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自己神经所能忍受限度。改造我，唯有三姐还在和我一起方有希望。欲致我疯狂到毁灭，方法简单，鼓励她离开我。
（1949年9月8日沈从文给丁玲的信）
1950年，一直在批判中饱受折磨的沈从文，生活中出现了一丝转机。组织上出于改造思想和帮助进步的目的，让他进入华北大学进修学习。他也确实得到了改造——他试图重新提笔创作，写一些革命小说，却是江郎才尽，笔下的文字再也不复往日神采。他手中的马良神笔，已经失去了魔力。
他是一个赤子，他从原始神秘的湘西走来，灵性的山水映照着他的心魂，他一派纯真地咏叹自然之神，歌颂大地和爱情，构筑原生态的精神宫宇。他的世界没有政治倾轧，只有自然野性和纯朴诗意。他笔下流淌的文字如山涧，如月辉，如笛音，是不经修饰的天籁。他曾经如此虔诚地热爱写作，即便他后来彻底放弃了这个梦想，他仍是现代作家中最勤勉、成书最多的一位。
“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他如此感喟着，他以为他的历史已经翻了页。孰料他的文字将会作为某种精神的遗存，成为全世界读者共有的文化财富。
他正式放下了写作，转而从事文物研究。上苍到底是公平的，关闭了一扇门，便向他敞开另一扇门。他潜心研究，几十年间著述颇丰，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学者和文物研究专家。也许他觉得，他只有在抚摸一只陶罐、一片绢帛时，才能让心绪宁静，才能从那些密致的纹路中顺着时光的丛林，找到久远的故乡。
后来，他侥幸躲过了“反右”，却在“文化大革命”来袭时，又一次成为批斗对象，被罚去打扫天安门边的女厕所。此时，他已经是年近七十的老人，每天“像摩挲一件青铜器那样摩挲每座马桶”。
1969年9月，张兆和在接受调查排除了地主成分后，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三个月后，沈从文也得到指令，将下放湖北。临行前，他在小而乱的房间整理杂物，二姐允和恰来看望，于是便有了《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中那个心酸动人的瞬间。
“莫走，二姐，你看！”
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像哭又像笑地对允和说：“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脸上羞涩而温柔。
允和说：“我能看看吗？”
他把信放下来，又像给又像不给，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又把信塞在口袋里，手抓紧了再也舍不得拿出来。
他喃喃自语：“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信。”接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
这一刻，让人动容。彼时他心底涌起的是怎样的温柔和感慨，那些疼痛华美的青春年少，那些甜蜜忧伤的深情岁月，还有三三黑牡丹一样美丽娇俏的容颜……穿花叠影般在他眼前映现，却是流年中闪光的水滴，抓不住，一颗一颗，都流逝了。
下放到湖北，他却被安排在离兆和数十里之遥的双溪，看果园种蔬菜。营养不良加上年事已高，两人分处两地，却都是疾病缠身。无法相互照应，只能托书信叮咛。
自从他们相识，便是鸾笺长伴，鱼书不离，有书信的日子，是他们精神世界最富有的光阴。那时年少，满纸皆是迷乱深情；到了暮年白头，只有苦口婆心的叮咛、叮咛，诉不尽的叮咛之声。
1972年，病中的沈从文致信周恩来总理，希望回京治疗，并期盼用所剩不多的时光，完成他未竟的文物研究工作。得到总理的批复后，这年2月，71岁的老人终于回到了北京。
然而，回京后，这对暮年夫妇却有了隔阂。住处成了问题。多方协商未果，沈从文只能拖着衰老的病体，在窄小拥挤的屋子里整理著述，拼命工作。面对这缺乏秩序、烦闷混乱的生活，张兆和无法再像往日一般平和包容。为了缓和矛盾，也为能静心工作，沈从文从羊宜宾胡同搬到了东堂子胡同，一对老年夫妇，开始了分居生活。
