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虫蒙记忆，烹鲤问沉绵。”不说作赋，而说“雕虫”，不说寄书，而说“烹鲤”，不说疾病，而云“沉绵”。“颂椒添讽味，禁火卜欢娱。”不说岁节，但云“颂椒”，不说“寒食”，但云“禁火”：亦文章之妙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二，80页。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童蒙训》，见不到吕本中这段话，《苕溪渔隐丛话》的编者胡仔可能根据的是其他版本的《童蒙训》。《四库全书总目》之《童蒙训》提要曰：“考朱子答吕祖谦书，有‘舍人丈所著《童蒙训》极论诗文必以苏、黄法’之语，此本无之。其他书所引论诗诸说，亦皆不见于书内。故何焯跋疑其但节录要语而成，已非原本。然删削旧文，不过简其精华，除其枝蔓。何以近语录者全存，近诗话者全汰？以意推求，殆洛蜀之党既分，传是书者轻词章而重道学，不欲以眉山绪论错杂其间，遂刊除其论文之语，定为此本欤？”）。
陆游《老学庵笔记》也说：
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曆後，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时，士子至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老学庵笔记》，100页。）
沈义父、吕本中津津乐道的“炼句下语”的“文章之妙”，就是这种简单的语词转换。他们以为将习以为常的口头语（如“疾病”、“月”等）用生疏的书面语、古汉语（如“沉绵”、“望舒”等）改头换面了，就可以营造出必要的审美距离，从而迫使读者从日常状态中游离出来，以审美的态度观照他们的作品。很明显，《初学记》一类的类书，最能满足沈义父、吕本中等人这种对诗艺别有会心的需求。
持沈义父等人这种诗学观的文士在当时应该大有人在，以至于类书编纂者们改良类书体式以满足这种需求。《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存目《增修诗学集成押韻渊海》提要云：
元·严毅撰。……其书体例与《韻府群玉》相近，而更简略。每字之下首列活套，次体字。“体字”者，如“东”字下列“青位、震方”四字，“童”字列“儿曹”二字，即宋人所谓“换字”也。
这裏的“体字”、“换字”即沈义父所谓的“代字”。严毅在他的类书中专门增加了有关代字的内容。
使用代字，虽然在宋以後的诗话裏纔被提炼成教条，但这种现象在唐以前就已经比较普遍了（参见《谈艺录》“长吉用代字”和“代字”两条。）。上文引用了宋吕本中的《童蒙训》，其中吕本中用以论证代字“亦文章之妙也”的两联诗都是杜甫的作品。“雕虫蒙记忆，烹鲤问沉绵”，出自《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韻》；“颂椒添讽味，禁火卜欢娱”，出自《续得观书，迎就当阳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峡》。骆宾王《秋日送尹大赴京》“竹叶离樽满，桃花别路长”，又《送吴七游蜀》“桃花嘶别路，竹叶泻离樽”，以“桃花”代马，“竹叶”代酒。李白《赠孟浩然》“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以“圣”代清酒。柳宗元《郊居》诗：“莳药闲庭延国老，开樽虚合待贤人”，以“国老”代甘草，“贤人”代浊酒。李商隐《有感》“未免怨洪炉”，《異俗》“不信有洪炉”，以“洪炉”代天。酷好奇丽的李贺尤其爱用代字，不肯直说事物名，把剑称作“玉龙”，酒称作“琥珀”，天称作“圆苍”，秋花称作“冷红”，春草称作“寒绿”。
在上文我们将类书的撰述体式分作九种，其中的碎语体、对语体、骈语体最适合诗语的收集，采用这三种体式编纂类书又比较省事，所以这三种体式比较受文人的青睐。明代沈士龙在其为《岁华纪丽》所撰“识语”中说：
自骈丽之体盛，文士往往采集语对以资窘腹，如《珠丛》、《采璧》诸书，即休文、子慎，亦复不废。编纂至唐，而俳偶益工，《初学》等书便专取事对。今观《岁时》一部，便有专帙，当时崇尚可知已。
沈士龙所关注的“采集语对”这一系的类书，多是碎语体、对语体或骈语体。王昌龄《诗格》中说：
