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减少祭祀的种类和次数。关于祭祀的次数与祭祀效果的关系，应该说通常并不成正比。也就是说，并非祭祀的次数越多，祭祀的效果就越好。恰恰相反，如果祭祀次数过于频繁，反而会适得其反，导致主祭者的厌烦，所以《礼记》说：“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但祭祀次数过于稀疏，也会导致主祭者的怠惰不敬，所以《礼记》又说：“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所以，周人没有继承殷人的周祭制度，而是发明了“禴祠烝尝”四时常祭以及合祭的制度，只是在季节转换、年终，或者三年之时致祭，从而为提高祭祀品质提供了可能。
最后，严格限制祭品的数量。从卜辞可知，殷人祭祀的贡品，有以多为胜的风气。周人则巧妙地加以限制，《礼记)礼器》有一段文字谈礼数，很有意思。周人不反对传统的，以多为贵”的习惯，但明确表示并非越多越好，因此用“礼数”来加以限制，如前所说，庙数最多不得超过七，豆数最多不得超过二十六，介数最多不得超过七，席数最多不得超过五。这种设立上限的做法，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以多为贵”了。有趣的是，周人提出了，以少为贵”的理念，如“天子无介，祭天特牲。天子适诸侯，诸侯膳以犊”，天子与诸侯、臣子相见，中间不需要介传话；天子南郊祭天，是最重大的典礼，可是供品只是一头牛；天子到诸侯国去，诸侯提供的膳食，不过是一头小牛。这是非常大胆的改革，是人文精神成为主流意识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的体现。
西周的典制是否以道德为核心，西周文献阙如，不足为证。不过，在《国语》、《左传》等稍晚的文献中屡屡可以看到，后人对西周典制的追忆，每每与道德相联系，而将不符合道德要求的制度和现象斥为“非礼也”，加以批评和讥刺。这些材料可以间接地论证王静安先生的结论。
诸侯国与周室的关系，以鲁国最为典型，其礼制完全得自于周。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春，晋国韩宣子聘鲁，看到鲁国的文物制度，感慨地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明确说到周公之德。
春秋时期，尽管诸侯坐大，天子式微，但虎死不倒威，王室典则依然有其无形的庄严，所以，晋侯使随会聘于周，周定王与范武子谈及禘郊、宴飨等礼仪，，武子遂不敢对而退，归乃讲聚三代之典礼，于是乎修执秩以为晋法”，。可见，列国的礼制往往有周室的影子在内。
由《左传》可知，春秋时期的盟会、享祭、告庙、婚姻、事大等等，都有比较一致的仪式，并非彼此歧异，各行其是。这些仪式，不可能是列国自创，更不可能是东周王室新定，而应该源自西周，故《左传》每每有言及“古之制”的记载：
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
夏，曹伯来朝，礼也，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
是故明王之制，使诸侯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再朝而会以示威，再会而盟以显昭明，志业于好，讲礼于等，示威于众，昭明于神，自古以来，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兴。
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适，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
春秋无义战，列国纷争，悖逆道德纲常的现象，触目皆是，社会已经失范。但是，许多政治家依然用西周的道德标准来评判历史事件，臧否人物，议论国是。类似的言论，《左传》中俯拾皆是，例如：
申叔时曰；“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详以事神，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
申叔时曰；“信以守礼，礼以庇身，信：礼之亡，欲免，得乎？”
赵衰曰；“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
叔向曰；“会朝，礼之经也；礼，政之舆也；政，身之守也。怠礼，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乱也。”
叔向曰；“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宗也。”
叔向曰；“慎吾威仪；守之以信，行之以礼；敬始而思终，终无不复。”
叔向曰；“礼，王之大经也。”
孟献子曰；“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
刘康公曰；“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
孟僖子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
子大叔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足见当时的政治家依然将礼视为治国的大经大法，不可须臾或离。这些政治见解，与其说是他们的新创，不如说是周公礼乐思想的深远影响。西周的礼制虽然在瓦解，而周公的德治思想依然存活在人们心中，到孔子时依然是如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们所谓的礼，是有具体的道德内涵的，是与忠信、敬让、仁义等德目密切联系的。因此，王静安先生关于