直到1980年，沈从文所在的社科院分给他一套三十多平米的宿舍，才结束了老夫妻鹊桥相会的日子。
生活开始渐入佳境，他早期的文学作品也重回大众视野，尤其在海外影响日增。这年10月，应美国文学艺术界的邀请，在张兆和的陪伴下，沈从文在美国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访问讲学。这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他们住在四妹充和家中，每日讲学会友，闲聊叙旧。晚岁，忽然变得从未有过的明快悠闲。
1982年5月，在黄永玉的建议下，沈从文回了一趟老家，回到了无数次在梦里幻里呼喊过的凤凰小城。俯视众生的神啊，是如此慈悲，在人生最后的旅程，他让赤子还乡，偿还这一生刻骨铭心的想念。古朴灵秀的湘西，豆绿的沱江和沅水，他祖先流血流汗的故乡，多少次，他顺着自己的笔墨，跟随“翠翠”、“柏子”和“夭夭”，回到这座山水古城，去返一返乡，去还一还魂。
只是，物换星移，故乡已不复旧颜色。他一点一点找寻着儿时印象，那飞来堂前的春燕，那被露珠濡湿的青石板，那门前的青山和绿树，依稀是年少相识，却又恍惚是它们的子孙，迎面相逢，难辨痕迹。他是真的老了。人间所事堪惆怅，莫向横塘问旧游。
后来，他终于在古调傩戏中，释放了他郁结已久的乡愁。
一天下午，城里十几位熟人带着锣鼓上院子唱“高腔”和“傩堂”。
头一句记得是“李三娘”，唢呐一响，从文表叔交着腿，双手置膝静穆起来。
“……不信……芳……春……厌、老、人……”
听到这里，他和另外几位朋友都哭了。眼镜里流满泪水，又滴在手背上。他仍然一动不动。
（黄永玉《这些忧郁的碎屑——回忆沈从文表叔》）
他哭得很动情，一生，就这样要走完了。他是一个有着烟绪愁怀的多情人，也是一个视功名利禄如尘土的简淡人。此生只有故土能让他魂牵梦萦，只有三三能让他倾心难离，他深爱他们。他所有的激情皆因他们而起，他笔下纯朴美丽的世界都是他们的化身。
从湘西回来不久，他便患了脑血栓，张兆和没日没夜守在他身边，当他的手和笔，做最贴心尽职的护工。渐渐地，他已意识不清，有时清醒有时模糊。儿子虎雏将他早年写的文章拿给他看，他已不记得是自己的，轻声笑着说：“写得好呐。”表侄黄永玉得到一块他十九岁那年写的碑文拓片，拿来给他看，他注视了好一会儿，静静地哭了。然而无论何时，他也不会错认了张兆和，一刻不见了她，便要一声一声地唤，等她飞快地回到他身旁，他才能安下心。
但他已等不及他的三三，他只能先她一步回到自然之神的身边。1988年5月10日晚8点，这位被传奇书写、也书写了传奇的湘西赤子，带着无法割舍的眷恋，像熟睡一般，安静地离开了人世。
在他的告别仪式上，张兆和出奇地冷静，她对哭泣的亲友说：“不哭，他不喜欢人哭。”没有人比她更懂她的二哥。
就在这一年5月，瑞典文学院的例行会议上，经汉学家马悦然的力荐，已初步将沈从文推选为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人。然而不久，马悦然惊讶地得知沈从文去世的消息。他打电话询问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沈从文先生到底是活着还是去世了？”对方却反问：“沈从文是谁？！”让人无语而崩溃。
许多年后，马悦然惋惜地告诉记者：“要是沈从文那个时候还活着，活到10月份就肯定会得奖。他的去世对我来说是最遗憾的事情。”
对年近八十的张兆和来说，二哥的离世，也一定是最遗憾的事吧？不，她不遗憾。人生自古谁无死，他只是先走一步而已。她只是哀痛，这痛沉在心底，却依然平静。她是个坚强的老太太，她比任何时候都更知道，她的余生，将为他而活。她迟走一步，就是要留下来，为他一生的轨迹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她用所剩不多的时间收集他的旧文，整理与他们有关的书信，编订出版他大量的著作。
她曾是《人民文学》的编辑，为无数作者看稿编稿；她也是著述有成的作家，只是为了沈二哥，她甘愿敛去光芒，躲在他身后做他的支撑，只留下模糊的背影。现在，轮到她编著爱人的文章了，她整日穿行在他的字里行间，嗅到了青葱年华的忧愁与芬芳。她仿佛又活到了从前，又回到了年少时，他给她写第一封情书，为她哭泣，为她憔悴，在回湘西的小舟上对着沅水，深情地呼唤她。
