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都建成后，金朝又在中都城郊建立若干处离宫。大定十九年（1179年），金朝统治者在中都东北建造离宫，名大宁宫，经过几次改名，最后定名万宁宫。在这一离宫中，建有楼台亭阁和湖泊，“曲江两岸尽楼台”④（赵秉文：《滏水集》卷七，《扈跸万宁宫》），写出了当时的富丽景象。湖中有一座小岛，名叫琼华岛。琼华岛上的小山，传说是金朝灭北宋后将汴梁艮岳的假山石运来堆成的，小山上面便是著名的广寒殿。⑤（参见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据《纪录汇编》卷七明宣宗所作《御制广寒殿记》，明朝永乐帝说过，广寒殿所在小山“宋之艮岳也”。按，元代传说，蒙古族兴起北方时，“塞上有一山，形势雄伟，金人望气者，谓此山有王气，非我之利。金人谋欲厌胜之……乃大发卒，凿掘辇运至幽州城北，积累成山，因开挑海子，栽植花木，营构宫殿，以为游幸之所”。这就是琼华岛的由来。（参见陶宗仪：《辍耕录》卷一，《万岁山》）这两种说法都不一定可信。）金章宗时（1190—1208），皇帝常常于三、四月间到万宁宫，八月间再回到城内，每年差不多有半年时间住在那里。除万宁宫外，城南也有行宫，叫做建春宫：城西的香山、玉泉山也都有行宫。但以万宁宫的地位最为重要。
在中都建成后，金朝政府还曾开凿运河，想以此保证中都的物资供应。当时山东、河南、河北的税粮和其他征调的物资，都由水道运到通州（今北京通州区）。通州到中都，原来有漕渠可通，但因“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势易浅，舟胶不行”，所以常从事陆运，“人颇艰之”。金世宗大定五年（1165年），曾发“宫籍监户、东宫亲王人从及五百里内军夫，浚治”漕渠，但没有能解决问题。大定十年（1170年），“议决卢沟以通京师漕运”，即从中都西边卢沟河（今永定河）开口（称为“金口”）引水东下，经今八宝山北麓，入中都城北的护城河，直到通州以北，入潞水（今白河）。开凿这条运河，原想从此“诸路之物可径达京师”，结果渠成之后，“以地势高峻，水性混浊。峻则奔流漩洄，啮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实际上没有起多少作用。后来，因为害怕上游河水暴涨，泛滥成灾，干脆发工“塞之”①（《金史》卷二七，《河渠志》）。这一工程完全失败。通州到中都仍靠陆路运输。
中都建成后，金朝统治者还就加强中都与南北各地的交通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之一，便是卢沟桥的建造。卢沟桥渡口，自古以来便是燕蓟地区通往南方的要津，原来在这里设有浮桥和木梁桥。随着中都的建成，卢沟桥渡口的交通日益频繁，浮桥或木梁桥已不能适应需要。金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金朝统治者下令建造石桥，明昌三年（1192年）三月建成。新建的卢沟桥全长二百六十米五，宽七米五，桥下有十一个拱券，是当时我国北方最大的石桥。桥的石栏杆柱头，雕刻有千姿百态、神情生动的石狮子，是我国古代雕刻艺术的杰出成就。①（现在卢沟桥上共有各种大小狮子四百八十五个，多数是后代增补的。）这座宏伟瑰丽的石桥，是我国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13世纪下半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看到这座石桥，对它作了详细的描写，表示了由衷的钦佩。
和辽代一样，金朝的历代统治者也是狂热的佛教崇拜者。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佛教极盛，中都内外，除了原有的寺庙之外，又出现了不少新的庙宇，因此，“都城之内，招提兰若如棋布星列，无虑数百，其大者三十有六焉”②（《元一统志》卷一，《中书省·大都路·奉福寺》）。金初，盛行的是佛教中的律宗，后来，禅宗取而代之，风靡一时。金朝后期，禅宗的万松和尚受到统治者的尊奉，声势显赫，在政治上很有影响。此外，金朝统治者对道教也很重视，著名的道观白云观，原建于唐开元时，金章宗时改建，当时叫太极宫，金章宗曾多次到这里。太极宫的历任提点，都受到统治者的宠遇。这所道观，屡经修治，至今犹存。金朝末期，全真道开始盛行。全真道提倡禁欲与苦行，有利于麻痹劳动人民的反抗意志，因此也得到统治者的保护和提倡。中都内外，全真道道观相继兴建。
