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自从有政治国家以来，国家政治格局有两种类型：以地方分权为主的分权政治格局和中央集权主导的集权政治格局。两类政治格局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各有侧重，但都不否定中央权威。中国古代国家政治格局是中央集权制和君主集权制一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当时的政治格局观念、理论、思维方式统一于一个具有中国政治文化特色的概念——大一统。由于大一统政治格局的核心是天子（王或皇帝），维护这种政治格局的关键是明君遵循天命、执行君道，正确认识和处理君臣、君民关系，是实现大一统稳定政治格局的根本政治保证。对此，有一系列政治著作详论，主要有《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管子》、《新语》（陆贾）、《新书》（贾谊）、《韩诗外传》（韩婴）、《春秋繁露》（董仲舒）、《说苑》、《新序》（刘向）、《新论》（桓谭）、《法言》（扬雄）、《论衡》（王充）、《潜夫论》（王符）、《吕氏春秋》、《贞观政要》（吴兢）、《资治通鉴》（司马光）等。这里简要论述大一统理论的由来和发展，王权或皇权是大一统政治的核心要素，百官是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
一、大一统理论的由来和发展
考察大一统理论的由来和发展，是中华民族国家结构传统的历史和现状问题，需要全面系统深入细致地研究和论述，这里只是概要地说明大一统观念的产生、大一统理论的形成和大一统政治格局孕育的思维方式。
1.大一统观念的产生
大一统观念产生于尧时代。《尚书·尧典》中说，尧的治理有绩：“光被四表”、“以亲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即以尧为中心，由九族而扩及百姓再到万邦，事实上就形成了大一统系统，这个系统一直延续到西周。成王时，西周天下共主地位已很牢固，邦国联盟国家疆域广大，人口众多，大一统又分封邦国，实行既集中又分权的治理结构，整个周朝如此，各邦国亦如此，权力集中于国君又分权给卿室和各级封爵。《史记·周本纪》称：“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周将土地、人民分给先王之后、开国功臣以及亲戚，分级管理。各封国有较大的独立自主权：王位可传子孙，可自行选任官吏，财政收支自治。各邦国拥有的权利如此，义务却只有朝觐（汇报述职）和进贡两项。秦汉以后，封邦建国已不普遍，朝觐和进贡却一直实行到清末。这些制度化措施保证了大一统国家治理结构的持续不变，与之对立的反大一统的分裂事件虽然也时有呈现与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分庭抗礼，但都落败不存，始终没有动摇大一统政治格局。
在西周创立的封邦建国由周天子统一天下，作为“天下共主”与各诸侯国共治也可以说是“协和万邦”，但与尧时代的“协和万邦”已有很大的不同。西周的封国是有很大独立自主权的政治主体，但都认同周王室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服从其统领的体制，即周天子统领各邦、统一治理天下，又给邦国一些实质性自治权，使其具有政治活力。周天子只是定期考察各邦国的治理情况，依考评行赏罚，并不干预封国的日常政务。周天子代表的中央权力宏观上是统一集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各邦国则自治其国，自行其是。春秋时代，大一统的政治制度出现崩坏现象，但五霸及其他诸侯仍尊周，继承大一统传统。战国时代，七雄并立，虽然分立邦国，但各自都想统一天下，大一统观念因而未曾中断。历史结局是秦灭六国，实现新朝的天下一统。秦始皇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等各方面都有落实一统之举。如下令统一度、量、衡，实行“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行政区划创立郡县制，将大一统继续、发展下来。其中，“书同文字”对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大功不可没，对后世中华文明的发展影响巨大，成为中华民族形成强大凝聚力和共同坚守的民族心理基石上立起的精神家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对于保证思想文化统一、促进政治统一起到深远持续的作用。
2.大一统理论的形成
大一统由一种观念逐步形成为系统的理论，主要源于人们对政治历史经验的体悟和总结。周代末年，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形成，社会剧变，“礼崩乐坏”，大一统政治格局被打乱，社会无序，争战不已，民不聊生。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徒有虚名，“征战自天子出”成一纸空文。战国七雄争统一主位取周代之，秦实现一统天下，消除了诸侯纷争局面。秦朝树立中央集权权威，领三十六郡，人民希望安居乐业。令人扼腕叹息的是秦二世胡亥为赵高控制，欲望无度智力有限，拿赵高没办法，自己也胡来，很快在农民起义中招致灭亡。秦亡后，又经过五年楚汉战争，刘邦取胜，恢复了秦朝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局面，但在国家结构上实行一国两制形式，即郡县制与邦国制并存。汉景帝时，一些诸侯王觊觎中央权力，有识之士建议削减诸侯实力以免后患。晁错、贾谊均持此议，景帝不忍，拖着任其坐大，终于吴楚七国借口“清君侧”，发动叛乱，试图夺中央大权。景帝还不清醒以诛晁错平息叛乱，结果，封堵了忠臣谏议之言，诛晁实为诸侯报仇。教训至深，为时晚矣。
