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1905年6月21日生于法国巴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萨特的父亲让—巴蒂斯特·萨特（Jean—Baptiste Sartre），是位海军军官。1904年，他娶了一位出身名门的漂亮姑娘安娜—玛丽·施韦哲（Anne—Marie Schweitzer）。在萨特出生后的第二年，因患疟疾去世。萨特在《文字生涯》中回忆道，父亲之死“是我一生中的大事”，他的死给我母亲套上了锁链，却给了我自由。父亲的早死，让小萨特享受到没有父权压迫的自由生活。
萨特是在他的外祖父家长大的。外祖父夏尔·施韦哲是位学识渊博的语言学教授，让萨特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和熏陶。但萨特在三岁时遭遇不幸，他得了右眼角膜翳，眼睛开始斜视，后来右眼就失明了。这种生理缺陷，让萨特有强烈的自卑感。他离群索居，独来独往。身体的缺陷，使萨特很早就关注身体给人带来的痛苦。他也感受他人的目光给予自己的压力，并学会用成人的眼光来观察自己。他开始思考，如何使个人的精神世界更加卓绝，以超越肉体的不幸。萨特很快他就找到了一条途径——读书。四岁时，他已能连蒙带猜地读马洛的《流浪儿》，到七岁时就可以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以及高乃依、拉伯雷、伏尔泰、雨果等人的大部头作品。在外祖父的鼓励下，萨特开始摹仿编写故事了。
到了萨特该上学的时候，外祖父决定把他送入学校读书。1915年10月，萨特进入巴黎最有名的“亨利四世中学”学习。他学习非常用功，不到一年时间，他就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期末时，他获得了“全面优秀”的评语。在法国文学方面，萨特的才智表现得尤为出众。他的老师认为他“已经是搞文学的材料”。这也为萨特以后成为一个文学大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萨特十二岁时，母亲改嫁给了芒西。这是萨特人生中第一个沉重的打击。继父芒西是巴黎综合工程学院的毕业生，对于数理科学有偏好。他企图强迫萨特长大后也要学理工科。这让萨特非常恼火，决心反其道而行之，“正是为了跟他顶牛，我才决定搞哲学”。这是萨特和权威的一次正面交锋。他迈出了寻找自我价值，保持独立个性的第一步。
1922年，萨特参加中学毕业会考并顺利通过。1924年，萨特以优异成绩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这所具有100多年历史的高等学府，是近代法兰西思想家的摇篮，培养出像丹纳、柏格森、罗曼·罗兰等世界级大师。四年的大学生活，萨特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过得自由自在。他对社会活动不感兴趣，对政治活动都采取不干预的态度。萨特的专业是哲学，他阅读过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等著作，但更热衷于笛卡儿、斯宾诺莎和卢梭的思想。
1929年，萨特参加了法国中学哲学教师会衔考试。这次考试，萨特是一举两得。他不仅高居榜首，同时也俘获了第二名——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芳心。那一年，萨特二十四岁，波伏瓦二十一岁。在存在主义的文学史上，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名字也如同萨特一样，发射出耀眼夺目的光芒。从此以后，两个人的命运便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虽然中间也出现过分分合合，但他们还是作为伴侣携手走完了一生。
大学毕业后，萨特服了一年半兵役，后来去中学成为哲学教员。
1933年9月，萨特作为官费留学生赴柏林的法兰西学院进修哲学，师从德国现象学著名教授胡塞尔，研究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和黑格尔的著作。随着希特勒在德国的得势、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崛起，法西斯势力在欧洲越来越强大，欧洲上空开始笼罩着战争阴云。但萨特对于这一切似乎很迟钝。1936年，法国成立了反法西斯的统战组织——人民阵线，但萨特自称是“教授共和国里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没有参加投票。政治似乎离萨特很遥远，萨特在悠闲地享受着大战之前的宁静生活。
二次大战前后的萨特简直判若两人。他在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说过：“我在自己生活中看得最清楚的，是有一个断痕。这道断痕把我的生活分成两截，我现在处于下半截，甚而认不清上半截里的那个我来了。我指的是战前和战后。”战争的突然降临，把萨特的生活一分为二。在生活发生骤变开始的那段时间，萨特不知所措，有种歧路彷徨的感觉。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萨特被征入伍，成为一名气象兵，开始了他的战争生活。大战开始后的半年多时间，英法联军和德军几乎没有什么正面交战，两军相安无事，人称“奇怪的战争”。在这短暂的平静期，萨特完成了他的《战争日记》。1940年5月，德军开始进攻法国。几个星期以后，法国首都巴黎沦陷。6月21日，在萨特35岁生日那天，萨特被德军俘虏，押往德国境内的战俘营。1941年年底，萨特冒称自己是文职军官，才被德国人释放。萨特回到巴黎后，重返他的中学教师职位，并继续从事写作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萨特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的创作就表现了他思想的转变。《自由之路》包括写完了的前三卷：《懂事的年龄》、《延期审判》和《痛心疾首》，还有未写完的第四卷《最后的机会》。写作时间跨度是从战前的1939年到战后的1949年。支配这部小说的核心概念便是自由。
