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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青年汉学家(1)

古城旧家

1869年1月12日,一个新的生命在浙江余杭东乡离城约十里的仓前镇诞生了。

这就是后来闻名中外的章太炎。

太炎是其别号,初名学乘,后改名炳麟,字梅叔、枚叔,其他别名、别号甚多。余杭,是一座古老的小城。重重峰峦,从浙江西北部的天目山迤逦东来,环伺和拱卫着余杭。这些峰峦,有的层峦叠嶂,有的绝壁千仞,有的为葱茏秀密的翠竹青松所掩映,有的为萦回百转的溪流所环绕,景色十分秀丽。然而,当章太炎在襁褓中睁开他的双眼时,城外的这些山水,却不复是一片锦绣,相反,竟是荒凉凋敝,满目疮痍。

这时,震撼中国大地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刚被血腥镇压下去。连年战乱,湘、淮军阀们骇人听闻的屠杀政策,使号称“富甲天下”的杭、嘉、湖地区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洗劫。就拿余杭来说,这个富庶的地方,据当时报纸报道:“人民离散,田野荒芜,克服之际,地方几无人焉。经多方招徕,而后城中稍有铺户。然四郊荒漠,田不能耕,即有孑遗,难复旧业。”仓前镇地临苕溪,舟运畅达,是漕米集中的地方,素称繁华,可是当时车破舟疏,人民流离失所,镇街百孔千疮,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

那些用太平军和许多平民百姓的鲜血染红了自己顶子的达官贵人,陶醉在“同治中兴”的歌宴之中。但是,陡然暴发起来的新贵毕竟寥寥可数,剧烈的社会大动荡给更多的世家旧族带来的结局,却是急剧瓦解、没落和衰败。章太炎的家庭便经历了这么一番由盛而衰的变动。

章太炎的家,先前确实很阔气过一阵。那是在他曾祖父手上。他的曾祖父叫章均,字安溥,号治斋,生于1769年,死于1832年。章均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这一段大清王朝由极盛而中衰的转折时期。他呕心沥血,惨淡经营数十年,房产、田地、牲畜,累计起来,“赀产至百万”。为了表示自己乐善好施,1828年章均捐出三万缗巨款,在余杭东门桥北首白塔寺前建了一座苕南书院,“创建讲堂、考棚、官厅、卧室,以余资存典生息,作为按月朔望考试生童膏火,并置院前田六亩作院役工食”据《章氏家谱》记载,章均还捐田千亩,建立章氏义庄,“凡族中孤寡废疾老弱者,月赡粟米,贫者婚丧给费。开义塾以课合族子弟入学,补廪中式,皆给资”。这是章家最富足也是最神气的时候。

好景不长。到章太炎的祖父章鉴掌家的时候,章家已经走下坡路。章鉴,字晓湖,生于1802年,死于1863年,弟兄六人,数他最小。章鉴因妻子生病为庸医误诊丧命,发愤攻读医书,“自周、秦及唐、宋、明、清诸方悉谙诵上口。以家富,不受人饷糈,时时为贫者治疗。处方不过五六味,诸难病率旬日起,1860年,太平军占领余杭,他率领全家逃亡,“不得已,行医为活”。后来,他一度被指定担任太平天国的乡官。一次,给太平军的一位将领治好了病,他乘机“浼言辞职”,获准后,便在乡间专门为人治病,“拯贫而病者”,“凡医资足一日用,辄分润邻族”。

章太炎的父亲叫章濬,字轮香,一作楞香,生于1825年。当太平军进驻仓前镇时,他匆匆忙忙夹着一本家谱出门逃难。1863年,左宗棠率清军反攻入浙,他专程赶到余杭县东南十八里的闲林镇,“献地图,并陈善后策,颇见用”在结束了流亡生活返回家园时,他的家已经破落了:“家无余财,独田一顷在耳。”1867年,原翰林院编修谭锺麟接任杭州府知府,章濬被荐入幕。章太炎出生后不久,谭锺麟擢授河南按察使,章濬不愿长久离乡远出,谢绝了谭锺麟的邀请,辞职返归故里。在余杭,他担任县学训导,成为余杭缙绅中的一个头面人物。

