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什么磁铁所到之处家具上的铁钉会纷纷脱落？就是因为磁铁和铁的这种关系，这种内在的联系。那么，这种关系、联系，在卡夫卡那里是没有的，人变成虫，这里需要一种内在的联系，需要有一个台阶，一个桥梁，但是卡夫卡没有顾及这些。可马尔克斯顾及到了。在这一点上，我觉得马尔克斯是伟大的，前所未有的。
一、生存，在我的记忆中占有重要位置
张学昕（张学昕，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当代作家评论奖”，“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等多种奖项。）阎连科
张学昕(下简称张)：首先，我想请你谈谈你早年的经历，想请你陈述你的童年、青年，你的父母、亲人、那块生养你的家乡和土地，或者说对你的写作有影响的那些人和事。
阎连科(下简称阎)：这是个漫长的话题。
张：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呀。
阎：我是1958年8月24号出生，但是这个时间非常不准确。1958年出生可能是没有疑问的。然而，月、日就不一定准确了。事情是在我78年当兵时，要到大队——那时的村委会是叫大队，到大队会计那里出具出生证明准备验兵，发现户口本上只有我的名字，并没有出生年月。这我就完全不知道自己年龄到底有多大了。因为家里贫寒，从小一家人谁都没有过生日的习惯，谁都不知道我的出生年月。
张：怎么办？
阎：回去问我母亲。我母亲说反正你出生在那一年，因为记得那一年我们家的红薯大丰收，丰收得都来不及往家里收，最后都烂在了地里。还有就是，你出生那年的夏天天气特别热，热得人都没办法活。我回去告诉了大队会计这些母亲的记忆，会计就说，红薯丰收是1958年，那年天特别热，那就算是8月吧。就这样，1958年8月24日，在我大约20岁时，被确定成了我的生日。
张：这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一般地说，按农村的习俗，似乎你们更加重视一个人的所谓“生辰八字”，没有了“生辰八字”，你如何“算命”啊？
阎：我从来不算命，不请人掐算生辰八字。
张：为什么选择了24号呢？
阎：那完全是我们大队会计随口说、随手写的。现在我想，如果大队会计要是给我写60年出生，那我就是60年代的作家了，和50年代出生的作家完全不是一个文学概念了，就和苏童、余华这拨儿60年代的作家坐在了同一班文学的列车上。1958年8月24日，对我来说，这是个游戏而庄重的日子。但由此也可以想到一点，我的童年只能跟莫言的童年接近，和苏童、余华们的童年就完全不是一个样。童年，其实是作家最珍贵的文学的记忆库藏。可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童年的饥饿。从有记忆开始，我就一直拉着母亲的手，拉着母亲的衣襟叫饿啊！饿啊！总是向母亲要吃的东西。贫穷与饥饿，占据了我童年记忆库藏的重要位置。
张：1963年正好赶上我们国家的三年自然灾害才两年。我是那一年出生的，尽管对此没有太多的记忆，但我还是从长辈们的口述中感觉到那个年代生存的艰难。
阎：第二个印象深刻的记忆就是“文化大革命”。
张：“革命”是你文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啊。
阎：是的。但少年的记忆更多的不是革命，而是生存。入学以前，饥饿的记忆非常深刻。入学后，我是一边读书，一边要到山坡上放羊，到农田里给猪割草。放学的铃声一响，背着书包就往家里跑，到家里的第一件事，是一把将门推开，大唤着问：“吃啥呀？”星期天放羊、割草，回家的第一句话仍然是：“累死了，吃啥啊？”那时，虽是“文革”，可对我、对农民说来，重要的不是“革命”，而是生存。
张：那个年月，人们对饥饿的恐惧成为很长一个时期民族的恐慌。
阎：然而，虽然天天饥饿，我家在那个村庄条件却还算是好一点的了。因为父母亲都是劳动力，姐姐、哥哥也能干活，而我又是最小的。经历一年中的几个季节之后，我家的工分挣得比较多，这就能多分一些粮食，至少春节不仅有饺子，而且还能吃上一顿肉。
张：吃饱了，就有别的更大的愿望了。
阎：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吃。就是渴望春节时，能好好炒一盘肥肉吃吃；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有一天自己什么都不吃，单单的吃一顿炒鸡蛋。对于饺子、鸡蛋和肉的美好的记忆，最早我在我的中篇小说《瑶沟人的梦》中写到过，写包饺子时没有白面——那时包饺子是必须要用白面的。小说中写到，家里没有白面，就用地瓜面包饺子，因为地瓜面包不好，特别散，就在外面包了一层极薄极薄的白面。情况就是这样，我家虽然贫寒，的确在那个村庄又算是比较好的。那个村庄，经常有春节时一家人五口人、八口人吃不上一个饺子的。所以，记忆的童年不是革命，不是田园牧歌，不是安徒生的童话，不是唱着“小呀么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的歌谣走在田野的稻埂上，而是生存与饥饿，土地与现实的困窘。