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人诗语精妙之处，名随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兴若不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
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篇》云：
韩退之曰：“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其所谓钩玄提要之书，盖亦不过寻章摘句，以撰文之资助耳。此等识记，古人当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赋《三都》，门庭藩溷，皆著纸笔，得即书之。今观其赋，並无奇思妙想，动心駴魄，当借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谓得其书者，亦必标书志义，先掇古人精英，而後足以供驱遣尔（《文史通义校注》，287页。）。
《须溪集》卷六《赵仲仁诗序》云：
刘後村仿《初学记》，骈俪书，左旋右抽，用之不尽，至五七言名对亦出于此，然终身不敢离尺寸，欲古诗少许自献，如不可得。
钱鍾书《谈艺录》“山谷钩章摘句”条说：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二十九《跋山谷手录杂事墨迹》，略谓所录皆汉晋间事，预储诗文材料；昔在《永乐大典》中见山谷《建章录》，正类此。按《山谷老人刀笔》卷三《答曹荀龙》云：“要读左氏、前《汉书》精密。其佳句善事，皆当经心，略知某处可用，则下笔时源源而来。”……山谷狐穴之诗，兔园之册，无可讳言（《谈艺录》，23页。）。
王昌龄提到的文人们自编的这些“随身卷子”，韩愈的“钩玄提要之书”，黄庭坚的《建章录》，刘克庄的骈俪之书，以及史志中曾经提及的元稹的《类集》、李商隐的《金钥》等书，大概都是这三种体式的类书。文人们自编的小册子往往实用目的很强，祇是为诗文备料的工具，自编自用，编製粗疏，一般羞于示人，更无意于让它们流传後世。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著名文人的名字都和类书联繫在一起，但他们所编的那些类书或者小册子却並没能因为他们的名气而流传下来。
碎语体、对语体、骈语体，这三种体式往往被杂糅在一起，呈现出一种随意性。《北堂书钞》、《六帖》中提炼的语词或者短句，有的被组织成对偶，有的则没有，不像《初学记》事对部分一律是对语。这种随意性有它的合理性。“群书典故之属”的类书，以搜集诗语为旨归，太追求整齐的俳偶会影响类书的容量。何况仓促间无法组织成对偶的，以後未必就不能找到它的对语。因此这种随意性被後世的类书继承了下来。古人还把这三种体式杂糅的类书称作“白帖体”（白居易《六帖》）或“书钞体”（虞世南《北堂书钞》）。晏殊的《类要》正是这种“白帖体”或“书钞体”，祇不过早期的《北堂书钞》、《六帖》散语、散句更多，後出转精的《类要》对语、对句更多。
这三种体式的类书还与诗文中的一种修辞现象密切相关。钱鍾书先生曾批评晏殊的诗说：
他有时也把古典成语割裂简省得牵强不通，例如《赋得秋雨》的“楚梦先知薤叶凉”把楚怀王梦见巫山神女那件事缩成“楚梦”两个字，比李商隐《圣女祠》的“肠回楚国梦”更加生硬，不过还不至于像胡宿把老子讲过“如登春台”那件事缩成“老台”。这种修词是唐人类书《初学记》滋长的习气，而更是模仿李商隐的流弊（《宋诗选注》，12页。）。
《四库全书总目》之《初学记》提要引唐末李匡乂《资暇集》云：
《初学记》月门以“吴牛”对“魏鹊”。“魏鹊”者引曹公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据，斯甚疏阔。汉武《秋风辞》云“草木黄落兮雁南归”，今月门既云“魏鹊”，则风事亦可用“汉雁”矣。若是采掇文字，何所不可？
《四库全书总目》接着说：
後李商隐诗因鲍照《代白头吟》有“清如玉壶冰”句，遂以“鲍壶”对“王佩”，实沿坚之失。
《四库全书总目》和钱鍾书先生指摘的都是诗歌修辞上的一种病态：“把古典成语割裂简省得牵强不通。”这种病态是将原文摘录成片断的碎语体、对语体、骈语体类书引发的。
