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师铎先生几乎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他自己也认为这样做“离经叛道，迹近荒谬”（《传统文学与类书之关係》，25页。）。不过方先生並不孤独，还是有学者响应他。2001年夏天，华中师大夏南强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类书通论：论类书的性质、起源、发展、演变和影响》承续了方先生的观点。他也把总集归入类书，並正式提出“类文类书”这一概念以代替总集。夏先生的类书范围可能比方先生还大，因为他把《四库全书总目》都已经分离出去的《通典》、《文献通考》等政书命名为“类事类书”，重新归入类书，把《崇文总目》等目录著作古老的做法重新拾了起来。夏先生的类书范围可能比张涤华、胡道静诸先生呼唤要减肥的古典目录的类书范围也还要大，因为在古典目录里总集是不被列入类书的。夏先生的类书范围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最大的一个。他没有像一般学者那样在《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稿·类书之部》中减去些什么，相反他增加了一个很大的新的类书类型——类文类书（总集）。
三、跨学科视野下的类书研究
今人的视野比古人广阔，现代的类书研究不再局限于类书的体式、编纂等传统类书研究的范围，也不局限于明清以後学者们所开辟的用类书校勘、辑佚古籍的路子。许多现代学者把类书研究和文学、教育、哲学等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使类书研究更为开放，更有活力。这部分拟以闻一多、葛兆光两先生的类书研究为例，说明视野的变化给类书研究所带来的新面貌。
闻一多《类书与诗》这篇论文的创新性，我们借用傅璇琮《〈唐诗杂论〉导读》中的两句话来概括：“在这之前，有谁论述初唐诗，会把它与六朝及唐初的学术风气相联繫，有谁会想到唐代前期，大量编修类书是出于一种文学风格的需要。”（《唐诗杂论》导读，13页。）傅先生还说，这篇论文体现了闻一多“那特有的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唐诗杂论》导读，12页。）方法，这是从宏观上讲。闻先生对自己研究过程中所用方法的具体描述是：“拿文学和类书排在一起打量”（《唐诗杂论》，2页。）。
闻先生“拿文学和类书排在一起打量”後的结论是初唐虞世南、李百药一干“类书家”，在唐太宗的支持下，製造和影响了一大批“类书式的诗”。闻先生把这种类书式的诗的生产过程与类书体例的演变联繫在一起考察，他说：
假如选出五种书，把它们排成下面这样的次第：
《文选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初唐某家的诗集。我们便可看出一首初唐诗在构成程序中的几个阶段。劈头是“书簏”，收尾是一首唐初五十年间的诗，中间是从较散漫、较零星的“事”，逐渐的整齐化与分化。五种书同是“事”（文家称词藻）的徵集与排比，同是一种机械的工作，其间只有工作精粗的程度差别，没有性质的悬殊。这裏《初学记》虽是开元间的产物，但实足以代表较早的一个时期的态度。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这部书的体裁，看来最有趣。每一项题目下，最初是“叙事”，其次“事对”，最後便是成篇的诗赋或文。其实这三项中减去“事对”，就等于《艺文类聚》，再减去诗赋文便等于《北堂书钞》。所以我们由《书钞》看到《初学记》，便看出了一部类书的进化史，而在这类书的进化中，一首初唐诗的构成程序也就完全暴露出来了。你想，一首诗做到有了“事对”的程度，岂不是已经成功了一半吗？餘剩的工作，无非是将“事对”装潢成五个字一幅的更完整的对联，拼上韻脚，再安上一头一尾罢了（五言律是当时最风行的体裁，在这裏，我没有把调平仄算进去，因当时的诗，平仄多半是不调的）。这样看来，若说唐初五十年间的类书是较粗糙的诗，他们的诗是较精密的类书，许不算强词夺理吧？
闻先生能从唐代类书体例的演变中破解出丰富的文学史信息，给予後人很多启示，这自然是因为他较之前人视野更广阔，采取了一种跨学科的“历史文化综合研究”的方法。
在闻一多先生那裏，类书被读出了文学史意味，而在撰写《中国思想史》的葛兆光先生处，类书就被读出了思想史意味。以类书作为描述思想史的资源，正像葛先生将曆书、地图等很边缘的材料纳入思想史的视野一样，是史学观念的转变带来的视界的拓展。
类书的分类体系是人们头脑中知识体系的反映，而这种体系是一种秩序，是有等级的，是当时人思想观念的反映，因而透过类书的分类体系可以瞥见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几乎已是常识。因此虽然葛先生也在其大著中利用过《艺文类聚》的分类体系来描述“七世纪中国知识与思想世界的轮廓”（《中国思想史》第一卷，455页。），但在这裏我们要举另外的例子来说明葛先生类书研究的过人之处。他在其《思想史》第二卷第一编第一节“盛世的平庸：八世纪上半叶的知识与思想状况”中有这样一段话：
