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标和他的心内科团队
Δ引子
“我这辈子没有愧对一个病人，惟一愧对的是我的家人”。这个既无愧又有愧的男人叫徐标，是个医生，准确地说是个擅长介入手术治“心”的医生。他现任南京市鼓楼医院心脏科主任。
按照老百姓的说法“救人一命胜造七级佛陀”。南京鼓楼医院外宣办刘宁春女士说，徐标亲自上台的心脏介入手术已有8000多例，救了如此之多的性命真不知该是几级佛陀了！
但是徐标的助手宋杰大夫最了解自己的主任，他认为，“无论手术的数量或质量都不足以让自己的主任有满足之想，手术在主任的心里不过是本职，应该的。”
44岁的徐标已经行医25年。2003年8月，他和他的南京市鼓楼医院心脏科承担了江苏省“心血管病规范化治疗”的课题。这恐怕是心血管病人都不会去关心的事情。但是，恰恰就是这个项目改变着病人，也改变着徐标。
“建立临床规范化诊治标准是一个国际趋势。目前国内医院里最缺的，或者说临床表现最差的就是缺乏治疗标准。”徐标课题组的王涟大夫说。
或许正是由于临床治疗随意性的无处不在，才生发出国内医院里种种说不清、扯不断的潜规则。
“规范化”势必触犯“潜规则”。徐标课题组做的工作就有那么一点针对自己人的挑衅。这项课题的任务是摸索出最佳的诊疗路径，实现经济可靠的疗效，目的是制定规范的操作守则和治疗标准。
如果按南京鼓楼医院一年接诊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200例计算，“规范化”之前死亡率在20-30%左右，“规范化”之后死亡率可以降到4%以下。这里失败比率大约是40-60比8。一组非常悬殊的数字。如果把这个比率推而广之，放在全国的层面，从高层医院到基层医院；从城市到农村，当有数以万计的急性心血管病人重新获得生还的可能。
这是徐标最盼望的，也是最值得他这么去做的。
江苏省一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有幸经历了徐标的全程规范化治疗，愈后他说“这是一支精锐的队伍，危急时刻没有哪一个人不是往前冲”。
一位专程到南京鼓楼医院接受体检的香港著名企业家看着徐标和他的年轻医生们，突然说出了半个世纪前一篇著名文章的题目——我再一次看到了“谁是最可爱的人！”
今年三月，江苏省知名度最高的《新华日报》曾以“用我们的健康去挽救病人的生命”为标题，报道了徐标课题组的医生们在强辐射下出现的身体毁损。这篇文章提示人们，关注一下徐标和他的医生们，在这项课题背后隐含着巨大的牺牲。
课题组王涟大夫的体会是：“真是很辛苦”。
徐标的感受：“只要我做主任，规范化这道防线一直会把住，再难也要挺下去，我不是已经挺到现在了吗？”
Δ背负
肩上扛着重负大步地跋涉，这是一部分人的人生经历写生。徐标就是这样。
徐标出生在泰州。19岁那年他从扬州医学院毕业，然后分配在姜堰市人民医院心脏内科做医生。一时间他和父母亲成了同一门下的同事，父亲干脆就是他的科室主任。
“从小就想做医生”。徐标说他们一家都与“医”相关。而且家里红旗飘飘，六个人，爸爸妈妈、哥哥嫂嫂、他和爱人都是共产党员。
在徐标孩童的一片天下，每年属于他的各种“第一”就像秋天必然飘落的树叶，平常极了，铺满了脚下，一直到大学他都是全校学分排名第一。在“第一”的包围之中终于有一天他用成年人的眼光看到“第一”的没用：“哎呀，那么多心肌梗死的病人，除了挂挂水（静脉注射），吃吃药，再没有其它办法了。死了的病人真不少，大概在三分之一以上。”
“那时我父亲有很多专业书，印象最深的是一套《主任军医进修教材》，上下两本，两寸厚。自从我捧起这套书之后，我的视野一下子打开了。比如书上说，放一个漂浮导管到肺动脉里面去，哦，就能测出病人心功能的情况……哎呀，真了不得，而我们还在用听诊器……”他发现自己的知识实在太有限了，“我要出去读书。”
从这时起徐标真正长大了，他学会了背负。1986年，他考取东南大学医学院的研究生，导师是心脏病专家陈达光教授。这是他第一次爬上了家乡的山顶，看到了山外有山。
1989年，徐标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东南大学中大医院心脏内科。毕业当年他就开始接触冠脉溶栓的治疗方法；1990年他做了经皮冠脉球囊扩张（PTCA）手术；1996年他开始做冠脉内支架植入……这些手术都曾经在江苏省被称为“首例”，这时候铺在他脚下的又是一片“第一”。
之后的七八年时间是一个相对平缓期。96年徐标做到东南大学中大医院的心脏内科副主任，这一年他34岁。也许30已去40将至是男人的“危机期”，徐标说，“动力总是从对自己的不满开始”。
具体地说这种不满是从PTCA手术开始。“我们临床上正式开展‘PTCA’技术是93年，当时很了不得了。但是没多久我发现，手术过的病人有相当一些又返回来了。这些病人血管的‘再狭窄’率在40%到50%，甚至还有些医院的统计数字报到60%。”显然，存在问题。
