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周礼》许多祭名都见诸卜辞，可见其非虚妄。这话只说对一部分，《周礼》确实借用了不少前代祭名，但是它们都被重新做了安排，不再是原有的意义。如《大宗伯》之禋祀、实柴、槱燎三个祭名，都是指燎祭，郑注云“三祀皆积柴实牲体”，至确。但是，《周礼》之燎与甲骨卜辞中的燎名称虽然相同，内容却不尽相同。《周礼》之燎，是祀天专用祭名，卜辞之燎则否，既可用于山川河岳等自然神，亦可用以祭先王，还可以“燎于东、西、南、“燎于北”等各种方位，以及“燎于东母”、“燎于方帝”等等，所祭对象极泛。至周代，《诗经》、《尚书》犹云“禋于文、武”、“来方禋祀”，这是周代先王及四方神用燎祭之证。《周礼》之燎又区别为禋祀、实柴、槱燎三名，贾公彦说，“此祀天神之三礼，以尊卑先后为次”，甚是。三祀之别，在加于柴上之物不同。《春官·肆师》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币；立小祀，用牲”。据此，则大祀用玉帛牲牷，实柴用牲币而无玉，槱燎则仅有牲。这种分别不见于甲骨卜辞，也不见于《诗经》、《尚书》等周代典籍。
又如《大宗伯》云“以埋沈祭山林川泽”，郑注：“祭山林曰埋，川泽曰沈。”验之卜辞，虽有埋沈之祭，但并无严格的规定，卜辞祭祀川泽之祭名有燎，有帝，有年等，而祀河(黄河)才多用沈之法，但也不尽然，如：
于土三小，卯一牛：沈十牛.
帝于东埋犬，燎三，卯黄牛.
可见祀方社也有用埋沈之祭者。《周礼》将这些本极宽泛的祭名，固定为祭义狭窄的专名，不过是要把自然神祇纳入森严的礼数体系，显示其尊卑之别。
孙诒让说，“此经天神、地、人鬼三祭，每祭之中，皆先言大祀，次及中小祀，礼亦由隆而杀”，可谓深得其旨。《周礼》很多官员都是为严辨礼数等差而设立，并据以行事的，如为严牺牲之奉，而有肆师展牺牲、颁于职人，射人赞射性，封人歌舞牲，大祝辨牲号等等；为严粢盛之奉，而有甸师掌耕王藉供粢盛，小宗伯辨六之名物，肆师表粢盛，大祝辨粢号，廪人供接盛，舂人第三章掌米物供粢盛，人掌凡祭祀供盛，等等。此外豆笾之陈，尊彝之设，圭币之奉，无不如此。繁文缛仪，皆为礼数而设。其良苦用心，不难想象。
《大宗伯》所列祭单，疑问很多，如以祠、禴、尝、烝配四时享先王就靠不住。此四祭皆不见于《月令》。
《礼记·郊特牲》云“春禘而秋尝”，《祭义》与之同。《祭统》春礿夏禘，《王制》与之同。《效卣》云“隹四月初吉甲午、王雚于尝”，尝在四月，明非秋祭。《召伯虎簋》，用乍剌祖召公尝簋”，可见尝为通泛之祭名，非秋之专祭。《大盂鼎》“有柴烝祀无敢扰”，则烝亦为通泛之祭名，非冬之专祭。彝铭无纪四时之例，甚至无四时之名，《秦公簋》、《秦公钟》有夏字，但用为华夏或夏殷之夏，非时节之夏。冬字彝铭多见，但均用为终字，这些问题，郭沫若早已指出过。《周礼》作者不过是用当时人的眼光，把民间和王室用过的各种祭名重新组织，并不可信。编造这样一个神祇系统，不过是要给王权蒙上一种神的色彩，使万民敬畏。《大司徒》十二教有“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即其意。
《周礼》在礼的问题上，基本采用荀子之说而加以发挥，同时也，加进了自己的思想，编织成鬼神之礼的系统。由此可见，其年代必在《荀子》之后。
(第三节 慎刑罚
《周礼》秋官掌刑，大司寇掌三典五刑，刑邦国，纠万民。其刑罚种类很多，陈连庆先生曾作过归纳，分为死刑、肉刑、自由刑、财产刑和名誉刑五大类。，其中死罪之刑有斩、杀、焚、辜、车’、屋诛(，肉刑有墨、劓、宫、刖)等。因而不少学者认为，《周礼》是一部残酷的奴隶制法典。
但是，《周礼》中并没有一个奴隶主阶级，也没有一套奴隶制度。虽然有罪隶以及可以买卖的奴隶，但他们都不是生产奴隶，《周礼》中的农业生产者被称为“民”或“甿”，都是自由民或国家佃农。罪隶和家内奴隶，直到《红楼梦》尚存在，它数量再多，也不决定社会形态。
《周礼》中所见的死刑、肉刑，在整个封建社会都存在，有些朝代的酷刑甚至比《周礼》之刑还有过之，如清代的“寸磔”即其例。因此，不能因为《周礼》中有各种刑罚，就认定它是“奴隶制法典”，要做具体分析。
至于说《周礼》的法律优待王族和有爵者，就更不成其为证据了。试问，整个中国古代史上，哪朝哪代的法律不优待王族和有爵者呢？我们能说它们都是“奴隶制法典”吗？
