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节用度、减赋役是从政策角度采取的利民、富民，体现执政以民为本的重要举措之一。厉行节用、持续减轻赋役的君主得民好感，奉为政治典范。荀子首创节制用度之论，认为它是执政者在政治上应该遵循的政策原则和大力推行的举措。荀子指出：“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固多余，裕民则民富。”《荀子·富国》。节用为了裕民富民，同时也利于富国，这是荀子政策思维最可宝贵之特质。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以解经之法，从负面批评君主不知节用，滥用民财、民力的行为，从其反面正论节用减赋之民本主义精神。董仲舒说：“《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春秋繁露·竹林》。节用、减赋以利民、富民的思想和政策，也是历代大多数政治家的共识。明初名臣丘濬认为：“所谓节之一言，诚万世人君制用丰财之要道也。节与不节是盖君主德修之验，府库盈虚之由，生民休戚之本，国家治乱之基。”《大学衍义补·总论理财之道下》。丘濬强调节用、减赋是检验君主的标尺，关系民众祸福、国家治乱之基因，表明其政思之深之高。明朝另一名臣张居正也从政治大局考量，主张君主、朝廷做天下节用的表率，警示统治集团：“当民穷财尽之时，若不痛加省节，恐不能救也。伏望皇上，轸念民穷，如惠邦本，于凡不急工程，无盖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以为天下先。”《张太岳集》卷三十六《陈六事疏》。
节用的同时，还应减轻民众的赋役负担，从君主、国家获取财力上说，这是首在利民，在利民基础上利国的应取国策。如其不然，赋役重，民力衰，则国危。历史上凡有良知良策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共识共认此理。战国时期《管子》一书中讲：“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管子·权修》。国家财政收入取之于民，其基本原则是“取于民有度”，如斯民无怨，民力厚重，政令畅通，国家安定兴旺；反之，危及国运，招致民反，社会可能动乱，政权可能失稳。历史上的开明君主大多有清醒认识，且在政治实践中力行其道。汉代江山初创以黄老道家思想为指导，实行清静无为政策，恢复和发展生产，与民休息。汉代几位明君如文帝、光武帝多次颁行减免赋税、力役的诏令，举国上下高兴。唐太宗认清过度征收赋税、征发力役乃是促使民众犯上作乱的根源，执政者应反躬自省，减赋役以安国安民。唐太宗指出：“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耶？”《资治通鉴》卷一九二。明朝也有类此故事。明朝初建，明太祖朱元璋眼见民生凋敝，诏令免除府州县吏进京朝贡，以减轻民众负担。他说：“天下新定，百姓财力俱困。如鸟初飞，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明史·循吏传序》。朱元璋来自民间，切实体会民众疾苦，在位期间，千方百计举安民、利民之策，为深受元末战乱之苦的民众提供一个较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柳宗元借鉴道家政府无为（不干预）让民自化（自治）的思想，提出了让民众自利的主张。他认为，官府采取的利民举措往往不利民而扰民，不如让民众顺其自然自行发展，政府少干预、少干涉，也许民众觉得顺畅通达。柳宗元说：“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于己，百货通行而不知所自来，老幼亲戚相保而无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赋力。所谓民利，民自利者是也。”《晋问》。柳宗元确信，没有君主、官府的干涉，民众自力更生，可能会生活得更舒坦，更心情舒畅。
其四，整顿吏治是保障国泰特别是民安，促进民众多获实利，生活幸福的政治条件。整顿吏治就官府自身来说是为了推进廉政，就治国理政为民来说，是以廉政为民造福。中国古代思想家从孔子创立儒学即鼓吹廉洁政治，之后历代名儒基于对官吏腐败的深刻认识，提出整顿吏治、安定民生的思想主张。南宋大儒陆九渊常年在乡间生活，对官吏腐败有切身体察，认识深刻，分析透彻。他具体指出：“今天子爱养之方丁宁于诏旨；勤恤之意焦劳于宵肝。贤牧佰班宣惟勤，劳来不怠，列郡成风，感尚慈恕。而县邑之间，贪饕矫虔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惩恶之具，以逞私济欲，置民于囹圄、械系、鞭箠之间，残其支体，竭其膏血，头会箕敛，槌骨沥髓，与奸胥猾徒饕饫咆哮其上。巧为文书，转移出没以欺上府，操其奇赢，与上府之左右缔交合党，以蔽上府之耳目。田亩之民劫于刑威。小吏下片纸，因累累如驱羊。劫于庭庑械系之威，心悸股慄，箠楚之惨，号呼吁天，隳家破产，质妻鬻子，仅以自免，而曾不得执一字之符以赴诉于上。”《陆九渊集》卷五《与辛幼安》。又言：“今日为民之蠹者，吏也。民之困穷甚矣，而吏日以横。议论主民者，必将检吏奸而宽民力。”《陆九渊集》卷七《与陈倅》。陆九渊痛恨贪官污吏，同情普通民众，期望整顿吏治，解救民众于困穷之境。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王夫之、唐甄也提出了整顿吏治、安定民生的主张。王夫之主张严治吏，宽养民：“严者，治吏之经也；宽者，养民之纬也。并行不悖，而非以时为进退也。”《读通鉴论》卷八。民为国本，官为国具。王夫之严治吏、宽养民的思想主张抓住了治国之大纲，至今启示意义彰然。唐甄认为民众安危系于官员良莠，主张用贤能之士担任政府官员，他说：“明君欲兴上治，举贤以任官，必审官以尽其所学。稽古以为名，顺时以定职，期以先宜，以安天下之民。”《潜书·卿牧》。为此，他提出精简机构，减少官员数量，“以省官为先务”《潜书·省官》。，少害民、多利民。