其实问题只属于能够看见它们的人。徐标是这样的人。“又比如96年以后我们逐渐开展了冠脉内支架植入技术，但是我无意间在书上看到，国外的冠脉介入治疗已经采用旋切、旋磨一类的方法。哎呀，我们呢……”
“基础研究方面我们也明显地滞后。我们还在做器官、组织的研究，人家已经进入分子研究、蛋白质研究、基因研究了……”日常中能看见问题的人本来就不多，看见问题能产生强烈不安的人就更少。类似的不安、不满让徐标无处逃避。他能感觉到一种莫名的羞辱搞得他心神不宁。
终于，以他当时的评判能力再带些偏激的想法，他认定自己的知识是落伍和粗陋的，而且这样的水平难于应对学科发展，更有愧于广大的病人。“我必须到国外去学习。”
徐标选择了英国。“我的英国导师叫Professor Ritter和ProfessorFerro。出国之前我们先是通过信件交往，我寄上自己发表的两篇论文，希望他能给我一个博士后的机会。导师的第一封回信说‘我要你’”。那是1996年。
于是徐标获得到英国King’s College读博士后的批准。King大学是全球著名的心血管病治疗与研究中心。“我工作的大学先后出了六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实际上，这次徐标把自己放到了培养科学巨人的圈子里。
学习期满了，Ritter教授的态度很明确：“你不能走”。
徐标理解“他们实在不希望我走。我和导师说，我们不妨合作申请科研项目，以后每年我留点时间到英国来，你们也留点时间到我们中国去。”导师认同了徐标的建议。
经过努力，徐标和导师如愿地申请到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基金”，项目费相当于人民币84万元，数目不大，但是英国每年给亚洲地区的资助项目只有一个。这时是1997年年底。此后到2001年6月间，徐标因为合作项目来来回回往返于中国和英国之间。
2001年的6月，徐标再度申请到出国进修临床专业的机会，依然是赴英国，这次是在南伦敦心脏中心做访问学者。
徐标说，“这家医院有七个导管室，七台机器，什么概念？一天的冠脉介入手术额定量是84台。去除一台机器做起搏器，其余的六台平均每天要做满14台手术。病人是纷纷从其他大医院送过来的。准备接受手术的病人资料事先被传输到这里，然后由专门的秘书安排。”这次学习对徐标的职业定位是触动性的，注定要改变他些什么，至少他的专业取向不再单一。
回国后，徐标果真是180度转弯，了断了二十年的国有身份，下海了。他选择了南通市一家据说是当时国内最大的私立医院“瑞慈医院”，他放下大夫不当，要学着做医院管理者。之后他便有了一年半的副院长经历。
时间到了2003年初，徐标又是一个180度的掉头，重新回归国有。他此次选择的单位是南京市鼓楼医院。按照他的说法“看中的是这家百年医院的品牌和名气。”事到如今，他庆幸“不到鼓楼医院不知道它的平台有多大”。
当时鼓楼医院的丁义涛院长说了这么一段话：“徐标在私立医院，人家是给了别墅、轿车的，我们没有承诺给他个人任何特殊的经济待遇，我们能给的是让人才充分施展才华的舞台……”
这位睿智的管理者凭借着“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人才策略，最终没有让徐标落空。不客气地说，省重点攻关项目“心血管病规范化治疗”的课题能落到徐标囊中，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站在鼓楼医院的舞台上。
“现在不是一个人了，是一个团队的发展。我感到这么多年过来自己肩上从来没有轻过。”当然徐标清楚，往后的担子只有越来越重。鼓楼医院马上要扩建，到时候心脏科将是一个很大的心脏中心，病床按照设计规模将是150张，还有研究所、研究中心和与之相适应的专业队伍……
Δ“疯狂”
徐标初到英国时搞过不少“出格”的事。他迷上了实验，全然没把当地早九点、晚五点上下班的规定认真对待过，一任自己的习惯行事。按照他的思维方式，超时工作也好，什么时间工作也好完全是个人的事情。可是同科室的“老外”们很受不了，无法解释这个中国的医生为什么偏偏挑在夜间工作，而且不能容忍他居然没有一点时间概念。
就为这事还不断闹出小误会。徐标说，“刚到那会，我一天十几个小时不离开实验室，一般要忙到晚上十点多钟，结果几天之后，实验室大楼的管理人员终于讲话了：哟，为什么有一个办公室总是忘记关灯呢？这次误会之后，大家都说我有点‘silly’（呆）。”
他还说到，国外实验室周六、周日工作是要提交申请的，获得批准后才能使用。他初来乍到的哪儿懂这些，自己一钻到课题里面，干脆连周末也泡在实验室里。结果这一次的“违规”动静大了，一位很严肃的保安人员诧异地看着他说，你的机器怎么还在运转？你不知道今天是休息吗？谁批准你工作的？