我们认为，《周礼》不仅不是奴隶制法典，相反，倒是一部色彩较温和的儒家化的法典，就其思想实质而言，与荀子礼法并用的思想最为相似。
荀子是性恶论者，认为人的本性皆恶，先天的“好利而恶害”，只有在后天施以教化，方能驱之向善。对于不愿接受教化，甚至破坏统治秩序者，必须绳之以法。他说，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因此，法的作用是，施之已然之后”。
荀子十分重视法，认为若不惩罚不肖之徒，“则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若赏罚不行，“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烧若焦”。尽管荀子十分重视法的作用，但是他与主张严刑苛法的法家毕竟不同，他所主张的法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法是作为礼的辅助手段，是为了维护礼教而存在的，他主张用礼义教化人民，用刑罚禁止人们违礼。这一思想在《周礼》中也是贯串始终的，如《大司徒》职云：
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
此与“乡三物”之六行相反相成。无六行者以八刑纠之。教为主，刑为辅，法家则没有这一条。
第二，主张教诛结合，给予改过的机会。这是儒家的传统思想，《尚书·康诰》云，明德慎罚”。《论语·尧曰》“不教而杀谓之虐”。《孟子·尽心上》“教之不改而后诛之”。荀子则加以反复强调，他说，“不教而诛，故刑繁而邪不胜”，“故奸言、奸说、奸事、奸能，遁逃反侧之民，职而教之，须而待之”。不教而诛的结果，只能是“刑繁而邪不胜”，因此，不仅要，职而教之”，还要，须而待之”，耐心等待其改过。
第三，主张刑罚与罪行要相称，即量刑要准确，，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且征其未也。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非恶恶也”，，赏不当功，刑不当罪，不祥莫大焉。···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由此可以引申出“慎疑狱”的思想。
《周礼》的法律思想大致与此吻合，下面试做分析。
上古兵、刑不分，《周礼》将刑与兵分开，大司寇掌刑，大司马掌兵，这是其晚出之证，又以刑官与教官、礼官并列，显然受到战国后期政治学说的影响。大司徒，以刑教中，则民不暴”，刑亦为十二教之一，说明刑是礼与教之从属，是为其服务的。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又以，乡八刑”纠万民，说明两者相辅相成，不服教者方刑之。此其一。
以警戒防民丽于罪。凡国家所禁止的行为，皆一一晓谕国中，反复申诫，使尽人皆知，以防万民因无知而触犯刑禁。如《秋官`士师》云：
掌国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罚；一曰宫禁，二曰官禁，三曰国禁，四曰野禁，五曰军禁。皆以木铎徇之于朝，书而县于门闾。
郑注：“左右，助也。助刑罚者，助其禁民为非也。”此为预设条目，遏之于未犯之先，以减少犯罪人数。《秋官·司刑》有野刑、军刑、乡刑、官刑、国刑五刑，与此相对，凡不听警告者才入刑。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制度于先秦文献亦无征，因此，解经者无所措辞，只能以汉代的法律作证，《士师》郑注，“古之禁书亡矣。今宫门有符籍，官府有无故擅入，城门有离载下帷，野有《田律》，军有嚣嚾夜行之禁，其粗可言者”。“离载下帷”为汉律文，《田律》为汉律名，“符籍”相当于汉之“引籍”，郑玄以汉法况之，可见，都是通行于汉代的制度。
在一些重大活动中，还用“誓”、“诰”等方式告诫万民。《秋官·士师》云：
以五戒先后刑罚，毋使罪丽于民；一曰誓，用之于军旅；二曰诰，用之于会同；三曰禁，用诸田役；四曰纠，用诸国中；五曰宪，用诸都鄙。
郑注“先后犹左右也”，其意与五禁相同，都是使民知避罪。预防犯罪，是《周礼》法律思想的特色之一。此其二。