“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之说，有其充分的依据，绝非想当然而然。因此，我们将西周称为道德礼制的时代。
从崇拜鬼神、礼以鬼神为核心的殷代，走向礼以道德为核心的西周，中国的人本主义精神开始确立，这无疑是划时代的伟大转变。从这一视角而言，王静安先生的“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的结论，依然是正确的。
三，礼学的时代
春秋衰世，王纲解纽，礼崩乐坏，靠列国贵族来重建西周礼制，已经没有可能。社会的希望何在1成为儒家深思的重大问题。孔子卒后，儒分为八。儒分为八，不是分裂，而是分蘖。七十子之徒，在孔学的母体上孳生，从不同的角度深化和完善儒学，使儒学走向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子思学派创立了心性之学，子夏学派创立了音乐理论，两者的结合，构成了严格意义上的礼学。西周以来的制度层面的礼，从此步入了理论层面，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
《礼记》一书，是七十子论礼的文集，但此书的成书年代历来受到怀疑，多数学者认为出于汉儒之手，故不敢援据以说七十子思想。沈约曾说《礼记》中的《缁衣》、《坊记》、《中庸》、《表记》四篇出于《子思子》。而《子思子》一书久已亡佚，沈说无从质证。1995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一批儒家文献，内有《缁衣》篇的完帙，表明《缁衣》确实是先秦时代的作品。而所出《性自命出》一篇，文字与《中庸》多有契合之处，可见沈约之说大致可信。西汉发现《礼记》时共有一百三十一篇，故其余各篇的年代当与《缁衣》、《中庸》不离左右。据学者研究，《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语丛》等篇属于子思学派的佚文。
子思学派最大的理论贡献，是提出“礼作于情”的理论，并创立心性学说。子思学派对天、命、性、情、心、志、教等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建立了心性学说的理论框架，而其逻辑起点，则是始于对历代治民之道的讨论。《郭店楚墓竹简·尊德义》说：“桀不易禹民而后乱之，汤不易桀民而后治之。”同样的民众，禹、汤能《周礼治，而桀、纣乱之，问题究竟何在？作者接着说：“圣人之治民，民能获得成功。命自天降。”又云：“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再云：“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大戴礼记·文王官人》说：“民有五性，喜怒欲惧忧也。”人性是人类最普遍的特征，所以儒家主张当推己及人，之道也禹之行水水之道也造父之御马马之道也后稷之艺是富于情感的动物，可以不惜牺牲生命去追求情感，任何动物都无法与之相比。为此，子思学派将性情作为人类最重要的特点来研究。
子思学派认为，民性犹水性、马性、地性，不可违逆。《郭店楚墓竹简·尊德义》说“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可导”与“不可强”都是指人性。因此，执政者的第一要务是要尊重人性，悖逆人性者，永远不可能成功，“[不]由其道，虽尧求之弗得也”，“上不以其道，民之从之也难”。
《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率”，郑玄训“循”，至确。遵循常人之性去治民，则庶几乎近于道。类似的论述，大小戴《礼记》习见，如《礼记·大传》说：
“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大戴礼记·礼三本》说：“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云：“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达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习，然后民特从命也。”《礼记·礼运》云：“故礼义也者···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宝也。”将郭店简与大小戴《礼记》参阅就不难发现，七十子对性与天道的讨论何等热烈！
在子思学派的心性学说中，“性”与“情”、“心”与 “志”是两组非常基本的概念。人流露于外的“喜怒哀悲”叫“情”，人输出，情的功能称为“性”。性只有一，而情可以有百。性为情之母，所以说是“情生于性”。性又是情的栖身之斋，平时深藏于内，无法窥见。关于性与情、外物的关系，《性自命出》做了深入的论述。
首先，人情之所以会有喜怒哀乐的不同，是因为有外物的影响；人性对纷繁的外物有好恶之别。没有外物影响，情不会自发地外露，性也不会由一而散为万殊。所以说“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现）于外，则物取之也”。
其次，在性与情之间，有“心”的存在与作用：“金石之有声，虽有性，心弗取不出。”作者将性情与金石发声相比况，但又加以区别。金石被敲击后发声，是一种直接的、单向的反射。人性对外物的反应，则呈现出曲折的、多向反射的样态。原因是人有心而金石无心。人是具有高级思维的生命体，有一个名之为，心的思维器官，“心之官则思”。在人体与外物接触时，作为主宰者的心，从不缺席，并且负责指挥性情的转换。
心也有内隐与外显两种状态，分别称为“心”与“志”。《性自命出》说：“凡心有志也。”朱熹说：“志者，心之所之之谓。”其说最为精到。志是心在判断外物后所呈现的走向。志不能独立存在，所以《性自命出》说，犹口之不可独言”。
