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在女子文理学院被武力接收校址事件而外，尚有俄文专修馆的一次波澜。这原是外交部办的一个学校，并入平大，开始仍叫原名，学生反对，要求升为学院，且反对李石曾派来的段憩棠接收，也闹罢课，天天派代表请愿，闹到深夜，最终获得解决，改称为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后来也没有了。至1936年、1937年之际，只有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了。
当时除军阀之外，还有学阀的名称，即凭借教育界的势力，掌握一些学校，操纵一些教员、学生，形成力量，兴风作浪，你争我斗。北平大学是几个不同学校的组合体，所以大小争斗的事件更多。
1932年6月间，钱玄同写给胡适的一封信，有几句道：
“说也好笑：今午在一个地方吃饭，有人卒然问曰：北大闹学潮了吗？怎么忽然登《晨报》停止招生呢？我闻而大惊，索《晨报》阅之，果见大学广告，因有某君先入之言，竟对于那么大的一个‘平’字熟视而若无睹，以至急急忙忙地打电话问你，岂不可笑！实在也因为这两天我心乱急了，愤慨极了。常常想：平大要轰沈尹默，干师大底事；师大要易寅村等人做校长，又干平大底事！师大要易与平大驱沈，又干北大底事！而他们竟联合战线的那样闹，实在可恨之至……我只希望北大永保其不牵入此无聊之学潮中……”
从钱玄同的信中，亦可见当时北平大学之混乱了。这种情况到1934年、1935年之后，相对稳定一些了。当时在国立各大学中，平大比较好考一些，在1935年时，其在校人数是：李阁老胡同北平大学本部学生1600余名，和平门外后孙公园医学院120多人，阜外农学院220多人，国会街法商学院510多名，端王府夹道工学院280多人，女子文理学院人数不详。
北平大学的几年中还是培养了不少学生的。“七七事变”之后内迁到西北，抗战胜利，未能复校。工、农、医三学院并入北京大学，法商学院作为北京大学先修班，文化古城和北平大学均已成为历史名称了。
14、30年代初：济南的秋天
20世纪30年代初，齐鲁大学步入它的鼎盛时期。
为了进一步扩充实力，当时的齐大文理学院院长兼校长林济青，从北平邀请来5位名人。齐大先进的办学模式、良好的教学氛围及公园式的美丽校园，先后吸纳和聚集了老舍、钱穆、顾颉刚、孙伏园等。
1930年7月，著名作家老舍从英伦三岛归国不久，即衣袂飘飘入齐大，挟一股新文学清新之风，吹入这所洋教会大学。在这里，老舍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如《济南的冬天》、《济南的秋天》、《大明湖》、《牛天赐传》等。身兼齐大“新文学教授”与“《论语》八仙”幽默大师双料头衔的老舍，操一口京腔，冷面妙语，纵横跌宕，融古今中外于一炉之讲课，大受青年学子们的欢迎，轰动全校。除文学院国文系本班学生外，许多其他院系的学生也跑来旁听，教室里常常挤得水泄不通，一些人只好窗外站听。不仅如此，作为讲问读写、板眼韵腔、说学逗唱等等皆擅的行家里手，老舍还在国文系一年两度的师生聚餐联欢会上，表演过地道的京戏清唱和笑倒全场的单口相声，并打出了一趟正宗山东杨氏查拳。
与老舍同在齐大文学院任教的栾调甫，是蜚声海内外的墨子研究专家，人称“齐鲁一大怪杰”，梁启超呼其：“迈越前人，石破天惊”。甲骨文研究大家胡厚宣，在齐大被迫南迁的困难时期，到齐大任教。在这里他潜心钻研甲骨文，著述颇多，出版了《甲骨六录》等多部著作。建国后，胡厚宣任《甲骨文合集》总编辑。1932年加拿大人明义士被齐大聘为考古学教授，他将自己在河南安阳收集到的甲骨和其它文物运到济南，在校内建博物馆。明义士的儿子明明德曾任加拿大驻华大使，前几年明明德向山东大学捐赠了父亲留下的大批有价值的资料和文物。另外还有钱穆、张维华、孙伏园等一大批文化精英。
1930年，根据文学院教授栾调甫的倡议，在文学院院长林济青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先后有老舍、顾颉刚、钱穆、严耕望、郝立权、余天庥、王敦化、范迪瑞等知名学者在所研究，齐鲁大学一时成为全国国学研究的重地。学校还编辑学术性校刊《齐大季刊》及国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国学汇编》，影响国内外。
1934年夏，老舍离济赴青岛大学任教，接替老舍而来的是青年剧作家马彦祥。马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乃故宫博物院院长、著名学者马衡的公子，虽年纪轻轻，但已在话剧界颇有名声。他著有《戏剧概论》，还与洪深合译过《西线无战事》，并导演过《鸡鸣早看天》、《雷雨》等名剧。马氏到齐大后，另开了《戏剧概论》和《文艺学》等新课程。当时马彦祥仅二十七八岁，青年英俊，风度翩翩，喜饰仪容，好近同学。因而每逢课余之暇，他所居住的齐大老办公楼二层单身宿舍，常常学生满座。
如果说，老舍曾在齐大校园掀起一股“新文学热”，那么，马氏的到来，又在这齐大校园骤然兴起一阵新文艺春风。1935年春，在马彦祥的倡议组织下，齐大话剧社宣告成立，文理两院学生纷纷踊跃参加。
15、1931年A：名师亮相