首先，知识在这个时代逐渐教条与简化。历史似乎有这样的惯例，大凡主流知识与思想在权力的支持下成了垄断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作考试的内容、升迁的依据，並与个人的利益直接发生关係时，这种知识与思想会很快成一些教条，並很快的简略化成一种供人复述与背诵的内容。同时，传递与复製这种僵硬而且教条的知识或思想的简略化文本，也会很快随着教育、考试与社会交际的需要而大量被传抄、背诵（《中国思想史》第二卷，13～14页。）。
“这个时代”即“八世纪上半叶”，正是开元盛世。“传递与复製这种僵硬而且教条的知识或思想的简略化文本”，从下文葛先生的举例论述来看，类书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简略化文本”。按照葛先生的观点，类书之所以在当时繁荣，从根本上讲，是因为知识在与权力相结合成为一种“垄断性的政治意识形态”後，必然会被简略化、教条化（比如博大的儒家思想被提炼成谁都可以铭记、操作意味很强烈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而类书正是这种简略化、教条化的物质实现。在权力支持下的教育、考试制度是帮助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简化成供人们背诵的教条的左右手，自然也是推动类书繁荣的左右手。
葛先生不仅揭示了类书繁荣的深层原因，而且将类书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较之从前对类书性质的认识（一种分类摘抄的资料彙编）要深刻得多。
闻先生与葛先生的类书研究是与他们各自的文学史、思想史研究联繫在一起的，他们的类书研究都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要突破传统类书研究所设的文献学藩篱，使类书研究在新的时代获得新的活力，获得更多关注，闻、葛两位先生开闢的道路给予了我们启示。
§§§第四节唐代类书研究综述
我国第一部类书《皇览》产生于曹魏，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类书编纂史上第一个繁荣期，可是这一时期的类书都失传了。较完整地流传到现在的古类书，当以唐代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居首，其次是徐坚的《初学记》。唐代类书完整地流传到现在的虽然不多，但这些流传下来的唐代类书和那些从敦煌发掘出来的唐代类书残卷，还是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信息，刺激我们利用这些信息去勾勒我国早期类书的面貌。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关于唐代类书的研究成果，主要来自一些通论类书的著作。在20世纪40年代张涤华先生的《类书流别》出版之後，研究类书的专著又陆续出了一些，比如胡道静先生的《中国古代的类书》，刘叶秋先生的《类书简说》，戚志芬先生的《中国古代的类书、政书和丛书》。华中师大夏南强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做的也是类书研究，其论文题目是《类书通论：论类书的性质、起源、发展、演变和影响》。这些著作都属于通论性质，由于自身体例限制，概述多而个别研究少。它们对唐代类书的描述主要限于对唐代几部重要类书，比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六帖》等的介绍。
关于唐代类书的专门研究前人所做的工作比较薄弱。相关度高而分量又最重的著作要属台湾学者王三庆的《敦煌类书》。此书分上下两巨册，包括研究篇、录文篇、校笺篇、索引篇以及图版篇五部分。共收集敦煌类书一百一十三个卷号，分为六种体裁、四十三种。研究篇对敦煌类书的现状、价值及流传演变等进行系统的研究；录文和校笺篇对四十三种类书进行录校；索引篇包括人名索引、篇名索引及辞条索引三部分；图版篇将四十三种类书按校笺的顺序排列，全部影印刊出（参见《敦煌学大辞典》，872页。）。王先生旨趣是在做好资料彙编的基础上，再做一些限于传统文献学范围内的研究，对以往有关敦煌类书的研究做一个集大成，为敦煌类书研究的後来者铺路。敦煌类书主要是唐代类书，还有少量年代不明的可能产生于唐代以前的古类书和一些五代时的类书。敦煌类书也不能涵盖所有唐代类书。因而王先生的著作虽然是研究唐代类书的一部非常重要的参考书，但並不是一部研究唐代类书的专著。
与唐代类书研究有关的敦煌学研究中，还有一本著作值得关注，这就是台湾学者郑阿财、朱凤玉两位先生合著的《敦煌蒙书研究》。我们知道敦煌类书中有不少小型的既是蒙书又是类书的著作。两位先生对这些蒙书体制的描述也是我们讨论唐代类书时的重要参考。
也有一些单篇论文研讨唐代类书，比如崔文印先生的《隋唐时期的类书》（《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4期。）、刘正平先生的《隋唐五代韻书、类书、总集的编纂与文化建设》（《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01年3期。）、李海祁先生的《唐代类书中的目录学方法》（《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1年第4期。）、力之先生的《〈艺文类聚〉杂志》（《广西师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10月。）。这些论文有的是介绍唐代的某一部类书或某一些类书，有的是探讨唐代类书繁荣的社会原因，有的是与类书相关但不限于类书的综合考察。从总体上讲，这些论文常识性的概述多了些，富有启发性和开拓性的研究少了些。另外，相对于那些对类书的方方面面进行通论或概论的论文，对唐代类书作断代研究或者专书研究的论文，数量上也嫌少了些。