张：生存与饥饿以及饥饿、生存产生的恐惧，肯定会影响你的内心。我相信这些童年、少年的生活经验对一个作家必然有着深刻影响，会在他的写作中起着一种很潜在的作用。家乡那片土地的生活在你心灵已经打下深深的烙印。这一点能再说得具体一点吗？
阎：比如说，因为饥饿没有粮食，你家的经济问题就会特别严重，农民那时候所有的经济来源就是种粮食和卖粮食。记得二年级交学费，尽管只需一块钱的学费，可还是交不起。因为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同时读书，四个人加在一起要五六元钱的学费。而每年交学费因为我小，就总是拖拖拉拉，很少能按时交上去，因此，挨老师批评是家常便饭。那年，因为没有这一元钱，我的学费又不能按时交上，我就在母亲面前哭哭啼啼，母亲让我拿些玉米到集市上去卖掉交学费，而我觉得到街上卖粮食是很丢人的一件事，于是就坚决不去。这样和母亲僵持了一会儿，母亲突然狠狠地打了我一耳光，狠狠骂了我一顿，自己提着篮子上街卖玉米去了。这是我记忆中母亲第一次打我。打完、骂完之后，母亲就提着几斤玉米上街去了，给我换回了一元钱的学费。这在我印象中，是非常深刻的一段记忆。因此，从小我就渴望吃饱肚子，离开土地。我家住的那个村庄是当年的人民公社所在地，每天放学我都能看到公社的干部特别舒服，他们早上饭、中午饭和晚饭都是拿个搪瓷碗，拿个调羹，唱着社会主义的歌曲，到食堂用饭票买饭。用饭票买饭是我那时人生的理想，是个难以实现的梦想。
张：看他们很惬意的样子，心里充满了艳羡，是吧？
阎：不仅是羡慕，更多的是对自己、对农民命运的不解，对权力的一种朦胧的认识和崇拜。
张：这些都已经体现在了你的小说中了。
阎：记忆是小说的来源之一。有什么样的记忆，就可能有什么样的小说，正是这些记忆，孕育了我的“瑶沟”系列小说。在那几部中篇小说中，自传性地描写了一个乡村少年对生存的担忧，对权力的朦胧崇拜和对许多美好事物的向往。而到了《日光流年》中，饥饿则得到了一次充分的展现。
张：对权力的崇拜是中国人的传统，但你的崇拜不是来自传统，而是从饥饿与生存开始的。
阎：生存就是一切。因为生存，导致我对权力的崇拜，对城市的崇拜，对健康的崇拜，对生命的崇拜。可以说，生存，在我的记忆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张：先谈谈你的“权力崇拜”吧。
阎：说一件小事。读书的时候，我每天上学都看见我们村(大队)支书家的女儿一大早站在门口，手里拿一个馒头小口嚼着——并不是吃，是小口地嚼着，像展示出她美好的生活一样，展示出她手里的馒头。为什么我们都饿着，她家天天有馒头？当然是因为她爹是村里最有权的干部呀。你想你能不对权力有所崇拜吗？
张：是不是如“瑶沟”系列中写得那样，特别想当村干部？
阎：最想的还是离开土地，其次才是想当村干部。少年的梦想就是如果不能逃离土地，就一定要当个村干部。
张：你离开部队是正师级，比村长职务高得多呢。
阎：也没有意义得多。
张：哪里没意义？
阎：我当了二十八年兵，对部队非常熟悉，又长期在部队机关待着。部队是一个特殊的团体，这种特殊，除了它必须有严密的纪律和思想高度的统一，就是权力必须是高度集中。权力一旦高度集中，就像某个人手里有了权力的杠杆，他就有把地球撬起来的可能。试想，一个人有了能把地球撬起来的力量，他会做什么事情？撬不动地球，他能撬动一栋高楼；撬不动一栋高楼，他能撬翻一列火车。权力就是力量杠杆的支点，是每一个人人生的支点。面对这样的权力，你会不对权力厌恶吗？还会对权力崇拜吗？
张：其实我感觉到，你对土地、权力的理解和感情是极其复杂的。
阎：是的，非常复杂，而且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地变化。
二、最初的写作是为了逃离土地
张学昕阎连科
张：问一个具体的问题，你真正的学历是什么？
阎：货真价实的是初中。
张：看你的简历，你在河南大学和解放军艺术学院读过大学啊。
阎：是河南大学八十年代文凭热时部队出钱和学校办的函授班，学历是大专，入学虽然要考试，但有些初中、高中毕业的军队干部没有考上，有很多小学文化程度的领导都顺利通过了考试。而毕业是皆大欢喜。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也是大专学历，基本上是到校后上课的时间少，创作的时间多。在“军艺”读书的那二年，对我的创作非常有帮助，但学习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比如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欧美文学史，这对创作是多么重要，可我在“军艺”就没有系统地学过。
张：你参加过高考吗？
阎：1977年参加过，落榜了。
张：1978年当兵就开始了创作？
阎：要再早一些，大约是1975年前后。
张：打工的时候就开始写小说？受什么人的影响吗？
阎：有许多人问我这一生哪个作家对我影响最大，我都是说张抗抗。问我最尊敬哪个作家，我还是说张抗抗。问我哪一部作品对我影响最大，我说是张抗抗的《分水岭》。
张：为什么？