苏步青（1902～2003年），中国著名数学家、教育家。浙江平阳人。以“步青”为名，即寄希望于将来能“平步青云，光宗耀祖”。1915年就读于浙江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1919年中学毕业时，获当时已调任的校长洪彦元资助，独自往日本留学。1920年至1924年在日本东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电机系学习。1924年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入仙台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1927年毕业后，入该校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1931获理学博士学位。
1931年3月，应著名数学家、他的东北帝国大学师兄陈建功之约，苏步青回国受聘于国立浙江大学，先后任数学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1933年）、训导长和教务长（1950年）。期间，1935年任《中国数学会学报》主编，1948年任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他与与陈建功一起创立了“微分几何学派”。
1952年10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苏步青等一批数学系骨干力量调至复旦大学，他任数学系教授、系主任（1953年），后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副校长（1956年）、校长（1978年）和名誉校长（1983年）。期间，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1958年创办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并任所长。“文革”中，1972年作为“反动学术权威”下放上海江南造船厂。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保了复旦的4位教授(周谷城、苏步青、谈家桢、刘大杰)。1978、1984、1988年当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88、1992年当选为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当初在陈建功约他去浙大任教时，苏步青说：“你先去，我毕业后再来。让我们花上20年时间，把浙大数学系办成世界第一流水准，为国家培养人才。”这兴许就是苏步青后来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不愿离开择浙江大学的情缘。
在浙大走上工作岗位后，苏步青在科研和教学上取得了令世人叹服的光辉业绩，除做研究生时发现的四次（三阶）代数锥面，被学术界誉称为“苏锥面”外，后来他在“射影曲线论”、“射影曲面论”、“高维射影空间共轭网理论”、“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和“计算几何”等方面都取得了世界同行公认的成就。特别在著名的戈德序列中的第二个伴随二次曲面，而被国内外同行称为“苏的二次曲面”。他还证明了闭拉普拉斯序列和构造（T4），被世界学术界誉称为“苏（步青）链”。因此，德国著名数学家布拉须盖称苏步青是“东方第一个几何学家”，欧美、日本的数学家称他和同事们为“浙大学派”。
的确，自1931年到1952年间，苏步青培养了近100名学生，在国内10多所著名高校中任正副系主任的就有25位，有5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连解放后培养的3名院士，共有8名院士学生。后来在复旦数学研究所时，苏步青更有谷超豪、胡和生和李大潜等高足，形成了三代四位院士共事的罕见可喜现象。
“七七事变”后，浙江大学被迫西迁。在这国难当头，举校西迁时，苏步青接到一封加急电报：日本仙台的岳父松本先生病危，要苏步青夫妇去日本见最后一面。苏步青把电报交给妻子说：“你去吧，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苏步青妻子松本说：“我跟着你走。”但因妻子刚分娩不久，不能随行内迁，苏步青把她送到平阳乡下避难，直到1940年暑假，由竺可桢校长特批一笔路费，才将妻子和女儿接到湄潭。
他们在湄潭的生活十分艰苦。然而，困难总是吓不倒有意志、有毅力的人，浙大的教学和科研依然有条不紊地进行。苏步青也是带着困难走上讲台的。当他回身在黑板上画几何图形时，学生们就会议论苏老师衣服上“三角形”、“梯形”的补丁，还有屁股上的“螺旋形曲线”。晚上，苏步青把桐油灯放在住所破庙的香案上写教材，终于用自己坚忍不拔的意志完成了其主要著作之一《射影曲线概论》一书。
据苏步青后来自述：“我和陈建功先生开创数学讨论班，用严格的要求培养自己的学生。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学校西迁贵州，我们被迫在山洞里还为学生举办讨论班。当年的学生，如今都已成了卓有成就的数学教授：张素诚，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白正国，杭州大学数学系教授；吴祖基，郑州大学数学系教授。熊全治，美国里海大学数学系教授。1942年11月，英国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参观了浙江大学理学院数学系，连声称赞道：‘你们这里是东方剑桥。’”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苏步青的复旦学生沈纯理回忆说：