1943年，《存在与虚无》一书出版，它宣告了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诞生。萨特提出了他的“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特别强调人的“自由选择”，人在行动中创造自己的本质。这一积极思想与当时法国民众抵抗纳粹、争取自由的进步要求相呼应，在法国引起了极大反响。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被法国知识分子奉为反对附敌思想的哲学宣言，为萨特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声誉。
二战结束之际，法国掀起了对存在主义思潮的狂热。名声大震的萨特与梅洛—庞蒂和雷蒙·阿隆等人一起创办了《现代》杂志，运用存在主义思想去分析法国战后的社会、政治和文学，在法国思想界和文化界产生巨大影响。
还在战争期间，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变化，再加上周围朋友的影响，萨特重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并开始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在面向现实之后，萨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促成了他自身思想上的一次重大的转变，作为存在主义式的萨特步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行列。萨特的这种转变，在哲学思想上是以《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L’existentialismeestun humanisme）为标志的，而在文学上则是以《什么是文学？》为里程碑。1946年，为了反驳当时各种思想流派的种种指责，萨特发表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重申存在主义是一种关于行动的学说。
40年代后期，萨特开始直接介入社会政治活动和国际政治事件。萨特加入了一个知识分子政党组织——革命民主联盟，公开支持法国人民阵线；在1952年的亨利·马丁事件中，萨特强烈反对法国政府的印度支那战争；利用自己的声望营救法国共产党领袖，声援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运动。并于1955年9月以国际观察员身份携波伏瓦到中国访问，萨特在《人民日报》上撰文盛赞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在40年代末到5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期，萨特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萨特一方面不断接近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又严厉批评法国共产党。他在1946年所写的《唯物主义与革命》，表露了他与法共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分歧的根源。直到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苏联军队开进布达佩斯，萨特立刻声明与苏联集团断绝关系，随即与支持苏联的法共彻底决裂。
萨特的文学创作也走向了第二个高峰期。萨特特别关注最具偶然性意味的人类个体的存在形式，尤其是作家的成长经历。1947年，他发表了对文学人物所作的广泛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波德莱尔》。1952出版了《圣徒日奈》（Saint Genet，comedien et martyr），萨特自称，《圣徒日奈》可以算是将他理解的“自由”一词的含义解释得最清楚的一本书。
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以后，接下来的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成为萨特关注的中心。萨特不仅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而且在“关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有权不服从命令的宣言”上签了名。签名者共有121人，史称“121人宣言”。萨特的这次举动招致法国殖民主义者的仇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也把萨特当作叛徒和法国公敌，鼓噪政府把萨特等人抓起来。总统戴高乐说：“那些知识分子，他们爱怎么搞就让他们怎么搞。……我们不要去抓伏尔泰！”
1957年，萨特在波兰的杂志上发表《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L’Existentialieme etle Marxisme）一文，后来出单行本时叫《方法论若干问题》（Questions de methode）。1960年，萨特发表了《辨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一书，《方法论若干问题》冠于书前。