这时,余杭县的知县为刘锡彤,章濬与他经常往还,过从甚密。正因为如此,当刘锡彤挟嫌报复,一手制造了轰动朝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时,他也被深深地卷了进去。

杨乃武系余杭县的一名举人,因出面反对粮吏在百姓完粮时浮收舞弊,得罪了为官贪暴的刘锡彤。“小白菜”本名毕秀姑,是余杭一个豆腐作坊的伙计葛品连的妻子,夫妇两人曾一度租过杨家一间屋子居住,与杨家相识,一些好事的市井无赖乘机散布流言,说“羊(杨)吃白菜”。为了避免嫌疑,葛氏夫妇即搬出另居。1873年秋,葛品连突然染上急症,不到三天即亡故。时正值十月小阳春,连日气温较高,葛品连又体胖多脂,停尸一昼夜后口鼻内有淡血水流出,葛母等人怀疑,以为死因不明,赴衙喊告。刘锡彤接状后,即前来验尸,未仔细查验辨认,即断定葛品连系中毒身死,于是将毕秀姑收监,逼问她曾与何人通奸,毒药从何而来。刘锡彤的儿子刘子翰让其亲信入狱诱迫毕秀姑诬栽杨乃武,以免凌迟处死。在严刑胁逼之下,毕秀姑熬刑不住,按刘子翰所教的招供。刘锡彤立即将杨乃武收监刑讯,硬说他与毕秀姑通奸,用毒药害死葛品连。杭州府复审此案时,偏信刘锡彤一面之词,用跪钉板、跪火砖、上夹棍等办法逼使杨乃武服诬,并判处杨“斩立决”,毕“凌迟处死”。章濬因与杨乃武旧有嫌隙,这时非但没有为杨乃武辩白申冤,反而站在刘锡彤一边。在杭州府复审时,杨乃武乱供,说毒死葛品连的毒药系从仓前镇一家药铺店主钱宝生那里买来,刘锡彤受命传讯钱宝生。钱宝生的药铺很小,铺中根本没有备置毒药砒霜,更没有卖给过杨乃武。事实本不难查清,章濬见刘锡彤为难,便出面写信给钱宝生,要他大胆承认,说如不承认,有杨乃武亲口供词为凭,反而要加重治罪;若承认了,则可不受拖累。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立即哄传浙江全省。杨乃武家属为营救杨氏,分别向浙江省臬司、藩司、抚台衙门投状告冤。但是,浙江按察使署与巡抚衙门并未细审,即草草维持原判。杨乃武的姐姐带着他的妻子两次上北京,分别向都察院、步军统领、刑部等衙门投递冤状,并遍叩浙江在京的三十多名官员,请求主持公道。朝野舆论因之哗然,侍郎翁同龢力主平反,事情一直闹到慈禧太后那里。慈禧太后下令浙江巡抚杨昌濬会同有关衙门亲自审讯,后又专派钦差会审,最后将全部人犯提到北京,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会审,真相得以辩白。1877年2月,由清廷发布谕旨,为杨乃武、“小白菜”平反,并处理此前承办此案的人员。刘锡彤被发往黑龙江充军,不准收赎;杨昌濬等即行革职。章濬因曾写信给钱宝生叫他承认卖砒霜,这时也受到处分,被革去训导一职。

这番遭际,对章濬本人,对章氏一家,都影响很大。章濬被革职后,便闲居在家。他有时给人看点病,有时为修复余杭东乡水利而开点荒,修些塘。为了规复章氏义庄,他千方百计收回了田地七百多亩,岁收租米,按照旧例供给族学等各项费用。这时,章家固然仍可以维持颇为安适的温饱生活,然而与往昔终究不可同日而语了。经济地位的下降,仕途中的坎坷,使章濬胸中也渐惭郁结了不平与怨愤。