“1961年，苏步青先生给我们微分几何专门化四年级的大学生上‘现代微分几何概论’课。一次课后我和苏先生一起走出教学大楼时，苏先生问我有没有兴趣当他的研究生。能在这么知名的数学家指导下学习，我当然是受宠若惊了。不久，苏先生就专门为我和另外一位同学(萧尔健)组织了一个讨论班，由我们两人轮流报告。在冬天时，讨论班的教室里只有苏先生和我们两个学生，我有时冷得熬不住了，但苏先生照常坚持不误。在讨论班报告的休息期间及有时到他家去拜访时，苏先生经常和我们谈起他早年在日本求学时的故事、留学回国后在老浙江大学任教的经历，以及抗战时浙大西迁贵州湄潭时在煤油灯下、防空洞内坚持科研、艰苦奋发的往事。有时兴起，他还会将他早年以极工整的笔法抄录所读过的论文装订本给我们看。”
1978年以后，苏步青又把代数曲线论中的仿射不变量方法，首创性地引入计算几何学科，在现代工业中得到应用。他和刘鼎元合写的专著《计算几何》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其研究成果“曲面法船体线型生产程序”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苏步青不但是位数学大师，还是位文学行家，擅长撰文和写诗。他从小酷爱古诗文，古典文学功底很深，几十年笔耕不辍，写了近千首诗作。难怪他后来在执掌复旦时，非常强调录取高中毕业生必须语文一科成绩要比较理想。语文是自己的母语，也是百科之母啊！而且他还经常对后学谆谆教导，做学问就像建金字塔，基础很重要，文理要相通。可谓深远、睿智之见。
16、1931年B：培养人，还是培养“机器”？
上
梅贻琦1931年任清华校长时，不久就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盼望大家特别注意的。”
第二年，他在开学典礼上以“教授的责任”为题发表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委婉地批评有些学生热衷于开会、宣传之后，又诚恳地指出：“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
第三年，梅又在开学典礼上说，听说今年的新生大多数愿意学理工科，“这大概是因为社会方面近来注重理工之故。理工为实用科学，固宜重视，但同时文法课程，亦不宜过于偏废”。他介绍说：为避免新同学在选修专业时有“匆率勉强之弊”，学校决定今年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并不分院系（工院除外），大家在初入校时，可不必即决定入何系，最好在此一年内细细体察自己志趣所在，性之所近，究习何科较为适当，然后再决定”。
1941年，为庆祝清华建校30周年，梅校长又在《大学一解》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主张：从心理角度来看，人格可以分为“知、情、志”3个方面，但如今的教育却只注重“知”的灌输，不重视“情”与“志”的培养；再加上学校课程太多，学生压力很大，学校生活不利于人格修养，这就导致“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的状况，造成只知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不敢力排众议、自作主张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里“每多随波逐浪（时人美其名曰‘适应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这篇文章中，梅还反复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古训，并反驳“大学期间……应为通专并重”的折衷主张。他说，大学教育之所以“应在通而不在专”，应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是出于以下一些考虑：第一，生活大于事业，事业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第二，通识是一般生活的准备，专识是特种事业的准备；第三，从社会需要来看，也是“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第四，如果让没有通识基础的专家治理国家，其结果不是“新民”，而是扰民。基于以上理由，他提出专才教育必须改革；通专并重，“窒碍难行”；“通重与专”，方为上策。
1943年，梅贻琦又在《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一文中再次强调：“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所以“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相比之下，“严格的自然科学的认识倒是比较次要”的了。
这些话就是放在今天，仍大有意义，堪称空谷足音，振聋发聩。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