在中国古代历史舞台上，也不乏一些开明君主和贤臣对吏治的重视，在政治实践上，任用廉正贤能之士，反对和惩治贪官污吏。北宋著名改革家范仲淹在上书皇帝所提十项政策中，有四项（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与整顿吏治直接相关。他在主持朝政期间，派人检查各地吏政，在查到贪官污吏时，立即将其从官员花名册中“一笔勾之”，引起该官员一家老小痛哭，范仲淹不为所动，严肃指出，让这一家子因一官员被罢而哭，比让他祸害地方百姓痛苦要好。参见《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七之二。明太祖朱元璋惩治贪官、整顿吏治、发展生产、安定民心之举，深得民心，颇顺民意。他“严立法禁，凡遇官贪吏污蠹害百姓者，决不宽恕”《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八。，严刑酷法打击之。他亲定《御制大诰》，规定：对不法官吏，民众可以联名赴京师告状，或将害民之官吏绑赴京师，各地官府对告状民众不准非理阻挠，否则予以严惩。给民众对官吏一定监督制约权，是朱元璋治国为民的突出表现，也是他惩治腐败决心的标志。明中期，中央政要张居正锐意政治改革，举贤任能，严惩腐败，认为官逼民反，不法官员受惩咎由自取。他在致广大官员信中表示：“广中数年多盗，非民之好乱，本于吏治不清，贪官为害”，“法纪未能，吏不恤民，驱而为盗，此皆酿祸之根”《张太岳集》卷二十一《答两广刘凝斋条经略海资四事》。他主张选用爱民利民官吏，并以此作为考核官员称职与否的标准。他强调各级官吏要“守己端法”、“实心爱民”、“安静宜民”，务求做“良吏”为至要。
其五，全方位利民富民，保、教、养并举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治国理政利民兴国的战略性思考和主张。荀子认为，治国理政之要在发展生产，包括发展农业、林业；与抑商政策不同，他大力倡导发展工商业以利民生；在基本政策上，他不仅赞同减轻民众赋役负担，而且主张平均地税。他总结性指出：“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征，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管子》汇集齐国管子学派的著作，其中整理若干治国利民惠民的政策和措施，为当时和后世治国理政者参酌。《管子·正辅》论列了六个方面治国理政应采取的举措：“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滞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坡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篓，赈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凡此六者，德之兴也。六者既布，则民之所欲无不得矣。夫民得俗，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厚生、输财、遗利、宽政、匡急、振穷是治国德政，德政施，取善政果、足民之需，盖可彰显治国理政为民之绩耳。
唐甄作为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激烈抨击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和官僚政治腐败，同时也期望明君贤相爱民利民，为此，提出18项利民政策措施，并以此作为评价政治权力运作绩效的具体标准。唐甄指出：“责治者必养民。养民之善政，十有八焉：勤农丰谷，土田不荒芜，为上善政一。桑肥棉茂，麻苎勃郁，为上善政一。山林多材，池当多鱼，园多果蔬，栏多羊豕，为上善政一。廪蓄不私敛，发济不失时，水旱蝗螽不为灾，为上善政一。犯其父母必诛，兄弟相残必诛，为上善政一。阐幽发潜，彰孝举节，为上善政一。独骑省从，时行乡里，入其茅屋，抚其父子，子不以为官，无隐不知，为中善政一。强不凌弱，富能周贫，为中善政一。除强暴奸伪，不为民害，为中善政一。居货不欺，商贾如归，为中善政一。省刑轻仗，民自畏服，为中善政一。察奸发隐，四境无道，为中善政一。学校殿庑常新，春秋享祀必敬，为下善政一。城隍、道路、桥梁、庐舍修治，为下善政一。纳税有方，致期不烦，为下善政一。选勇力智谋，具戈甲干盾，教之骑射，以卫四境，为下善政一。天灾流行，疫疠时作，使医疗治，为下善政一。蔬食布衣，燕宾必俭，为下善政一。”《潜书·达政》。上述18种善政措施，分上中下三个层次，所能想到的利民措施几乎全都涵盖了，包括发展生产，救济穷困，兴办教育，减轻刑罚，善施政法，惩治强暴，勤俭节约，等等。唐甄提出的这些利民措施都是有利民生，为民谋利的，其实现程度取决于统治者能“为政以德”，虽然在君主专制、官僚政治体制下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但在其政策思维上却不失其历史启示性。