章濬有《长夏偶成》诗一首,其中写道:

我有一间屋,不共热客逐,

松棚生阴凉,柴门少剥啄。

清风徐徐来,枕书还倦读,

把卷自科头,微吟便坦腹。

课儿居其中,犹之牛舐犊,

所忘在岩阿,余情乐轴。

不种曼倩桃,不植陶潜菊,

屋后四围桑,门前千亩竹。

汲鲜奉高堂,横经启家塾,

能却户外喧,时散炉中馥。

高卧侣羲皇,静坐休贪沐,

夜凉明月生,飞过几蝙蝠。

这里,章濬貌似闲适,实际上是一肚子牢骚。诗中画出的一幅耕读图,也正是章太炎从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到开始识字、读书那段时期,章濬生活环境具体地写照。

汉学的启蒙教育

少年时代的章太炎一开始接受的启蒙教育就是汉学。汉学,又称朴学,中国封建社会学术中的一派。它所从事的,主要是对周、秦、两汉各种儒家经典、诸子著作、史学文学作品和其他古文献,进行深入细致的整理、诠释和考订。明清之际,顾炎武等著名学者,不满思想界、学术界居统治地位的理学家“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力主治学应当“实事求是”、“无征不信”,要求学者们从宋明理学缘词生训、穿凿附会、空谈性理的学风中解脱出来,以训诂考据为立学之基。汉学最初是作为宋明理学的对立物而勃起的,并被统治者目为异端。清康熙、雍正以后,文字狱的恐怖,思想控制的严峻现实,使人们越来越不敢议论时政。希望有所作为而又厌恶道学说教的大批学者,便把他们的精力转到训诂考据上来。而清廷这时也逐渐发现,汉学的勃兴,可以使人们舍今而求古,舍本而逐末,埋首书斋,远离社会现实,因此转而大力提倡,鼓励学者们穷年累月到尘封垢积的故纸堆里去爬梳。乾隆、嘉庆年间,“人人许(慎)、郑(玄),户户贾(逵)、马(融)”,学者们以汉代这几位考据大家为楷模,使汉学盛极一时。在此期间,学术界在逸书缺文的辑集、伪书异文的辩证、文字音韵的训诂、天文历算的考订、地理沿革的探求、名物典章制度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由于汉学逐步蜕变为名显于宫廷、身跻于豪门的阶石,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统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考据而考据的现象便愈来愈泛滥。在清王朝钳制思想的政策日益强化的情况下,学者们治学也越来越趋于烦琐,越来越脱离实际。鸦片战争前后,社会危机日渐严重,一批最先警觉的知识分子开始痛感治学不能不讲究经世致用。连年战争,社会动乱,也使人们逐渐丧失了长期在经书古籍中爬梳排比的安谧环境。汉学终于一天天没落。

在“同治中兴”的日子里,大清王朝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支持下,恢复了对全国的统治。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中兴名将”们,把极力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宋学,看做支撑“中兴”大局的主要精神支柱。道学家的说教一时又甚嚣尘上。这种说教和大力提倡“洋务”的“经世致用”结合在一起,统治了中国思想界几乎三十年。这时,一些“不共热客逐”的学者,于是又重操旧业,默默董理已经冷落的汉学。