阎：因为1975年我偶然看到了张抗抗的《分水岭》，记得好像是那部小说的“内容提要”或是“后记”中讲到，张抗抗通过写《分水岭》这部小说，出版社把她从东北农场调到哈尔滨进行修改，修改出版后就把她留在哈尔滨那儿工作了。有这样一段文字介绍，我就忽然惊诧地意识到，原来写这么一部小说，就可以从农村调到城里去工作。所以，那时候在读高中时我就开始写作了。另外，我读高中时一个语文老师，姓任，他是大学生，我到高中报到的第一天，就有同学告诉我，说这语文老师特别厉害，现在在家里写小说，写得比《红楼梦》还要长，还要好。当时我已经看过《红楼梦》，四大本。于是，我们对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尊敬。他呢，也特别高傲，每天上课的时候，卷一根炮筒子烟叼在嘴上，又的确语文课讲得很好。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对学生傲慢的态度。这种傲慢，我以为是他对自己即将写出《红楼梦》名扬天下的自信。
张：他也显示出了那个时代文学的高傲和神秘。
阎：是很神秘。他的态度和张抗抗的《分水岭》，促使我在高一的时候就开始偷偷地写起了小说。它让我相信，《红楼梦》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老师就可以写出来；小说也没有什么神秘，写出来一出版，我就可以像张抗抗那样从偏远的乡村走进遥远的城市去。
张：那个时候，有许多人进入文学的世界却并不是从文学本身出发的，包括对文学本身的喜爱。
阎：就我而言，写作完全是为了逃离土地。为了逃离土地，离开乡村，不再像父母、姐姐们那样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耕作和劳动，因此，写作有着具体、实在动力，就白天上学，晚上写作。后来打工，是白天干活，夜间写作，不知疲倦，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
张：一共坚持了多久？
阎：两三年的时间，每天晚上都是写作。
张：写了多少字？
阎：将近三十来万！
张：小说最后写完了吗？
阎：写完了。
张：叫什么名字？
阎：《山乡血火》
张：什么内容？那该是很激烈的阶级斗争故事啊，有故事原型吗？
阎：是阶级斗争，地主剥削穷人。人物没有原型，故事是生编乱造。我当兵以后看过一个电影叫《小花》，其情节与其大同小异。
张：现在这部小说稿还在吗？
阎：母亲把它当烧饭、烤火的火引子给烧了。
张：太可惜了！
阎：也没什么可惜。的确是这部小说把我引向了文学的道路，是张抗抗把我引向了文学之路。
张：1975年，那时张抗抗正开始崭露头角。她当时是在黑龙江，就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农场下乡。
阎：张抗抗说，她这一生最大的文学成就是培养了阎连科。这虽然是玩笑，但我对她将终生怀着感激之情。
张：1978年当兵之后呢？
阎：1978年年底当兵的时候第一次见到火车，到部队第一次见到电视机，第一次知道小说是分为长篇、中篇和短篇的；还有刊物叫《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
张：这都是在部队知道的？
阎：对。1978年是我逃离土地的开始，也是我真正创作的开始。因为在新兵训练结束之后，也就是1979年春天，我所在的原武汉军区在河南的鸡公山办了一个文学创作学习班，当时部队发现我在出黑板报时粉笔字写得不错，还能写几首顺口溜似的诗，再一问，天呀，说我曾经在家写了几十万字的小说，就推荐我去参加了这个学习班。就是在这个学习班上，我才知道：哦，不超过一万字的小说叫短篇小说，三五万字的叫中篇，过十万字就可以叫长篇了。知道有个《小说选刊》，是专门选全国各地发表过的小说，有个《评论选刊》，是专门选全国各地的评论文章。更可笑的，是我知道有个行当是别人写了小说，他们专门写说好说坏的文章叫评论；这些人不叫作家，而叫评论家。在这个学习班上，我每天都趴在床上构思，苦思冥想，一个月后写了个短篇叫《良心》，得到的评价是“很有乡土气息”。小说虽然没有发表，但我明白“短篇就是不超过万字了”。这年的七月，我写了一篇不到四千字的小说，寄给了军区文化部的干事，他帮我转给了军区《战斗报》的副刊，八月，天呀，这篇小说竟然发表了，变成了铅字啦！
张：小说叫什么？
阎：《天麻的故事》。
张：没有读到过啊。
阎：找不到了，搬家搬丢了。
张：什么内容？
阎：写一个战士想入党，就偷偷给指导员房间送了一斤天麻，指导员发现后，又退给了他，并且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他进行了革命教育。
张：这是你的处女作？
阎：是我的短篇处女作。有八块钱稿费，小说发表那一天，轰动全团。稿费寄来后，我用一半买了糖、香烟在连队请了客，这就是我文学创作的开始。
三、土地对我的要求，就是我对它的书写
张学昕 阎连科
张：你写过好多电视剧，听说现在在改编路遥的《人生》？你的影视创作和小说写作有什么关系吗？
阎：实际上，我是一个和影视无缘的人，这么多作家，大概没有卖过改编权的仅我一例。
张：你的小说没卖过一次改编权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