性情的转换，之所以会呈现出曲折反射的样态，是由于人心走确的刺激感到“悦”，“快于己者之谓悦”，心志才会起而行之。这一从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又如：
“作礼乐，制刑法，教此民尔，使之有向也。”再如：“士有志于君子道，谓之志士。”儒者的责任就是因性明教，使人的心志有正确的“向”。
孔子以《诗经》为教，深意何在？《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则孔子删《诗经》，是要体现礼义。那么，去取的原则又是什么1《论语)为政》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选《诗经》的向的不确定性所以性自命出说凡人虽有性心亡奠志，“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有以识其性情之正也。”。认为《诗经》语言平易，反复吟咏之，，感人又易入”，能引导人归于性情、心志之正。至确。类似的表述也见于郭店简：“《诗》以会古今之志者也。”认为《诗经》之大旨在于“志”。《庄子》也有。之达道也”，所表述的命、性、道、教关系，以及引导性情归于中正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礼只解决人的外在行为规范问题，人的内在德性的树立，还需下被激发出来。乐是人在外物作用下由内及外、由微渐著的、不断走向高潮的情感、声音和体态，是尽人皆有的情感样式。
《性自命出》则进一步把音乐也看做外物对人情、人心的强烈影响。闻笑声、歌谣、琴瑟之声，观《赉》、《武》，观《韶》、《夏》，皆可引发不同的情感表现。而尤其强调，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
乐有音调，有节奏，感染力强，为人民喜闻乐见，闻声而心从，要借由乐来完成性自命出在论述性情教育等问题之后。
自命出，云：“乐之动心也，浚深郁陶。”又云：“目之好色，耳之乐声，郁舀之气也，人不难为之死。”，凡学者求其心为难，以其所为近得之矣，不如乐之速也。”儒家的音乐思想，正是根植于音乐这一无可替代的教化功能的基础之上。
《语丛三》提出一个命题：“乐，服德者之所乐也。”《五行》也说：“惟有德者然后能金声玉振之。”在郭店楚简中，德乃宇宙最高境界：，德，天道也。”，将乐与德相提并论，认为乐是有德者之乐，这一命题，与《乐记》是一致的。
《乐记》将现代意义上的音乐离析为声是最基础的层次，是人心感于外物之后发出的喜怒哀乐之声。“音”是经过文饰的情感之声。《乐记》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声和音的区别在于，声是情感的直接宣泄，单调、乏味，没有审美价值可言。音是通过音阶、节奏、音调、清浊等手段来表现的情感，富于审美价值。《乐记》说：“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是否懂得音，是人区别于禽兽的重要标志。
“音”的种类与品位，千差万别。平和中正、体现君子之道的音，可以涵养人的德性，有益于身心健康和社会稳定；疯狂或颓靡的音乐，会使人性扭曲，偏离道德规范。《乐记》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为此对于纷繁复杂的音要严加区别，民风方能趋向淳朴。
“乐”是音中的最高层次，《乐记》说：“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又云：，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唯有君子真正懂得乐，“故惟得道之人其可与言乐乎！”乐的音调、节奏富有感染力对人影响最为强烈，最难抗拒《乐记》说：“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性自命出》说：“其入拨人之心也[厚]”，道理相同。因此，儒家主张用德音雅乐来教化民众。《乐记》云：“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
关于音乐的教化功能，《乐记》与郭店楚简都有不少讨论，如《性自命出》提出了“古乐龙心”的命题：“郑、卫之乐，则非其听而从之也。凡古乐龙心，益乐龙指，皆教其人者也。《赉》、《武》乐取，《韶》、《夏》乐情。”所谓“古乐龙心”即“古乐和心”，是指古乐的功能。
古乐当指后文的《赉》、《武》、《韶》、《夏》。相传周有六代古乐：黄帝乐《云门》，尧乐《咸池》，舜乐《韶》，禹乐《夏》，汤乐《濩》，武王乐《武》。凡是足以成为一代之乐的乐名之前都可以冠以，大”字，故《云门》以下诸乐或称《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简文提及的《赉》、《武》，同属于《大武》，是武王的乐舞。《韶》、《夏》是舜、禹之乐。四者同是古乐的典范。
《性自命出》以“益乐”与“古乐”相对，文献每每以“古乐”与“新乐”相对，故“益乐”当指“郑、卫之声”之类的新乐。《论语·阳货》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紫非正色，而足以夺朱，其惑众如此。
古乐是庙堂之乐，节奏缓慢庄重，以歌颂先代圣贤的功烈和德教为主题，最易唤起听众的崇敬和思慕之心。
盛行于春秋时代的“乡饮酒礼”，以尊老养贤为宗旨，席间要演奏或歌唱《诗经》中寓意深远的篇章。《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篇，说的是君臣之间的平和忠信之道；《南陔》、《白华》、《华黍》三篇，是说孝子奉养父母之道；《周南》中的《关雎》、
《葛覃》、《卷耳》，《召南》中的《鹊巢》、《采蘩》、《采》，说的都是人伦之道。一乡之人在揖让升降、笙瑟歌咏的愉悦气氛中，受到礼乐的教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