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050920。
在清代，每当发生较大灾荒的时候，地方官员往往一面请求蠲免钱粮，以减轻百姓负担；一面要求朝廷发帑截漕，以赈济灾民。同时，还要向殷富之家募赈，想方设法筹集更多的救灾物资，以补官府赈济之不足。到了晚清，义赈兴起，向社会各界募集赈款更成为义赈活动的重要环节。而不论官家民间，募赈又总是从劝善入手。
中国有着悠久的慈善文化传统。正像游子安先生在《劝化金箴——清代善书研究》中所说，“劝善与行善，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律，福善祸淫之说见于先秦儒家思想之中”，“随着善书广泛传播，修善与行善成为中国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善的观念更深入人心”（1、17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被称为善行的内容很广，从济困扶危、惜老怜贫、矜孤恤寡、施医舍药、修桥补路直至敬惜字纸之类，而“凶荒之年”“捐赀赈灾”，总是各种善行中最重要的内容。
最近出版的《中国荒政全书》第2辑第1卷中收入了清人朱轼修纂的《广惠编》一书，其中搜集了各种劝善、募赈的文字，仔细读读这些文字，能使我们对当时慈善观念的具体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国家要“支持慈善事业的发展”。贯彻这个精神，也需要我们对历史上慈善观念的发展变化做一点分析和研究。
清代官德丛谈劝善与募赈在传统慈善观念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是行善可以“祈福避祸”的思想。不论是儒家的“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佛家的“因果报应”，道家的“天人感应”，都为“积善天必降福，行恶天必降祸”的理念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所以在募赈的时候，这方面的言论自然就成为主要内容。《广惠编》中就颇多这样的文字：“捐一分之资，而活数千人之命，上纾朝廷隐忧，下为子孙积福。”（《中国荒政全书》，第2辑，第1卷，166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积金遗于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遗于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同上书，167页）“不知水火贼盗疾病横灾，皆能令我家业顿尽，少少福分，亦是天帝庇之，岂一俭啬钱癖能致然哉？一旦无常，只供子孙酒色赌荡之资，于是一掷足救千命者有之矣，何如积德邀庇于天之为厚也？”（同上书，169页）然而这种行善积福的道理，存在着两个重要的缺陷。一是把赐福降祸的权力，归之于不可捉摸的“上天”，而祸福的实现，又需待之于来生或体现在子孙身上，未免有点虚无缥缈，在宣传因果报应时又常常带上迷信色彩；二是行善为了得福，似乎把慈善活动变成了一种交易，又带有了浓厚的功利色彩。所以有人批评说：“托神灵则邻于妄诞，好果报则启其觊觎。”于是，有人就跳出狭隘的个人视角，从社会的角度提出问题，强调出资赈灾，对于施赈者和受赈者是两利的，殷富之家“捐数十百金，以济嗷嗷饥苦之民”，“不惟贫民下户获免饥饿，而上户之所保全，亦自不为不多”（《中国荒政全书》，第2辑，第1卷，166页）。因富人常会因“多财而招尤取忌”，如果一味“多藏厚蓄”，悭吝惜财，灾荒之年，只顾自己“宣侈导淫”，不肯对冻馁乏食、朝不谋夕的灾民略施赈恤，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灾民就会铤而走险，富人们也就不免“因之贾祸”。一份名为《劝捐赈谕》的文告直截了当地说：“且上户自思所以得保其为上户者，岂不赖朝廷有法度耶？则殷殷劝赈，又不独为尔等图久远，实为尔等图目前。众怒难犯，此我所不敢出诸口者，人人知之，尔富民岂独不知之？此又时势之必然者也。”（同上书，167页）意思很清楚，富人们要想保住自己的财产，甚至身家性命，就要维护朝廷的“法度”，同时避免引起“众怒”。换句话说，捐资赈灾的善举，正是消解社会矛盾的良方。
同样从分析社会矛盾入手，却主要从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去寻求答案，这应该说是传统慈善观念的一个更高的层次。一篇名为《劝施迂谈》的文章说：“呜呼！世事一何其参差不齐哉！然未可一二指数也，姑举所见。吾宾朋宴会，珍馔罗列，僮仆饕餮之余，臭腐狼藉，而贫人有终身不知肉味者，有饥饿死者；吾冬裘夏葛，凉燠以时，犹欲盛纨绮，竞时尚，而贫人有衣不蔽体，傍檐露宿，朔风刺骨，寒颤齿击者；吾高檐大栋，安居其适，犹复为山池台馆鱼鸟花竹之玩，而贫人缓急无赖，至有捐性命割父子夫妻之欢者。”“吾宾朋宴会，珍馔罗列，何不分杯箸之余，为穷人粗粝之需，施之一二，人可延数月之命；施之十百，人可缓数日之死也。衣不可胜用，而敝之箧笥，与无衣同。省一二为裋褐以施衣不蔽体者，则人且挟纩，而吾文绣自若也。吾不为一时耳目之玩，即可全人之性命，保人之骨肉，此高世义举也。以施于谈议，则可传；以省于清夜，则自得。”（《中国荒政全书》第2辑，第1卷，168页）人总是有对弱者的同情之心，对他人的关爱之情。在荒年凶岁，能够慷慨捐济，竭力鸿施，既可以使灾民苟延旦夕，起死回生，自己精神上也可以得到极大的慰藉，其快乐远在声色犬马的享受之上。反之，如果在各种灾难面前，冷漠无情，无动于衷，对贫弱不施援手，对社会无所回馈，“清夜寻思，理上说得过否？心上打得过否？”（同上书，171页）更何况，人的物质需求毕竟是有限的，“渺渺一身，在世食用有限，死又将之不去”（同上书，167页），能够“损有余补不足”，也就是“捐无用为有用”。无论如何，这都是于己于人都有益的大好事。
建立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提出，使人们对发展慈善事业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慈善事业并不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万能钥匙，但慈善精神的发扬，确实是促进社会平衡发展的重要的积极力量。了解传统慈善观念，超越传统慈善观念，这也应该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不可或缺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