他为她写这样的情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也为她写这样的情话：望着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那时，他们多年轻啊。那明净的额头，清澈的眼眸，满把的青春，醉人的爱情……可是这一切，飞快地，走到了终点。
她终于倾注全部心血，为他织了一领华裘，作为送给他最后的礼物。1996年2月，《从文家书》在上海出版；2002年12月，32卷本《沈从文全集》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她心愿已了，可以追寻二哥而去了。2003年2月16日，一代闺秀张兆和，溘然长逝。
2007年5月，她的骨灰迁葬于湘西凤凰听涛山，那里，躺着她的亲人沈二哥。她陪着他，回到了血泪相依的家乡。
沈从文的墓碑是一块天然五彩石，墓碑正面是他自己的手书：“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是张家四妹充和拟就的碑文：“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是对他一生最妥帖的总结。
沱江和沅水，一如往日长流不息。美丽的凤凰小城，如慈祥宽厚的母亲，敞开怀抱接纳了她远行倦归的孩子。听涛山下，长眠着一世眷侣，他们在风里的私语，是他多年前就写过的预言：
“应当还有一个世界让我们去生存，我们远远的走，向日头出处远远的走。”
“你不要牛，不要马，不要果园，不要田土，不要狐皮褂子同虎皮坐褥吗？”
“有了你我什么也不要了。你是一切：是光，是热，是泉水，是果子，是宇宙的万有。为了同你接近，我应当同这个世界离开……”
写他的情事，很是纠结。
人生百年，不过是马蹄得得后，一场尘起，一场烟灭。谁还记得谁曾在月下低吟，谁还记得谁——曾经为了谁，拈香独语的悲凄。逝水无情，都是宿命。
他却不同。他的一生全是密集的鼓点，每一声响，都是潮起。
一个浪漫多情、玉树临风的诗人，一个牵系着三个女人情感的男主角，一个向往飞翔最终在飞翔中殒命的追梦人——说他为诗而活，毋宁说他为爱而活。
他说：“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一片。”他痴顽起来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又像一缕初生的阳光，纯真得让人心疼。
我一厢情愿地以为，如果他只与张幼仪相伴终生，只将林徽因视作红颜知己，而陆小曼，根本不曾在他生命中出现……百年后归于沉寂，他也许远非现在意义上的徐志摩，但至少，他的一生，会从容许多。
黑白相片上的三个女子，温婉或矜持，已是前生旧影。她们每一个的气韵风情，都在眉眼间，凝成了心曲。平心而论，我更爱张幼仪的痴憨，和林徽因的淡定优雅。陆小曼的顾盼娇媚，不入我心，却入了诗人的心。
他的每一段情爱都是传奇，到头来，却只剩怅惘的叹息。他不爱的女人，为他生儿育女；他思慕的女人，聪慧地选择了退避；而他倾心热恋的女人，却让他在窘迫失望中疲于奔命。
生命的最后时分，他在上海与陆小曼吵完架，到云裳公司见了张幼仪，然后坐免费飞机赶赴林徽因在北京的讲演。似乎一切早已注定，为爱生为情死，情生情灭，都绕不开他生命中的三个女人。
他从曾经热恋的女人身边逃离，奔赴他思慕着的女人——也许再往后，将是一个故事的终结，和另一个故事的开始。但他此生的剧情，已戛然而止。在济南党家庄上空，随着一声巨响，他带着遗憾，飞离了人间。
也许一切兜兜转转，不过是注定的游戏。像是预言，他在《想飞》中曾写：“人们原来都是会飞的。天使们有翅膀，会飞，我们初来时也有翅膀，会飞。我们最初来就是飞了来的，有的做完了事还是飞了去，他们是可羡慕的。”
佛说：缘起即灭，缘生已空。他像一片云，偶尔投影在潋滟的波心，转瞬，又消灭了踪影。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