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报》创刊于1896年，报馆坐落在上海公共租界汉口路二十号。1900年，原主持人将它出顶，由陈范出资接办。陈范，字梦坡，江苏阳湖人，曾任江西铅山县知县，因教案落职，移居上海，“愤官场之腐败，知非提倡新学不足以救国，渐与当世志士相往还”。接办《苏报》以后，他力倡变革，但起初仍追随康、梁，以立宪、保皇为基本宗旨。随着革命影响日渐扩大，陈范的思想倾向逐步转变，1902年冬便在《苏报》上特辟“学界风潮”一栏，专门报道国内各地学生运动和留日学生爱国斗争的消息，深受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1903年春夏之交，陈范转到革命“反满”一边，乃于农历五月一日，即公历5月27日，聘请章士钊为《苏报》主笔，并聘请章太炎、蒋维乔、吴稚晖等分任《苏报》撰述。
5月27日以后的《苏报》，实际上成了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机关报，成了上海革命派的喉舌。章士钊正式出任主笔的当天，便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自序》；6月9日，刊载了《读〈革命军〉》和《介绍〈革命军〉》；10日，刊载了章太炎的《序〈革命军〉》；12、13日，连载了章太炎、柳亚子、蔡冶民、邹容四人合写的《驳〈革命驳议〉》；29日，刊载了章太炎驳康有为书中的一节，题为《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除去这些文章之外，这一段时间，《苏报》还陆续发表了主题相似的《康有为》、《客民篇》、《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贺满洲人》、《杀人主义》等文。章太炎和他的革命同志们一起，毫不留情地揭露和声讨清朝的专制卖国罪行，批驳康、梁等人保皇主义的种种谬论，非常有力地论证了“各国新政无不从革命而成”，并坚定地表示，绝不畏惧所谓“外人干涉”，定要“使革命思想能普及全国，人人挟一不自由毋宁死之主义， 以自立于抟抟大地之上，与文明公敌相周旋！” 这样，他们就对已经成为帝国主义走狗的清朝政府发动了空前犀利与猛烈的政治和思想攻势。
章太炎等人的革命宣传活动，引起清政府极大恐慌。这年4月底5月初，清廷已密令对在张园演说革命的爱国学社师生“查禁拏办”。6月21日，清廷以光绪皇帝名义给沿江沿海各省督抚发了诏旨，命令这些督抚对革命志士要“严密查拏，随时惩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本。。由于《苏报》报馆坐落在公共租界内，清政府不能直接前来查禁与捕人，他们便一面派出密探，对报馆和爱国学社加以监视，一面向各国驻沪领事及工部局正式进行交涉，要求工部局出面查封《苏报》，并逮捕章太炎、邹容等人。
风声一天紧似一天。仅在5月27日以后短短一个月时间中，工部局捕房便六次传讯章太炎、蔡元培、黄宗仰、吴稚晖等人。
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在章太炎与吴稚晖间，出现了分歧。
吴稚晖，原名朓，一名敬恒，江苏武进人，1865年生，曾就读于江阴南菁书院，中过举人。甲午（1894年）后，先后任天津北洋学堂教习、上海南洋公学学长。戊戌（1898年）元旦，他上书左都御史瞿鸿禨，要求转呈光绪皇帝，主张变法。1901年东渡日本，中途曾一度返国。1902年再次赴日。时苏、浙、赣一批自费生为入日本陆军学校成城学校读书，要求驻日公使蔡钧按例保送，为蔡钧留难。吴稚晖站在学生一边，与蔡钧力争，被日本警察当局逮治并驱逐回国。在押解途中，他投水自杀，被日警救起。回沪后，他担任了爱国学社的学监，主办《童子世界》，十分活跃；在张园演说革命，他也慷慨激昂。然而，接二连三的传讯，使他担心起来。时爱国学社一些学生为缴纳会费事正与中国教育会发生纠葛，吴稚晖支持这些学生所提出的使爱国学社同中国教育会脱离关系的要求。章太炎对于吴稚晖夸夸其谈、专好自我标榜与哗众取宠的作风，早就鄙夷不屑，这时，因坚决反对爱国学社脱离中国教育会，对吴稚晖便更加不满。6月13日晚8时，中国教育会评议会与学社代表开会，在会上，吴稚晖尖刻地嘲讽反对让学社“独立”的人说：“大家争什么？其内容不过一副校具而已。”主持会议的蔡元培勃然变色，愤然回答说：“何至于此呢？”并鄙薄吴稚晖这番话的无聊后，他立即宣布辞职，退出会场，北走青岛，赴德国留学。而章太炎因此一见吴稚晖的面，便嗤之以鼻。