1964年，以回忆童年生活为主要内容的自传《文字生涯》（Les Mots）出版，并一直位居当年所有畅销书的首位。也就是这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但崇尚个性自由和人格独立的萨特，立刻声明拒绝领受诺贝尔文学奖。他说，我的拒绝并不是什么仓促的突然行动，而是一向拒绝来自官方的荣誉。
60年代，美国开始侵略越南。萨特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1967年，在著名哲学家罗素和萨特等人的主持下，国际战犯审判法庭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开庭了。法庭坚决支持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的斗争，法庭声明说，民族解放阵线的一切抵抗行动都是正义的。法庭宣布美国总统约翰逊、国务卿纳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等人为战争犯。萨特的行为赢得了越南人民的尊重。
1968年，苏联的坦克开进布拉格，就像当年对付匈牙利那样对付捷克斯洛伐克人。萨特当即发表谈话，称苏联人为战犯，要与苏联彻底断绝关系。萨特的这种不畏强暴、主持正义的知识分子的高尚精神，至死不渝。1979年年底，当他得知苏联入侵阿富汗时，萨特不顾自己年老多病，毅然出席了新闻发布会，严厉谴责苏联的侵略行为。
1968年是个多事之秋，在法国巴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月风暴”学生运动。“五月风暴”运动起源于高校学生对现有高等教育体制的不满，后来演化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不满。学生和工人联合起来造反，声势越来越大，导致整个法国社会生活瘫痪，政治陷入危机，并直接促使法国总统戴高乐下台。后来在警察和军队的联合镇压下，“五月风暴”失败。
“五月风暴”成为萨特晚年政治生活的核心事件。在这次运动中，萨特始终站在造反学生一边，成为“五月风暴”的精神导师。萨特上街游行、发表演讲、签署宣言、与学生领袖会谈、参加新闻发布会，甚至沿街叫卖报纸、散发传单等等，成了运动的中流砥柱。萨特的政治激情被再次点燃，写下了他生命篇章中光辉灿烂的一笔。
1968年学生运动之后，萨特的社会实践活动进入最后阶段。萨特依然不断地参加电视台的访谈节目，发表讲话，并著述回忆文章，对国际国内的社会政治活动仍保持着极大的热情。在这一阶段，萨特并没有因为投入大量精力参与政治活动而影响他的文学创作，相反，晚年的萨特思想更加成熟和深刻，撰写了称得上具有总结性的经典之作《家庭的白痴》。
1980年4月15日，萨特因肺气肿病逝于巴黎，享年75岁。法国总统德斯坦说，萨特之死，“就好像我们这个时代陨落了一颗明亮的智慧之星那样。”也有一些评论家说，“本世纪没有一个法国知识分子，没有任何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萨特曾经拒绝加入这个行列——产生过像萨特那样如此深刻、久远和广大的影响。”萨特是“20世纪人类的良心”。
萨特的创作除了哲学著作以外，几乎涉及了所有的体裁，包括小说、戏剧、文学评论、政论文、新闻报道、歌词创作、演讲词、电台播音稿和电影剧本等等。主要作品总结如下：
主要哲学著作：《论自我的超越性》（1936）、《想象》（1936）、《情绪理论初探》（1939）、《想象的事物》（1940）、《存在与虚无》（1943）、《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6）、《辨证理性批判》（1960）。
小说：短篇小说集《墙》（1937），包括五个短篇；中篇小说《恶心》（1938）；长篇小说集《自由之路》（1939—1949），包括三部《不惑之年》、《延期审判》和《痛心疾首》。
剧本：《苍蝇》（1943）；《隔离审讯》（1945）；《死无葬身之地》（1946）；《恭顺的妓女》（1946），后来被拍成影片，中文片名为《被侮辱与被压迫者》；电影剧本《决心已下》（1947）；《肮脏的手》（1948）；《魔鬼与上帝》（1951）；《凯恩》（1953）；《涅克拉索夫》（1956）；《阿尔扎纳的隐居者》（1960）；《特洛亚妇女》（1966）。
文学理论著作和其他：《什么是文学？》（1947）、文学传记《波德莱尔》（1949）、传记《圣徒日奈：喜剧演员和殉道者》（1952）、自传《文字生涯》（1963）、《家庭的白痴》（1972）、系列论文集《境况种种》。
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萨特的思想传入中国。这期间有过许多曲折和坎坷，但不管怎样，萨特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2005年是萨特诞辰一百周年，国内学界举办了各种方式的纪念活动，《跨文化对话》刊登了名家柳鸣九和钱林森关于萨特的评论性对话《萨特在中国的精神之旅》，可称得上半个世纪以来国内评价萨特是非成败的回顾与总结。
文章认为，“萨特在中国的被接受史，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个重要的精神文化过程，它反映了中国新时期的历史步伐与进展……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过程，值得纪念的过程。……它反映了中国历史带有某种螺旋式形态的上升态势，对于一个传统力量特别强大，而现实负荷又特别繁重的国家，即使是高速发展，往往也是不可避免地采取螺旋型前进轨迹。”《跨文化对话》（第18辑）乐黛云、李比雄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8、69页。这段话可以说是萨特的思想和新中国关系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