类书书名喜欢用华丽的字眼，如“锦字”、“编珠”、“合璧”、“玉屑”、“麟角”、“香蕊”等（清·纳兰容若《通志堂集·渌水亭杂识四》：“昔人好取华丽字以名类事之书，如编珠、合璧、雕金、玉英、玉屑、金钥、金匮、宝海、宝丰、龙筋、凤髓、麟角、天机锦、天色线、万花谷、青囊、锦带、玉连环、紫香囊、珊瑚木、金銮香蕊、碧玉芳林之属，未能悉数。闻国学镂板，向有《玉浮图》不知何书，当亦属此类家也。”参见《中国古籍编撰史》，471页。）。这些华丽字眼也反映了类书编纂者们是如何有意识地在进行诗语的搜集工作。诗语，作为特别适宜于镶嵌在诗歌中的语词，和日常辞彙相比，不正华丽得像一粒粒珍珠、一片片花蕊吗？
有专门的类书搜集丽藻，在诗歌创作中有意识地使用代字，这些都表现出古代文人在努力将诗歌语言和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区别开来。他们意识到诗歌中的语言和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性质不一样，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是有距离的，就像艺术生活与现实生活之间有距离一样。
三、类书与总集
在整个唐代为文人们提供创作样板的书籍中，以下几种也许是最重要的：《文选》、《玉台新詠》，以及《艺文类聚》、《初学记》中彙集的前代文学作品（参见蒋寅《〈杜诗详注〉与古典诗歌注释学之得失》，《杜甫研究学刊》，1995年第2期。）。《艺文类聚》等类书和总集一样，可以辅助文人创作。宋代叶廷珪《海录碎事》序云：
择其可用者手抄之，名曰《海录》；其文多成片断者，《海录杂事》；其细碎如竹头木屑者，《海录碎事》；其未知故事所出者，《海录未见事》；其事物兴造之原，《海录事始》；诗人佳句，曾经前辈所称道者，《海录警句图》；其有事迹著见作诗之由，《海录本事诗》。独碎事文字最多，初谓之《一四录》……虽摘裂章句，破碎大道，要之多新奇事，未经前人文字中用，实可文章佽助，岂小补哉！
《海录》当是一部文选。《海录警句图》是秀句选，和元兢的《古今诗人秀句》性质相仿。《海录碎事》，所谓“其细碎如竹头木屑者”，自然是一部搜集典故与辞藻的类书。在叶廷珪眼裏类书和总集、秀句选、本事诗等属于同一系列的图书，都是与艺文（文学创作）关係最亲密的几类图书。
闻一多先生也曾经指出唐初的时候人们“看待总集与看待类书的态度差不多”（《唐诗杂论》，3页。）。前面我们曾讨论过类书与总集有时候不容易区分，在古代的目录书裹，有的图书有时归入总集，有时归入类书，还有的时候既归入总集又归入类书。现当代少数学者（方师铎、夏南强先生等）甚至主张把《文选》、《文苑英华》等按文体编选作品的总集都归入类书。祇不过虽然同样认为类书与总集关係密切，这些学者的着眼点与前辈学人闻一多不同。他们是从分类体系上看，而闻先生则延续了叶廷珪的路子，把类书与总集放在同一个功能体系裏来分析他们的关係。也许我们可以说，在方师铎先生等人眼裏，某些类书与某些总集是同质关係，你是我，我也是你；在闻先生和叶廷珪那裏，类书与总集是同胞兄妹，虽然血脉相连，但毕竟你是你，我是我，面貌不同，本领也不一样。叶廷珪的序文讲得很明白，文选（即总集）、秀句选负责提供创作范文，类书负责搜集新奇事类，虽然都是“文章佽助”，但分工不同。
叶廷珪对类书与总集的功能分配，很合乎大多数历史实际。在这裏我们要补充一点，类书能不能提供创作范式还与它自身的体例有关。像《海录碎事》单纯荟萃典故辞藻，自然谈不上为创作提供范文。像《艺文类聚》体（“《艺文类聚》体”这一名词，乃借用《四库全书总目》该书提要中语：“是书比类相从，事居于前，文列于後。俾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于诸类书中，体例最善。”又《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之《锦万花谷》提要云：“又每类後用《艺文类聚》例，附录诗篇。”）的类书，每个子目（即某一题材）下，先排比事类，然後是使用该题材的选文，自然能起到提供范文的作用。事实上，《艺文类聚》、《初学记》这样事文兼收的类书在唐代也承担有总集的功能，即提供范文的功能。欧阳询《艺文类聚》序曰：