正在这时，两江总督魏光焘派遣俞明震专程来沪，督促办理查拿革命党人与封禁《苏报》一案。俞明震系一名候补道台，时任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总办，先前与不少维新派人士也曾有过往来。为了既不辱上命，又不过分得罪沪上新派人物，他让自己的儿子俞大纯将吴稚晖悄悄约到寓所，给他看了魏光焘遵照上谕着上海道拿办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邹容、陈范、黄宗仰六人的密令，暗示他早日离沪出国，赴美留学。俞明震是想用这个暗通关节、大事化小的办法让蔡元培等人自动走避，《苏报》与爱国学社自行瓦解，自己落个两面讨好。
吴稚晖与俞明震会晤后，并未将情况如实告诉他人。章太炎见吴常闪烁其词，又一再鼓吹“躲起来”，巡捕房发下的拘票上又只有章、邹、陈等名字，没了吴稚晖，对吴便产生了怀疑。他担心纷纷走避将使革命形势严重受挫，因此，他反对吴稚晖暂避风头的主张，对邹容说：“吾已被清廷查拿七次，今第八次矣。志在流血，焉用逃为？”他与邹容相约，一起坚持斗争，并静观待变，必要时，则准备为他们所致力的推翻清朝、建立“中华共和国”的革命事业献身。
6月29日，公共租界工部局派出巡捕，一日两次到《苏报》报馆指名捕人，章太炎、邹容适巧都不在，巡捕们扑了一个空。30日上午，章太炎正在爱国学社账房间，工部局巡捕持拘票前来搜查，他挺身而出，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 他随即被关进位于四马路的总巡捕房，然章太炎毫不畏惧，“神气激扬”。邹容是时也在学社，乘乱从后门走脱。章太炎写了一个字条托人交给他，要他不必躲避，要勇于以自己的牺牲为后来者作榜样。邹容不愿置身事外，于7月1日自行到巡捕房投案。
抓到了章太炎和邹容等人，清政府非常兴奋。他们认定，在爱国学社与《苏报》报馆中，“以章为最要”，而“邹容最为凶险”，见《辛亥革命》(一)，445页。，便急于要将他们杀害。清政府外务部于是马上照会美、英、日等国驻华公使，要求将章、邹及被捕的其他人“引渡”给清廷，由清廷审判与法办。他们计划“一日逮上海，二日发苏州，三日解南京，四日槛京师”。俄国公使雷萨尔同意清政府的要求，主张把全部革命党人犯都移交给清政府治罪。拘捕章、邹等人的命令本由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签发，美国公使也支持接受清政府“引渡”的要求。法国、德国、比利时公使和俄、美公使站在一边。然而，英、日、意等国公使以为，同意“引渡”会损害租界的“治外法权”，并可能激起广大民众愤怒，致使“仇视外人之祸即在目前”，他们主张，还是由租界当局自行审理。为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清廷与列强之间以及列强内部开始了一系列紧张的交涉。
7月1日，捕房即将章、邹等人移送会审公廨，当天，就进行了首次审讯。章太炎在狱中写信给吴君遂、张伯纯，叙述了这次审讯的经过：
伪关道袁树勋以兵五百人，解去号褂，潜伏新衙门后，将劫以入城。捕房戒严。传讯时，每一人以一英捕陪坐，马车复有英捕跨辕，数英捕驰车带剑，夹在前后，街巷隘口，亦皆以巡捕伺守。谋不得发。
既往听诉，则闻南洋法律官带同翻译宣说曰：“中国政府到案。”曰：“中国政府控告《苏报》馆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曰：“中国政府控告章炳麟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曰：“中国政府控告邹容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乃各举书报所载以为证，“贼满、逆胡、伪清”等语，一切宣读不讳。噫嘻！彼自称为中国政府，以中国政府控告罪人，不在他国法院，而在己所管辖最小之新衙门，真千古笑柄矣。
…………
事毕，乘马车归捕房，观者填途。诵“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而返。
