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成吉思汗南下攻金、金朝皇帝迁都于汴梁之后，抚州道就成为从中原前往草原的重要交通路线。元太祖十五年（1220年），全真道领袖丘处机奉旨前去西域觐见成吉思汗，走的就是抚州道。李志常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下了经过抚州前后的情况：“十日宿翠屏口。明日，北度野狐岭。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烟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野狐岭下，蒙古军曾大败四十万金军，丘处机等人亦在此凭吊战场。此后，“北过抚州，十五日，东北过盖里泊，尽邱垤碱卤地，始见人烟二十余家，南有盐池，池迤逦东北去。自此无河，多凿沙井以汲。南北数千里，亦无大山。”
此后，抚州道成为通往漠北的驿路正道。从燕京北上，驿路要经宣德、宣平，出野狐岭，过抚州，转向东北，行至滦河上游，然后继续北上。元定宗二年（1247年），张德辉前往漠北去见忽必烈，走的就是这条驿道，并留下了更明确的记载：“至宣德州，复西北行，过沙岭子口及宣平县驿，出得胜口，抵扼胡岭（即野狐岭———引者）下，有驿曰孛落。自是以北诸驿，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驿各以主者之名名之。由岭而上则东北行，始见毡幕毡车，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复中原之风土也。寻过抚州，惟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仅百家。中有廨舍，乃国王（木华黎———引者）所建也：亦有仓廪，隶州之盐司。州之东有盐池，周广可百里，土人谓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余里，有故垒隐然连亘山谷，垒南有小废城，问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筑堡障也，城有戍者之所居。自堡障行四驿，始入沙陀。”①（参见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一〇〇，张德辉《纪行》）
李志常和张德辉的记载说明了三个重要问题。一是野狐岭是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分界点。二是野狐岭是“汉地”驿站与蒙古驿站的分界点，而这条驿道，就称为“孛老（孛落）站道”。三是抚州及其邻近地区，经过战争之后，人烟稀少，抚州城已经荒废。
忽必烈即位之前，往来于这条驿道的人很多，不少人留下了诗作。忽必烈的重要谋臣僧子聪（刘秉忠）著有《过也乎岭（野狐岭———引者）》和《桓抚道中》两诗：
一夜阴云风鼓开，岭头凝望动吟怀。烟分雪阜相高下，日出毡车竞往来。天定更无人可胜，智衰还有力能排。中原保障长安道，西北天高控九垓。
老烟苍色北风寒，驿马驱程不敢闲。一寸丹心尘土里，两年尘迹抚桓间。晓看太白配残月，暮送孤云还故山。要趁新春贺正去，朋头年不愧朝班。①（刘秉忠：《藏春诗集》卷二）
忽必烈幕府的另一个重要谋士郝经，在《北岭行》中，有“中原南北限二岭，野狐高出大庾顶”的诗句，并著有长诗《沙陀行》，不仅描述了沙陀的自然景象，还铺陈了草原地区的生活和蒙古君王的卓著武功。②（参见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一〇）
两都制度确立之后，从大都前往上都，开辟了以下四条道路：
（1）驿路。驿路改为在怀来北上，不再经过隆兴路。驿路全长八百余里，设有十一处驿站。
（2）黑谷东路，俗称“辇路”，是皇帝往来于两都之间的专道。该路出居庸关后继续北上，经过今延庆县，翻山越岭，进入草原，全长七百五十余里，设有十八处纳钵。
（3）东道。经古北口赴上都的东道，全长八百七十余里，也是一条“禁路”，专供监察御史和军队使用。
（4）西道。西道就是原来的“孛老站道”，依然通过隆兴路辖境。在驿路改线之后，这条道路变成了“专一搬运段匹、杂造、皮货等物”①（《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经世大典·站赤》）的运输道路。
尽管一般人员前往上都不再经过隆兴路，但是这一地区在元朝交通中的地位仍然非常重要，因为皇帝每年“东出西还”，也就是从大都出发后经辇路到上都，但是从上都南返时则要走西道。为此，在西道上共设置了二十四处纳钵。从进入隆兴路境到沙岭，设有盖里泊、遮里哈剌、苦水河儿、回回柴、忽察秃、隆兴路、野狐岭、得胜口、沙岭九处纳钵，其中野狐岭的纳钵，建在山岭上。②（详见本书下篇第二章的考释）
隆兴路改为兴和路后，野狐岭（隘狐岭）、石垛岭、危台岭和萱草岭，仍是该路下的四个重要山岭。③（参见《元一统志》卷一）