董仲舒眼见晁错冤死，亲历了这一灾难政治事件，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教训，从理论上深刻反思和研究，遂得出建构大一统政治格局是唯一正确选择的结论。他从《春秋公羊传》中找出“大一统”的概念，以解《春秋经》中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这句话论证“大一统”的必要。他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谓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传原文“大一统”是指统一历法，董仲舒却以“六经注我”方式利用经传表白自己的意图，发挥自己的思想。董仲舒在“元年春王正月”这句话上阐述了这样几个重要观点：一是解“元”在天地之前，为宇宙本原，提出了董氏独具匠心的“元一元论”宇宙观。二是指出“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王本也”《汉书·董仲舒传》引《举贤良对策一》。皇帝元年即位伊始，就要正本，树立正气，为天下表率。三是讲春代表天，在王之前，王之后言正，为政宜正，原则是“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四是大一统指政治统一和思想统一，政治、思想都统一于儒术。可以说，大一统理论的形成，董仲舒通过皇帝首肯昭告天下，起了决定性作用。作为一种思维原则和方式为后世代代相传继承弘扬，对于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其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都至重至大。
3.大一统的中华民族政治观念和政治思维方式
“大一统”在政治上巩固了汉朝统一政权，在思想文化上影响深远，在民族心理上成为不可动摇的政治伦理共识和政治文化认同。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大一统”作为中华政治文明的表征，成为中华民族之自信自豪的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思维方式方法。
政治统一是大一统观念和理论的核心，它作为民族国家的核心利益，维护和捍卫国家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主义意识和分裂活动。历史上，谁闹分裂、挑战中央政权，谁就是历史罪人，民族败类，不齿于人民的奸贼。汉代吴楚七国之乱中的刘濞、唐代安史之乱中的安禄山就是这样的历史罪人、民族败类，不齿于人民的奸贼。历史上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成为中华民族政治文化传统。东晋时祖逖北伐如此，南宋岳飞如此，陆游亦如此。时至今日，那些搞分裂——不论是民族分裂还是地区分裂——的势力和代表人物，都受到海内外所有华人的同声反对，任何企图分裂中国的行动都是徒劳的。李登辉如此，陈水扁也如此。
汉代朝廷打造大一统帝国的实践催生出大一统的共同理念和信念，并同时产生了一个政治中心、一元领导的观念。这个中心就是首都、首都里的中央政府、中央政府的首脑——天子、皇帝。皇帝作为封建国家最高政治领导、主宰人物，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权力，其合理合法性取决于全国臣民是否拥戴，而全国臣民对皇权是否认可是否拥戴，又要看皇帝的言行是否正当，是否可以做全国人的榜样，即“身正”的明君。明君即以身作则，“身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身正的前提和基础是心正。皇帝心正身正，会使社会风气正，否则，社会不正之风就会盛行。董仲舒深知此中至理，因对汉武帝劝言“敬小慎微”。他说：“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失之毫厘，驷不追及，故为人君者谨本详始，敬小慎微，虚心下士，观来察往，谋于众贤，考求众人。”《春秋繁露·立元神》。好多史实表明，皇帝小不敬、微不慎，酿成巨祸，救不及矣。何止皇帝一人祸福安危，国家、民族之大不幸也。大一统要求以国家、民族为主体的整体统一思维，表现为大政方针统一，指导思想一元统一。政治思维方式方法统一适应中央集权的要求，因此它长久地保存延续下来，影响深广。