对于犯有错误者，反复教育，给以改过的机会，使之向善。《地官·司救》云：
掌万民之邪恶：过失而诛让之。
郑注，“邪恶，谓侮慢长老、语言无忌而未丽于罪者”。过失，即犯过失伤人罪者。对这两种人都要诛让而救之。《司救》又云：
凡民之有邪恶者，三让而罚，三罚而士加明刑，耻诸嘉石，役诸司空。其有过失者，三让而罚，三罚而归于圜土。
对邪恶和过失者，先三次诛让之，悔过者则释之，拒不悔过则挞罚之。三次挞罚仍不思悔改者，则处以“明刑”，将其错误书于板，著其背，并强迫使其坐诸外朝门左之嘉石，这种，明刑”，属于“名誉刑”，并非正式定罪，其用心仍是希冀其悔改。犯过失罪者，则归之狱城“圜土”，服徒刑。《秋官·司圜》：
司圜掌收教罢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饰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虽出，三年不齿。
可见，服徒刑的目的，是“收教之”，冀其“能改”。释放者要，不齿三年，即“不得以年次列于平民”，相当于今天的“剥夺政治权利”，以作为惩戒。可见，在处理上相当宽容。只有怙恶不悛、擅出狱城者，才罪加一等，处以大辟之刑。这种法律思想当是源自荀子。此其三。
《周礼》很强调定案的准确性，为此，对各级乡遂组织及三等采地主狱者的审案权限规定得十分严格，凡罪行已及于五刑者，乡士、遂士等均无权自决，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上报司寇。根据地域的远近，呈报的期限分别是，遂士二旬，县士三旬，方士三月，不得拖延。
为了防止滥失，罪及无辜，小司寇“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即通过观察被告的言语、颜色、气息、听聆、目光，以求真情。然后“至于旬，乃弊之”，即再与群士、司刑等官员讨论案情，十日方定案。可见态度之慎重。
“以五声听狱讼”，源自《荀子·成相》之“五听修领”，杨注“折狱之五听也”。其文又云：“听之经，明其请。参伍明谨施赏刑，显者必得，隐者复显，民反诚。言有节，稽其实，信诞以分赏罚必。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明其请”，卢文弨曰“‘请’古与‘情’通用”，古书中多以情代诚，意为真，如文献言“情伪”均为“真伪”之意。“明其情”、“皆以情言”与《小司寇》之“用情讯之”、“求民情”如出一辙。
定案时，有些情况可以宽宥或赦免，《秋官·司刺》有“三刺”、“三宥”、，三赦”之法：
壹刺曰讯群臣，再刺曰讯群吏，三刺曰讯万民。壹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断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后刑杀。
凡因认错、失手或遗忘而杀人者，可减罪宽宥，要弄明这三种情况，就必须有仔细的案情调查。凡幼弱、老耄者及痴呆病人犯罪，念其《周礼》无知、惛惑或痴妄，均可赦免其罪。此法的目的仍是，求民情，断民中”。
三刺，即《小司寇》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郑注，“刺，杀也，三讯罪定则杀之”，“宥，宽也，民言杀，杀之；言宽，宽之”。
这一套议疑狱之制，孙诒让认为相当于西方的“陪讯官”制度，是一种较进步的审讯制度，然不见于先秦文献。从《汉书》看，似始于西汉：
高皇帝七年，制诏御史；狱之疑者，吏或不敢决，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自今以来，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宫以其罪名当报之。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上恩如此，吏犹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复下诏曰：“诸狱疑，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其后狱吏复避微文，遂其愚心，至后元年，又下诏曰：“狱，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狱疑者谳，有令谳者已报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自此之后，狱刑益详，近于五听三宥之意。三年复下诏曰：“高年老长，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