就是在这种氛围中,章太炎接受了汉学的启蒙教育,并在成长过程中对汉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章太炎的家,算得上书香世家。曾祖父章均是县学增广生,做过海盐训导;祖父章鉴是县学附贡生,曾被选贡为国子监生;父亲章濬则是县学廪生,也做过训导。在汉学方面,他们都有一定的素养。章鉴年轻时,曾拜在苕南书院主讲的著名历算学家项名达为师,学习三角与几何。“自受学项先生,识诸耆旧,知百家学术。有奇羡辄以购书,蓄宋、元、明旧刊本至五千卷。”这些珍本后来都毁于兵燹,但留下的藏书目录,仍可使章太炎想见当年盛况。章濬与汉学渊源更深。他曾在当时培养青年汉学家的高等学府杭州诂经精舍担任监院多年,职掌精舍监察。在诂经精舍中,这一职务地位仅次于山长或院长,它们均由浙江巡抚委任。现存《诂经精舍课艺文》三集己巳年(1869年)上下二卷和《诂经精舍课艺文》四集十六卷,分别刊刻于1869年和1879年,校刊者就是章濬和相当有名的汉学家孟沅、高学治等人。晚年,在家中闲居时,章濬也未忘汉学,经常“检点《山经》读异书,闲披《尔雅》释虫鱼”。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章太炎理所当然地自幼就受到了汉学流风的熏染。而第一个严格按照汉学的治学方法对他进行汉学启蒙教育的,却要算他的外祖父朱有虔。

朱有虔,一名有泉,字秉如,一字左卿,浙江海盐人。朱有虔的祖父朱兰馨是乾隆辛丑年(1781年)进士,官至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著有《松乔诗钞》;父亲朱锦琮,先在国史馆为誊录,后来历任安徽、江西、山东等地知县、知府,潜心汉学,著有《治经堂诗文集》四十卷、《信疑随笔》十二卷和《治经堂外集》等。朱有虔的四个哥哥,也都做过官,大哥有源是教谕,二哥有常是广东盐大使,三哥辰煦是永嘉训导,四哥有穀是候选知州。朱有虔本人也是庠生,撰有《双桂轩集》二十卷和《读书随笔》若干卷。《双桂轩集》,或名《双桂轩诗文录》,又名《秋芳馆漫录》,手稿至今尚存。就家世、门第与汉学修养而言,朱家都胜过章家。

清代汉学家的基本信条,是说经必须先考字义,再通文理,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18世纪汉学大师戴震抨击宋学时说过:“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戴东原集》卷九,《与某书》。因此,汉学家一反宋学家所作所为,把精通文字音韵看做治学通经的首要条件。1876年,六十多岁的朱有虔来到余杭,就按汉学家的这一信条,对自己的小外孙进行启蒙教育。

章太炎后来回忆说:“外王父海盐朱左卿先生讳有虔来课读经。时虽童稚,而授音必审,粗为讲解。课读四年,稍知经训。”《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年。所谓“授音必审”,就是使章太炎自幼便在文字音韵方面接受严格的训练。章太炎后来在文字音韵学方面卓然成家,便是这时打下的基础。

章太炎十二岁的时候,外祖父回海盐去了,改由父亲亲自课读,而由大哥章炳森兼作辅导。

章濬起初曾希望章太炎进学中举,指定他读《四书》,学律诗,作八股文。这些东西,与外祖父所教授的大相径庭,引不起他的兴趣。他说:“年十四五,循俗为场屋之文,非所好也。喜为高论,谓《史》、《汉》易及。揣摩入八比,终不似。”1883年,他奉父命参加县试,癫痫症突然发作,没有考成。此后,章濬便不再强求他耗费精力去作八股制义,章太炎因此得以专心致志于学业。

章炳森又名章篯,比章太炎年长十六岁。章太炎出生时,他已是县学生员;章太炎由父亲亲自课读时,他已是县学训导;1888年,他又中试浙江乡试。对于这位求知欲极为旺盛的炳麟小弟,他十分热心地加以点拨引导。章太炎回忆说:“时闻说经门径于伯兄篯,乃求顾氏《音学五书》、王氏《经义述闻》、郝氏《尔雅义疏》读之,即有悟。自是一意治经,文必法古。”可以说,章炳森是对章太炎进行汉学启蒙教育的又一位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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