章太炎等人共同的罪名是“故意污蔑今上，挑诋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清廷对章太炎的指控，除去他主张革命“反满”外，尤为痛心疾首的是他竟然直称康熙、乾隆为玄烨、弘历，并直斥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避讳，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表示对君王、朝廷忠顺的重要标志，清代许多文字狱，就是因为对于皇帝的庙讳御名的敬避有所疏忽而兴起的。比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江西举人王锡侯字贯案，弘历上谕说：“阅其进到之书，第一本叙文后凡例，竟将圣祖、世祖庙讳及朕御名字样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王锡侯只不过开列了一些字样，与章太炎公开斥责载湉为“小丑”，简直不可同日而语，难怪清廷指控章等为罪大恶极、无可宽恕了。
在审讯中，章太炎与邹容声明，他们根本“不认野蛮政府”。7月22日第二次审讯。出庭前，章太炎赠邹容一诗，其中写道：“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表现了视死如归的精神。在法庭上，章太炎与邹容神色自若。他们的律师反诘清廷代表：“现在原告究系何人？其为北京政府耶？抑江苏巡抚耶？上海道台耶？应请明白宣示。”清朝官员张口结舌，结结巴巴供称：“章、邹等犯系奉旨着江苏巡抚饬令拘拿。”大清皇帝为指控几个革命党人，竟对租界内一个低级法庭如此奴颜婢膝，使它的卖国朝廷的面目暴露得异常清楚。审讯章、邹等人的法庭成了揭露和声讨清朝政府的讲坛。清王朝这时正紧张地在同列强交涉“引渡”问题，在清廷代表要求下，审讯便无限期推延。7月6日，章太炎在《苏报》最后一期的头版头条发表了《狱中答新闻报记者书》，尖锐地驳斥了保皇党人借机嘲讽革命派、为中外反动派张目的荒谬论调，大义凛然地宣称：“今日狱事起于满洲政府，以满洲政府与汉种四万万人构此大讼，江督、关道则满洲政府之代表，吾辈数人则汉种四万万人之代表。”他自豪地宣布他和他的同志们“相延入狱”，就是“志在流血”，用自己的鲜血来唤起国人。他针对《新闻报》的诬蔑之词写道：“逆胡挑衅，兴此大狱，盗憎主人，固亦其所。吾辈书生，未有尺刃寸匕足与抗衡，相延入狱，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质皇天后土，下可以对四万万人矣！”他以睥睨一切危险的气概说：“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第二天，《苏报》报馆终被强行封闭，《苏报》被扼杀。
然而，章、邹被捕，会审公廨审讯，《苏报》被封，正像章太炎所预料的，非但没有将人们吓倒，没有使革命党人屈服于中外反动派的高压与淫威，相反，它们倒成了对革命派的一次广泛动员，对广大民众的一次影响深远的革命宣传，成了对帝国主义侵略者一次有力的示威，以及对清王朝一次伤筋动骨的巨大冲击。
首先，在国内，这一案件产生了清政府万万没有预料到的重大反响。《江苏》杂志发表了一系列专论，指出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实与我全国国民下宣战书也”；“前日之《苏报》与《革命军》，议论虽激，然而阅此书与此报者，几何人也？一般之国民，固未尝知其所号呼者为何事，其鼓吹者为何事。今日《苏报》之被禁，章、邹之被锢，其势固已激荡于天下”。《江苏》杂志断言：“反满”革命思想由此而深入于四万万国民之脑髓中，必定会“有大影响于我民族，且此后必有收其效果之一日也”。留学生和新式学堂的青年学子们，从章、邹等人不畏牺牲的斗争精神中，受到了教育与鼓舞。人们热烈地讴歌他们：“冬冬法鼓震东海，横跨中原昆仑高”；“壮哉奇男子，支那第一人。危言不怕死，感世至斯深。肝胆照天下，头颅值万金。同胞四百兆，应体此公新”。“陡起浙江潮，砰愤不平。自投匈奴狱，夷然无怨声。备受诸苦恼，惨惨竟莫名。宁为自由死，不作牛马生。男儿发大愿，公理终得明。”远在海外的华侨，也对章、邹等人的斗争表示崇敬和声援。比如，新加坡著名侨商陈楚楠、张永福等，便在该地集会演说，并致电上海，对他们表示“同种亲爱之情”，要求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确保他们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