如何看待大一统的理论和实践？首先，我们不要把大一统在古代要求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集权混为一谈。从现代政治学理论界定，中央集权是国家结构形式问题，它相对地方分权而言，任何时代的国家都有一定限度的中央集权以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君主专制集权是封建国家政治体制的核心，也是大一统的中心，君主专制集权与中央集权一体结合是古代历史的必然。其次，我们不要把中央集权同民主共和制对立起来，误认民主共和就得否定中央集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有害的。民主共和要求实行民主集中制，各级地方政府都要服从中央统一集中领导，服从大政方针的统一要求。中央集权要求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其中包括给地方一定的独立自主自治权，但一定的地方自治、地方分权不容许同中央分庭抗礼，挑战中央权威。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指出：“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277、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有中央集权，在存在几个闹独立闹分裂势力的情况下，更要强化而不是削弱中央集权。此外，也不要把大一统同现代化对立起来，现代化越向前进，大一统更要坚持和坚挺，特别是在现代化诱发环境恶化导致灾害频发的情况下，更需要大一统的宏观调控和管制，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调动力量解决问题。
二、天子修身、听谏、任贤——皇权主导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关键三要素
中国古代君主治国理政号称“奉天承运”，以天子自居，虽说承天命，但重在尽人事——维系维护天下大一统政治格局的稳定和发展注重自己修身、听谏、任贤三个关键性要素。因为，中国古代政治管理、国家治理同西方不同，西方始终实行法治为主德治为辅治国方略，中国则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因此，奉行“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贯彻儒家主张的“为政以德”《论语·为政》。方针，以道德典范榜样示范方式，启发人民立德性、树正气，普及良好社会风尚，改造和推进社会发展。秦朝虽然实行法家主张的“以法治国”方针，但也倡导“以吏为师”，作为德治法治传统，延展至今，亦应如是。天子权力至上，万吏之首，理应德高，为全国人之导师，以身作则，示范全国。所谓“众不可户说也，可举而示也”《说苑》卷七《政理》。在古代，儒家倡行君子人格论，君主应为最大最高最完美的君子，要示范于人，就得谨其言，慎其行，以动天地，以感众人。孔子有言：“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几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周易·系辞传》引孔子语。中国历代思想家都重视君主之道研究，其中《荀子》、刘向《说苑》、吴兢《贞观政要》中都有同题《君道》篇，论及君主修身、听谏、任贤三项政治要务是治国理政达致“善政”期求，维持维护大一统政治格局完美境地的关键性要素。概括一句话：天子要为天下楷模，引领天下人实行实现天下大一统。此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之亮点。
1.修身不辍
君主作为天子不能只做虚拟的天命代言者，更应是副天命，勤政为民的实践者。为此其终身在其位谋其政，应修身不辍才能始终以身作则。
对于君主言行对民众的影响，荀子有这样的论说：“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君者仪也，民者景（影）也，仪正而景（影）正。君者槃（盘）也，民者水也，槃（盘）圆而水圆。君者，民之原（源）也；原（源）清则流清，原（源）浊则流浊。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导）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荀子·君道》。荀子以仪与影、盘与水、源与流的关系作比喻，指出君主言行对民众言行起导向、组织作用。君主就像水的源头，源头清洁，流出的水也清洁，源头污浊，流出的水也污浊。因此，君道就是君主导航，做民众的榜样。君主能群，就是能把民众组织起来，将民众分散的力量凝聚起来，发挥君子道德吸引力感召力的道义力量的作用。
唐太宗贞观之初即对群臣述己为君之道，魏徵引詹何言身治国治之理响应。据吴兢追记：“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百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谏议大夫魏徵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以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问其治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治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同古义。”《贞观政要》卷一《君道第一》。唐太宗与魏徵都认为治国之要在于君主先修其身，为君之道在于先存百姓，益民而不损民私己。其深层体悟在于“民为邦本”的理性认知，安天下先正身，正身要在节制不正当嗜欲上下工夫，特别要以“玩悦声色”、“扰生民”等误国害民历史经验尤其隋朝反面教训的总结为戒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