几次下来，英国的同行们很友好地叫徐标“Crazy”，意思是你已经疯狂了。导师Ferro用手指顶着他的脑袋说：你怎么不知道休息？你的身体怎么会这么强壮？徐标心想，这点工作算什么呢，不过在机器旁等等数据而已。
徐标印象最深的是实验室的一位动物解剖员，他说“刚到那会儿，我没有动物解剖执照。英国一年只有一次执照考试机会。没办法，我的解剖必须请由一位技术员代为完成。我一般八点钟就到了实验室，但是那位技术员一定是踩着上班的九点钟才到。到了以后他还要先喝一杯咖啡，然后坐下来休息一会，聊聊天。大概要到十点多钟了，他才慢慢腾腾挪动着吃力的身体去取组织，然后又慢慢腾腾地摇过来……别说了，我坐在一旁等得急死了。终于有一天，他一脸奇怪地看着我：标，你把你的课题完成了就能拿到你的那份工资了，你干吗老是那么急，那么Crazy呢？我说，我除了这个课题下面还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呢。他不慌不忙地说，那我们不是还有明年、后年、大后年吗？”
后来，徐标考取了解剖动物的证书，他可以自己处置动物了，再不必为别人的按部就班来承受痛苦的“折磨”。如果说过去一天最多只能做一例实验，那么现在他每天早早地动手解剖，一天下来可以完成两例，速度成倍地加快了。
在英国期间“呆”也好，“疯狂”也好，徐标自认为如鱼得水，收获特别大。
这一期间，徐标改良了传统的蛋白质纯化方法，他的改良使人们提取所需的蛋白质时，开始变得方便、准确了。这是一项很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成果。之后大家送给了他一个新的称号“蛋白质纯化king（王）”。导师Ritter教授破例地承认：“我自信有一个聪明的大脑，而你，标，除了大脑聪明，还有一双灵巧的手。”
此间，徐标重点进行的是“糖尿病血管并发症”的研究。研究论文1998年在剑桥大学召开的世界生理学年会上交流，同时还在《FASEB J》生物医学期刊上刊出。这是一个很著名的杂志，影响因子九个点。他的另一篇论文发表在了美国的《循环研究》杂志上。
徐标学业完成以后，获得了这所大学最高荣誉。那是一幅医院600年前的写真画。画的背后有从校长到科主任到导师所有人的签字，签字都是即时亲笔书写。“我是获得此殊荣的惟一华人，也是惟一的亚洲人。”徐标说。
其实，徐标的“疯狂”不是到了英国才有。
在姜堰市人民医院的那会儿，徐标说“我父亲三橱柜的书都让我看完了”。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外一些新版的专业书只有在大城市才零星可以买到。“为了买书我都是往南京跑。那段时间一到休息日我就坐上长途汽车奔南京去。那会儿的外文书店在新街口，在书店泡一天，看一天书，然后买书。我每个月50多块钱的工资，总得有三分之一买书了。”
读研究生期间，徐标的第一篇论文“高血压中枢神经的发病机制的研究”，发表在了《中国药理学报》（英文版）上。《中国药理学报》是当时国内仅有的两份英文版医学杂志之一。
若干年后，徐标在总结自己人生时用了这样的表述，“东南大学三年，我的人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或者说我做学问的态度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导师陈达光教授教会了他严谨和认真。徐标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老师跑来了，他悄悄站在你背后看着你做研究。老师这样事必躬亲的态度让他非常感激。现在他也学着老师的样子，悄悄跑到学生背后，一定要亲眼看着他们做。比如做蛋白质杂交的时候，他要看荧光屏下杂交带的处理过程。他不希望仅仅听到“表达增加了，表达降低了”这样似是而非的表述。他说“我的老师当初就是这样，他不看论文，就看数据，而且他要直接的数据，不要那些摘自哪哪儿的数据。”徐标今生今世改不了了，“做研究不可以带一点虚浮。”
他说，科研是这样，临床也是一样。“我是从基层医院摸爬滚打起来的。在基层我曾经做了3000多个腰穿。有一年我们那里流行乙型脑炎，病人要抽脑脊液，一天的腰穿要做几十个……”他说自己什么病都看过，什么抢救都经历过，什么手术都做过，是这样慢慢走过来的。“医生的底子就像金字塔那样，底座要厚重坚实”。
“医学就是科学，是为病人服务的，你不经过千锤百炼，你不严谨认真是很容易犯错误的。一点疏忽都可能造成病人终生的损害。”这其实就是徐标从教学到科研到临床一贯遵循的法则。
Δ坚守
“心血管病规范化治疗”项目的道德基准是严肃、真实，没有这个基本底线的人是不能担当制定标准的事情的。徐标不喜欢那种浮在半空中、自认为“顶天立地”的人，他认为这种人也不会喜欢做这样的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