可见，议疑狱及宽宥老幼等制度，是从高祖至景帝时逐步建立起来的。引文中的，傅所当比律令”，颜注“傅读曰附”，是说以例相比况，即量刑时参照往旧案例。《周礼》中与之类同的是《秋官·士师》之“八成”：
（士师）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贼，三曰邦谍，四曰犯邦令，五曰挢邦令，六曰为邦盗，七曰为邦朋，八曰为邦诬。
先郑云：“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时决事比。”《大司寇》贾疏云邦成，皆是旧法成事品式，若今律其有断事，皆依旧事断之。其无条，取比类以决之，故云决事比也”，其说最精到。由此可见，《周礼》这部分内容所反映的法律思想，不可能为先秦时期所有，应该是西汉前期之物。
为了防止官员阻塞下情上达，影响断狱，《秋官·禁杀戮》规定：，凡伤人见血而不以告者，攘狱者，遏讼者，以告而诛之。”“攘狱”即拒狱不受。又《大司寇》云：“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惸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矜寡孤独有事告于王，地方官不肯转达者，当事人可立于外朝门右之肺石，士听而转呈于王，并处罚地方官。肺石之设，于史无征。作者杜撰此制，显然是设想建立一种开明的法律体系，使人人有向上控告或申诉的权利。
《周礼》以严刑相待的有如下几类：
一是杀戮他人者。“凡杀其亲者，焚之。杀王之亲者，辜之。凡杀人者，踣诸市，肆之三日”，属于以命偿命，并不过分。
二是国有祭祀、朝觐、会同、宾客、军旅、田役、丧荒等大事，不听禁令誓戒，斗胆犯命者，亦处以极刑。如《秋官·乡士》云，凡国有大事，则戮其犯命者”，《秋官·遂士》云，凡郊有大事，则戮其犯命者”，《秋官·县士》云，凡野有大事，则戮其犯命者”，《秋官·士师》云，大师，帅其属而禁逆军旅者与犯师禁者而戮之”，《秋官·禁暴氏》云，凡国聚众庶，则戮其犯禁者以徇”等均是。这属于非常情况，尤其需要维护号令的威严，因此，从严处置犯禁者。
三是身居要害岗位而不尽责者。如《秋官·条狼氏》云“誓仆右曰杀，誓驭曰车”，贾疏说，仆即大仆，与王同车，右是车右勇力之士，驭是为王驭车者。他们的行为直接关系到王的安全，责任特别重大，故以杀和车裂之刑誓之。这类刑罚很残酷，但都有特定的对象，并不是对待一般民众的。
四是以暴力破坏社会秩序者。《秋官·朝士》云“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对于聚众闹事的“盗贼”，所在乡邑及家人可以不经过士官，直接杀之。此“盗贼”当指造反的民众。《秋官·禁暴氏》亦云，对“庶民之乱暴力正者”，应“告而诛之”。“乡八刑”中“乱民之刑”，其所刑之“乱民”，即此类。
总之，对《周礼》的刑罚要做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下断语。叶时对此有很中肯的评说：
详观司寇数官，大抵恤刑之意多而用刑之意少，施刑之语略而免刑之意详。···其设官分职之意，盖以刑禁民，而非以刑刑民也。虽然，禁民以刑者，固可遏其恶于未萌，导民以教者，斯足以格其非于无过。《周礼》虽有“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之语，但却缺少相应的惩治条例；虽有斩、杀、焚、车等刑名，却不是针对所有民众的，而是往往有特定的对象。统观全书，可知《周礼》是以教立国，而非以刑立国，刑法之目的，是所谓，刑期无刑”、，辟以止辟”，使人们不违逆礼制。这是一种，德主刑辅”的方针，与法家之严刑苛法有本质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