正是由于这条道路重要，元朝政府特别注意维护道路的畅通。泰定二年和三年（1325—1326），特别调军修野狐岭、色泽岭、桑乾岭三岭道④（参见《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既然皇帝每年都要经过这一地区，就必须建立专门的供应机构。元顺帝朝跟随皇帝往来上都的周伯琦所记兴和路的情况是：“故置有司为供亿之所，城郭周完，丛多，可三千家。”⑤（周伯琦：《扈从集·后序》）这里距太原一千余里，太原人迁来定居的甚多。
四、抚州—隆兴路—中都—兴和路在元朝军事中的地位
抚州在成吉思汗时期曾是大蒙古国与金朝反复争夺的地区，在野狐岭下，进行过决战，所以这一地区具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
如前所述，抚州乃至后来的隆兴路，正处在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的交界线上，又是皇帝南来的交通要道，即便在全国统一、战争结束之后，依然不能忽视这一地区的军事价值。
为保证两都的安全，忽必烈建立了侍卫亲军组织，分设二十余卫，分屯于大都、上都及“腹里”地区。编入侍卫亲军的士兵，大多是来自其他军队的精锐之士。①（参见史卫民：《元代侍卫亲军组织的职能》，载《中国史研究》，1987（3）：《元代侍卫亲军建置沿革考述》，见《元史论丛》，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
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六月，设立西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②（参见《元史》卷一八，《成宗纪一》：卷九九，《兵志二·宿卫》）西域卫主要由阿儿浑人和回回人匠组成，所以又称为“阿儿浑卫”③（《元史》卷一二二，《哈散纳传》：卷一三三，《脱力世官传》。参见史卫民：《元代侍卫亲军建置沿革考述》，见《元史论丛》，第4辑），驻地就在兴和路下的荨麻林（今称洗马林）。荨麻林在得胜口旁，在这里还建有御花园，“杂植诸果，中置行宫”，有几种水果是从西域传进的，所以称为“回回果”④（周伯琦：《扈从集·后序》），这显然与驻扎此地的西域卫有直接的关系。
西域卫屯驻在这里，除了保护西道的安全，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大量制造兵器。马可·波罗指出，在荨麻林居住着大批阿儿浑人和回回人，附近就是一个制造武器和军需的城镇兴和。⑤（参见《马可·波罗游记》，181~185页）这一说法可以得到汉文史料的印证，隆兴路确实有隶属于武备寺的军器人匠局，建于至元三十年（1293年）。⑥（参见《元史》卷九〇，《百官志六》）
此外，为保证西侧的安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十一月，“命各万户府，摘大同、隆兴、太原、平阳等处军人四千名，于燕只哥赤斤地面及红城周回，置立屯田，开耕荒田二千顷，仍命西京宣慰司领其事”⑦（《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屯田》）。燕只哥赤斤和红城都在大同路治下，后来专门设立了大同等处屯储万户府管领屯田军。至大元年（1308年）五月，改万户府为大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⑧（参见《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卷九九《兵志二·宿卫》、卷一〇〇《兵志三·屯田》均将改府为卫的时间系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此时，大同路已划归中都辖区之内，所以在中都范围内，有西域卫和大同侍卫两支卫军。元武宗死后，皇太后答己将大同侍卫移属徽政院充役，建造五台山寺庙（至大四年四月）。①（参见《元史》卷九九，《兵志二·宿卫》）延祐元年（1314年）十一月，改大同侍卫为中都威卫，此卫正式划入后宫系统。②（参见《元史》卷二五，《仁宗纪二》）因为后宫系统当时已有左都威卫和右都威卫的建置，所以将此卫命名为中都威卫。此时，中都早已撤销，中都威卫的得名，与中都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抚州—隆兴路—中都—隆兴路—兴和路所辖地区，不仅在交通上具有特殊地位，并且因地形险要，地处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的分界线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军事地位，所以在这里发生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元武宗海山之所以把这里选为新建都城的城址，显然是考虑了这些因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