三、民众政治权利追求与专制政治权力运作的参与
民本主义是中国古代国家治国理政的政治指导思想，其主体是封建君主及其臣僚。民主主义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其主体是全体公民，指向和实践落点是人民当家作主。简而言之，民本不等于民主，这是就总体而言，如果从政治体制说，五经学说中既有原始民主制的叙说，也有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中民主思想成分或因素。日知先生的中西古典学研究证明：《春秋》经传中的“国人”，“显然是列国的全权公民”，公元前645年晋国的国人会议、公元前502年卫国的国人会议、公元前409年卫国的国人会议，这些国人议政的记录，表明“历史上最早的民主政治和贵族、平民议会制度，发生在东方”，存在过“古代中国的原始民主制”参见日知：《中西古典学引论》，224~244页，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依据中国古代史料判断日知先生的这个结论，应该可以接受。
中国古代经学政治哲学中民本和民主两个概念并存，但民主思想与民本思想交叉，前者被包容在后者之中。这里，就民众政治权利追求、对君权臣权的制约、民众对专制政治权力运作的参与等相关思想与论述简述如下。
1.民众对政治权利的追求
民众对自己主体性政治权利的追求，可以简称为民权。按照孙中山的说法，民权分政权和治权两大类。政权指民众或人民的政治主权，治权指代议制政府的管理权。一般而言，政权性质决定治权形式。中国古代夏、商、西周三朝，实行君主为中心的贵族集团专政，君主虽然有很大权力，但受传统习俗和宗法等级制约，国人会议形式的贵族议事制度，作为古典民主政治制度，具有贵族民主共和色彩，也有平民参与议事的记录。秦汉大一统帝国及其后，君主专制制度为基本政治制度，但也有朝会、博士参议、谏官谏议等制度相配合。民主政治形式因素和反专制民主性思想世代传承，对现实政治多少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民本主义理路中总是伴随着民众对政治权利的追求心声，涉人格平等、天下为公、民众为政治权力之源等内容。
（1）天赋人格平等权。
中国几千年古代等级制政治生活中，人分十等，处于不同政治等级，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中有不同等级待遇，政治上层和政治底层在政治上极不平等，这是历史的事实。民本主义论理在总体上并不反对君主专制下的社会政治等级制，但他们作为民众代言人也承认天赋人格平等权，尤其肯定天赋道德禀赋平等。激进民本主义者甚至支持民众可以登上政治权力金字塔的顶峰。
战国之际，学术思想大发展，社会剧变，“礼崩乐坏”，贵族政治瓦解，思想家和政治家思考、谋划未来。由于士阶层崛起，以其为代表的自由民力量壮大，反映在政治上是民众政治权利追求呼声高扬。孟子贵民轻君，为民众代言，相信并证明普通民众心性向善，在道德上人生而自主平等，普通人与圣人（如尧、舜）在知识多少、能力高低上有别，在道德上没有区别。他继承孔子重人、重民，爱人、爱民思想，进一步发挥：“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覵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我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有句名言叫做“人皆可为尧舜”，孟子不仅限于道德上无别，也期冀政治人格平等。当时，孟子的观点并不孤立，他的这一观点是多人的共识。《晏子春秋》借名臣晏婴之口论说了君主与民众在政治法律上应该平等的问题：“封人曰：‘使君无得罪于民。’公曰：‘诚有鄙民得罪于君则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谏曰：‘君过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贱者有罪，贵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谁将治之？敢问：桀纣，君诛乎？民诛乎？’”《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景公怒封人之祝不逊晏子谏第十三》。这段话要表达的意思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问身份如何。在当时，他主张最高统治者君主如果犯了罪，要由民众来惩罚。这不仅表示天赋人格平等，而且近于革犯罪君主之命的民权。类此观点，在秦相国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中也有表现。该书认为，君主、卿相的权位非高不可攀，平民也可以登上君主、卿相的宝座，甚至如有机会，也可以对统治者进行报复。书中这样写道：“故有道之士未遇时，隐匿分窜，勤以待时。时至，有从布衣而为天子者，有从千乘而得天下者，有从卑贱而佐三王者，有从匹夫而报万乘者，唯时也。”《吕氏春秋·孝行览·首时》。文章未必写实，其寓言式思想表达理路清晰——布衣可为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