关于类书与唐代文学的关係，前人的研究就更要薄弱一些。闻一多先生在《类书与诗》一文中，对类书怎样影响诗歌创作进行了富于启示意义的论述，並提出了一个概念“类书式的诗”。闻先生的论述大致限定在初唐诗的范围内，虞世南、李百药被闻先生当作製造“类书式的诗”的代表提出来。事实上，类书对唐诗的影响并不限于初唐，类书对唐代文学的影响也不限于唐诗。闻一多先生的这篇名文被称引得多，却不见有人沿着闻先生开闢出的道路继续前进，“类书与骈文”、“类书与唐传奇”、“类书与中唐诗”、“类书与晚唐诗”，这些题目并不见有人来作。
最雄心勃勃要继承闻先生遗志、研究类书对文学的影响的学者要数台湾的方师铎。方先生1971年出了本专著《传统文学与类书之关係》。此书从“玮字”、“类文”、“隶事”、“类事”、“类韻”等几个方面来探讨类书与文学的相互影响，主要是类书对文学的影响。或者因为作者的个人旨趣，此书就历代对文学活动发生过重要影响的一些类书的体例、内容，讨论得很细密，对类书怎样具体地影响到作家创作，则描述稍嫌笼统。另外，方先生同闻一多先生一样着重类书对文学创作的消极影响，而类书对文学活动的积极意义则关注不够。另外方先生所持的类书观念太宽泛，一些一般认为是总集的著作，如《文选》，也被他划入类书的范围。
方先生的专著之外，讨论类书与唐代文学的单篇论文少之又少。像贾晋华《隋唐五代类书与诗歌》、唐雯《〈艺文类聚〉、〈初学记〉与唐初文学观念》这样的论文难得一遇。
如果我们在这裏说：无论从类书发展史的角度，还是从类书与文学活动之关係的角度，唐代类书的研究都还有许多工作可做，恐怕并不过分。笔者就是基于这种认识，拟从这两个角度对唐代类书作一些研讨。
我们的研究方法是先清理唐代到底产生了哪些类书，然後分析唐代类书在编纂上的特徵，从而判定唐代类书在我国的类书发展史上的地位，最後选取官人文学、题材惯例等几个侧面，集中讨论类书与唐代文学的关係。
在本绪论裏，我们花了大量篇幅讨论古、今学者关于类书范围的争论。在本绪论的最末，在我们展开对唐代类书的研讨之前，我们也不得不就“类书的范围”这一问题表达一下我们的意见，交待本书所谓“唐代类书”的范围。
类书是一个历史范畴。公认的我国第一部类书《皇览》产生于曹魏，“类书”这一概念产生于宋初，而到了20世纪初，随着百科全书等现代工具书、资料彙编的出现，传统意义上的类书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类书作为一个历史存在，其范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一点在历代目录著作中表现得很清楚。
现代的类书研究者一般主张把类书的范围划得窄一些，使类书显得特点更突出，以方便研究。刘叶秋先生就说过：“对类书的划界，宁窄勿宽；对类书的去取，宁严勿滥。这样，可使类书的概念明确，特点显著，以免把其他著述和类书杂糅在一起。”以张涤华、刘叶秋等学者为代表的“瘦身派”体现了现代类书研究的普遍趋势。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唐代类书，而不是宋代、明代或者清代的类书。史志上所著录的宋以後的类书很多都流传到了现今，用更明确的类书概念作为标尺，去对它们进行鉴别，筛选哪些是类书，哪些是非类书，这个工作並不难。但这种瘦身工作对唐代类书研究却不适用。根据史志，产生于唐代的类书有上百种，然而流传到现今的唐代类书却不多。绝大多数唐代类书，在今天没有其他任何痕迹，祇剩下在史志中的一个书名。仅仅根据书名，我们没办法判定它们是否属于类书。因而先为类书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把类书的范围界定清楚，然後再进行研讨的模式並不适用于唐代类书研究。
鉴于唐代类书研究的特殊性，在界定类书范围时，我们主要借鉴邓嗣禹等编《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稿·类书之部》的方法，把类书作为一个历史存在，依据同时或稍後的目录著作确定该时代的类书范围。也就是说，本书将主要依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遂初堂书目》、《唐会要》、《通志》、《文献通考》、《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等宋、元以前的相关著作来确定唐代类书的范围。被这些著作著录为唐代类书的，我们一般都将其划归唐代类书，不再作另外的考辨。
另外我们还将折衷《四库全书总目》的意见，把杜佑《通典》等政书从唐代类书中划分出去；折衷张涤华、刘叶秋等现代学者的意见，把林宝《元和姓纂》、陆龟蒙《小名录》等姓氏书从唐代类书中划分出去。
以上便是本书将要研讨的唐代类书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