到香港，再由香港转赴上海，并在上海很顺利地见到了妹妹和妹夫。妹夫陈孟熙得知李次白来意后，即打电话告诉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说李有要事相商。陈毅正准备赴北京参加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得知台湾亲戚李次白有要事相商，便从百忙中抽出时间会见李次白。
在陈毅家中，李次白受到了热情接待。一番客套后，李次白便将蒋经国所托之事直言相告，说台湾方面想与中共重开谈判，并提出了国民党的条件，通过谈判解决两党之争，将来共走美国两党制道路，最低限度要求不进攻台湾。李次白要求陈毅把以上意思转达给北京方面。
对李次白转达的台湾方面希望重开国共谈判的信息，陈毅颇感意外。但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和负责攻台战役的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对海峡两岸的形势是十分清楚的。他知道目前中共中央所考虑的是如何以武力进攻台湾、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还没有考虑过与国民党重开谈判的问题。因此，陈毅十分干脆地说：“国共合作的话题，现在先不提，现在提为时尚早，以后会有机会的。”但陈毅表示，愿将这一信息转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
接下来陈毅为李次白和陈孟熙讲了台湾海峡局势，向他们介绍了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上经济得到了很大恢复与发展的情况。最后，陈毅起身送客人的时候说：“孟熙兄和次白应当进革命大学学习，明天就去，你们的亲友们也去。你们把名单开过来，我明天告诉市委统战部。哦，我还要欢迎次白回来，请你吃饭。至于台湾嘛，让它烂下去！”
李次白立即将陈毅的意见和在大陆的情况，按预先约定的联络地址写信到香港，再转告台湾的胡伟克。这个讯息很快被转达到蒋经国那里。同时，李次白继续留在上海，表面上探亲访友、游山玩水，实际上是在等中共中央的消息，希望中共能讨论国共两党重开谈判的问题，并有所决定。
一个月之后的６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改变了以往不支持台湾的地缘政策，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使台湾问题变得复杂化、国际化，也使中国人民收复台湾的进程遇到很大的障碍。从客观上讲，蒋介石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此时在香港的胡伟克接到来自台湾的指示：“国共合作之事不必说了。”胡伟克马上将这个信息急函告知在上海的李次白。
由于战火已经烧到了鸭绿江边，为了保家卫国，大批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使人民解放军本来准备解放台湾的部署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留在大陆的李次白，由于他特殊的历史背景和这段特殊的经历，1955年被错定为反革命特务，并被判刑４年，进行劳动改造。出狱后，他又成为历次政治运动审查的对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李次白的错案得到了纠正，名誉得到恢复。80年代初，有关部门批准了李次白去港定居的申请。李次白到港后曾向台湾方面提出回台湾与妻子家人团聚的要求，却遭到台湾当局的拒绝。
二、第一次密谈：中共派章士钊入港送信给蒋，蒋介石派宋宜山进京刺探虚实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的支持下，台湾地区通过战后重建，社会政治局势逐步稳定，岛内人民期望和平。与此同时，中国内地也开始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国际上，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1954年日内瓦会议签订了越南停火协议，国际形势逐渐缓和。在此情况下，中共的对台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1955年5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毛泽东主席也表示，我们跟台湾要“和为贵”，爱国一家。这些变化对国共对峙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些参加过国共谈判的人士都认为，新一轮的国共两党谈判一定会到来。
中共的和平统一台湾政策，蒋介石尚没有反应，远在美国的李宗仁回应了。1955年8月，客居美国的李宗仁发表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李宗仁说：他与蒋介石绝无个人恩怨，他曾一度期望蒋先生继承孙中山先生遗训，把台湾建成“三民主义实验区”。但是蒋先生自1949年到台以来，所作所为，无不与三民主义背道而驰。诸如凭借外方，孤芳自赏，钳制舆论，剪除异己，独裁专制，尤有甚于大陆时代。且他侈言“反攻复国”，此实为不切实际的滥调，而长期分裂苟安，反陷其自身于日益不利的境地。为此，李宗仁以为解决台湾问题，只有以下两条道路：（一）国共再度和谈，中国问题由中国人自谋解决，美国人不应插手。经过国共谈判，希望国共两党能为国家统一作出适当安排。（二）美国应正式声明，承认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然后撤走其第七舰队，实行台湾地区非军事化。
在此情形下，1949年参加过北平和谈的南京20代表团代表章士钊激动不已，向周恩来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旧故，向蒋介石做工作，沟通与台湾的关系，争取实现国共谈判。
为了尽早打通与台湾的关系，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章士钊带到香港，通过关系转交给蒋介石。在信中，中共主张国共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两岸统一的四条具体办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
1956年春，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给蒋介石的信，身负重任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
许孝炎知道事关重大，即从香港飞往台北，直接到总统府，亲手将中共的信交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详尽报告。蒋介石听后，展开中共的信件，反复看了几遍，长时间沉默无语，没有作任何表示。
随后，1956年6月28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就台湾问题发言说：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央人民政府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开始这种谈判。为了早日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周恩来再次宣布：爱国不分先后，不管过去有多大罪过，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一概既往不咎。同时表示欢迎国民党军政人员为和平解放台湾发挥重要作用，并希望他们回大陆省亲、探友，中央人民政府将给以各种方便和协助。
周恩来关于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发言，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
1956年7月3日，民革第三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四次扩大会议，会议一致拥护周恩来的发言，希望在台湾的国民党人能够及早在“爱国一家”的原则下，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作出贡献。
7月2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的指示》，确定用“多方影响，积极并且耐心争取的方针”促成和平统一。此后，毛泽东、周恩来就国共和谈与和平统一祖国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设想办法。主要是：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大陆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就秘密来”。周恩来还就台湾回归祖国后国民党可派代表参加人大和政协问题具体说明道：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陈诚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周恩来还真诚地表示：如果台湾方面有难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也拿出诚意来。这些设想和办法，向国民党当局明确表示了我党的和解姿态，极具可操作性。特别是台湾回归后“一切可以照旧”的设想，隐含了“一个中国”原则下“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思想内容。
为了加强对台工作的领导，1957年2月18日，民革三届中央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决定成立“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张治中任主任，邵力子、黄绍竑、翁文灏、屈武等任副主任，积极开展和平统一工作。
在中共的一系列和平统一台湾的攻势下，蒋介石于1957年初突然召许孝炎回台北，在总统府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蒋介石说：“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针对中国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平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让许孝炎推荐人选。
许孝炎考虑再三，提出三个人选。蒋介石反复权衡后，选中了宋宜山。
宋宜山是蒋介石的学生，曾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其胞弟宋希濂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被中共俘虏后，关在战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可以以探亲的方式到北京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