皇帝……欲使家富隋珠，人怀荆玉，以前辈缀集，各抒其意。《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文意既殊，寻检难一。爰诏撰其事且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金箱玉印，比类相从，号曰《艺文类聚》，凡一百卷。其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事。故事居其前，文列于後。俾夫览者易功，作者资其用，可以折衷今古，宪章坟典云尔。
足见《艺文类聚》在编撰之初就明确地提出，该书编成以後要具有《文选》、《皇览》两类图书的功能，即既要有提供事类的功能，又要有提供范文的功能。《艺文类聚》的编纂者们的总集意识是自觉的。
我们还有必要指出，在唐代雕版印刷术还没有成熟普及，图书主要靠抄写，在社会上流通的别集、总集不可能像宋以後那么普遍。在这种情况下，《艺文类聚》体类书是文集不足的重要补充，较之後代类书，它们更多地承担了总集的功能。宋代以後，印刷术日益进步，各个时代的别集、总集汗牛充栋，类书在这方面的作用也就不像在唐代那样明显了（请参考贾晋华《隋唐五代类书与诗歌》，《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3期。）。
也许正是因为印刷术的演进、文集的繁荣，类书的体例也跟着发生变化。《艺文类聚》体不流行了，单纯搜集辞藻典故的类书越来越受到欢迎。宋以後还兴起了一种新型类书，专门提炼经典中适宜作诗作对子的丽藻。这种类书的代表作有宋代苏易简的《文选双字类要》，洪迈的《史记法语》，林钺的《汉雋》，明代凌迪知的《左国腴词》、《文选绵字》，张之象的《楚骚绮语》，清代李调元的《十三经注疏锦字》，还有（也许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康熙下令编纂的《子史精华》。从书名上看，这些类书像是专书词典。它们的体例大都是摘录经典中编者认为最有文采的词句，将其用大字标出，然後用小字交待这些词句的背景资料。也有的像《初学记》一样，把选录的语词组织成对偶。这一类型的类书在《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稿·类书之部》中，被归入“典故门”的“群书典故之属”。这个宋以後的类书新类型，也许可以看作《初学记》之“事对”部分或者《六帖》体淋漓尽致的发展。
宋以後类书与总集在功能分配上的界限越来越分明，越来越像叶廷珪理想的那样：总集负责提供样板，类书负责收集辞藻。于是类书越来越竹头木屑、割裂餖飣，日益沦落成辗转稗贩、荒芜实学的罪魁祸首；而总集却日益和保存一代文献，改良一代文风等庄严的事业联繫在一起。类书与总集的学术地位渐渐有了云泥之别，他们不再是同胞兄妹了，变成了关係疏远的寒门与豪族。
§§§第二节类书与文学记忆
一、类书：选择的记忆
类书之所以能产生，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过去的典籍太浩渺，人们阅读与记忆的负担太沉重，需要类书这样的节略化的文本来提纲挈领。类书是一种对过去简略化的记忆。欧阳询《艺文类聚》序云：“夫九流百氏，为说不同；延阁石渠，插藏繁积。周流极源，颇难寻究；批条索贯，日用弘多。……皇帝……爰诏撰其事且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金箱玉印，比类相从，号曰《艺文类聚》。……俾夫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这些话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在古代社会中，很多类书都是为诗文创作而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谓“此体一兴，操觚者易于检寻”，视辅导诗文创作为类书最首要的功能。类书既然主要与文学活动相关，那么它对过去简略化的记忆，必然是有选择性的，必然要打上文学活动的烙印。文学这门艺术的特质会决定类书如何选择性地记忆过去的典籍。哪些材料会被类书选录，哪些材料类书会不予理睬，其去取的标准是由类书编撰者的文学观念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