在中都郊区及京畿各县，女真族和汉族的官僚、贵族、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女真贵族利用政治权势，圈占很多土地，有的人占地达八百顷之多。③（参见《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三》）汉族的地主如京畿永清张氏，“家饶财，畜牧满野，上腴居邑之半”④（陆文圭：《墙东类稿》卷一三，《慈悟居士墓志铭》）。至于马、萧、刘、韩等世代豪门，更可想而知。金朝统治者还把原在东北的女真族人，按猛安（千户）、谋克（百户）的编制，迁到河北各地，其中有不少分布在中都郊区及京畿各县。金朝统治者这样做的目的，是制造民族矛盾，加强自己的统治。为此，还从当地原有的土地中一再“拘刷”良田来分配给他们，结果，受害的主要是汉族劳动人民。但是，真正从中得到好处的是猛安、谋克中的上层人物，他们得到大量良田，再出租给汉族劳动人民耕作，收取地租，自己则“惟酒是务”，过着不劳而食的腐朽生活。而猛安、谋克中的下层群众，只能分到一点甚至根本分不到土地，“砍芦为席，或斩刍以自给”①（《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二》。），过着十分困苦的生活。很清楚，中都地区广大农村中的基本矛盾，是以女真、汉等族地主为一方，女真、汉等族劳动人民为另一方的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矛盾。
13世纪初，北方草原蒙古族兴起。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号成吉思汗。1210年，成吉思汗发动了对金朝的战争。1211年9月，大败金军，从间道夺取了中都西北的居庸关。对于中都来说，“居庸最为要害”，居庸一失，中都立刻受到威胁，因此金朝统治者十分恐慌，急忙下令戒严，但是，蒙古军没有集中力量进攻中都，而是分兵掠取河北、山西的一些州县，还袭取金朝的群牧监的马匹，“几百万匹，分属诸军”，壮大了自己的力量，遂即退去。②（参见《元史》卷一，《太祖纪》：卷一二二，《槊直腯鲁华传》。）蒙古军的进攻引起了金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1213年8月，金军将领胡沙虎发动政变，带领军队从北面突入中都的通玄门和西边的彰义门，杀死金帝完颜永济，另立完颜珣为帝，这就是金宣宗。十月，金军其他将领又杀死胡沙虎。这时蒙古军再次发动进攻，“河北郡县尽拔”，从河北到山东，只有中都等十一城尚为金朝保有。贞祐二年（1214年），金朝遣使求和，蒙古军勒索大批金帛、童男女和马匹，于四月间由居庸关退出。五月，金宣宗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以皇太子留守中都。这次迁都实际上是十分狼狈的逃窜，随着统治者的出走，中都的许多居民也仓皇逃散，流离失所。“卷地狂风吹塞沙”，元初大剧作家关汉卿的作品《闺怨佳人拜月亭》，便是以这次迁都为背景，描述了广大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情况。成吉思汗听到了金朝南迁的消息，十分恼怒，认为金朝并不是真正想要议和，只是一种缓兵之计。于是又发动了对金的战争。
蒙古军这次的出征路线分两路。一路以木华黎为统帅，征辽东：一路以三合拔都和契丹人石抹明安等为统帅，引兵南进。在金朝政府南迁途中，主要由契丹族组成的糺军叛变，投降了南进的蒙古军。糺军熟悉河北地理，就为蒙古军作先锋，夺取了河北许多地方。金皇太子闻讯，连忙南逃，留下丞相完颜承晖、尚书左丞抹撚尽忠等守卫中都。贞祐三年（1215年）正月，蒙古军取通州，逼近中都。中都金军将领右副元帅蒲察七斤出降。“七斤既降，城中无有固志”，而且城中粮食来源完全断绝，“人相食”①（《元史》卷一五三，《王檝传》。《金史》卷一〇一，《承晖传》、《抹撚尽忠传》），处于绝境。金朝两次派兵来援，都在中途被击溃。四月，蒙古军“攻万宁宫，克之”。兵临中都城下。五月初，完颜承晖自杀，抹撚尽忠开通玄门逃跑，“城中官属父老缁素，开门请降”②（《元史》卷一五〇，《石抹明安传》）。中都自此归于大蒙古国统治之下，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大安三年（1211年），就在蒙古军大举进攻前夕，中都曾发生大火，“延烧万余家，火五日不绝”，城市受到很大破坏。在蒙古军攻取中都过程中，城市进一步遭到破坏，“雄丽为古今之冠”③（《大金国志》卷二三，《东海郡侯纪下》。）的中都宫殿，有不少在围城中因缺乏柴薪，陆续被拆除，但还保留下了一部分。总的来说，中都城已相当残破了。
大蒙古国的著名政治家耶律楚材，原来是完颜承晖属下的一名官员。他当时也在被围的中都城中，亲身经历了这一历史事件。后来，他在一首诗中简要地叙述了中都城陷落的经过：
天子潜巡狩，宗臣严守陴。
山西尽荆枳，河朔半豺狸。
食尽谋安出，兵羸力不支。
长围重数匝，久困再周期。
太液生秋草，姑苏游野麋。
忠臣全节死，余众入降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