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甘鹏云、朱一新都是从批评的角度来评说这一变化，其评说也正确地指出了清代经学以微言为宗的弊端，但是，由于学术观念的不同，他们都没有客观地指出这一转变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而韦政通先生在论及刘逢禄的发挥三科九旨时，则正确地指出刘逢禄重微言的历史价值：刘逢禄对十九世纪思想史的重要贡献，是“把传统的三科九旨（张三世、通三统、异内外）……一步步脱出经学上注释的意义，而成为发挥新思想的基本思考范畴，尤以三世格外显著，不论是进化、退化，不论是气运循环，不论是大古、中古、末世，不论是据乱、升平、太平，不论是小康、大同等史观都可以涵摄于同一范畴之中，甚至在接受西学时，这一范畴也发生相当的作用。当他们把如此复杂的内容藉‘三世’来表达时，事实上只不过是把它当作范畴性的思考工具而已。”（韦政通：《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第93页。）由于经学微言是具有极大灵活性的理论，所以，三科九旨的微言在《公羊》学中，本身既有《公羊》学业已形成的固有内容，也有可供进一步发挥的余地。刘逢禄在论说《公羊》学的三科九旨时，主要是对其已有内容的阐发；同时，也有与时代结合的发挥，即韦政通、杨向奎先生等学者所指出的所谓时代“新义”。但是，这种所谓“新义”，只是意向性的一般要求变革的观念，还没有真正触及到清代社会的变革问题。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公羊》学愈来愈重视对“新义”的发挥，使三科九旨愈来愈离开《公羊》学的固有内容，而日益变成了可以“涵摄”不同内容的一般性的思想范畴。晚清的《公羊》学家甚至把微言说成可以由人任意填充的符号，如廖平、康有为就是借助讲求微言的形式发挥出各自的学说。所以，刘逢禄的重微言的特点，实际上开启了晚清《公羊》学发展的基本方向。正如何信全所说：“刘氏此一研究孔子之学的见解，实际上决定了常州学往后的发展方向。”（何信全：《晚清公羊学派的政治思想》，台湾经世书局，1984年，第15页。）就学术而言，刘逢禄对晚清《公羊》学的决定性影响就在于其专求微言。
刘逢禄的《公羊》学所实现的从大义向微言的转变，使《公羊》学的微言成为经学的主要内容，人们开始重视微言的阐发，而不是大义的论述。微言所具有的灵活性、包容性，使得同一微言可以因人而异地作出不同的解释。当人们将微言与现实的政治需要结合起来时，就可以从中发挥出全新的时代内容。所以，经学的微言可以成为近代社会的思想养料。尽管刘逢禄的微言阐发还停留在忠实于《公羊》学的本有理念上，没有与当时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但是，他的重微言却奠定了晚清《公羊》学的发展方向。刘逢禄的经学能够在清代经学史上居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都与他的专求微言有着直接的联系。
第二，以《公羊》学统宗群经，形成可与乾嘉汉学相抗衡的今文经学体系，并通过对《左传》的否定，开启了清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
在刘逢禄之前，庄存与、庄述祖、孔广森等虽然重《公羊》，但是，他们都没有以《公羊》统宗群经。在治《公羊》的同时，也兼治《周易》、《尚书》、三礼、四书乃至史书、文字训诂之书。从其著述的数量来看，对于《公羊》的著述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除了孔广森自许《公羊春秋经传通义》为其代表作外，庄存与、庄述祖对自己的《公羊》学著作并不特别推重。同时，他们也无严格的经今古文之分的观念，在治《公羊》时，往往兼采《穀梁》、《左传》，认为可以甚至是必须兼采《左传》、《穀梁》，才能全面正确地阐发《春秋》，庄存与甚至还公然维护被乾嘉汉学所证明的伪《古文尚书》。所以，他们即使治《公羊》，也没有严守《春秋》今古文经学之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起一个今文经学的体系。
今文经学体系的形成在清代经学史上是由刘逢禄的《公羊》学首次实现的。刘逢禄的著述不仅以《公羊》为主，刘承宽称其父“凡为《春秋》之书十有一种”，都是与《公羊》学有关的著述。另外关于《周易》、《尚书》、《诗经》等儒典的著作，也都贯穿着《公羊》学的三科九旨，而且刘逢禄多次明确地说，《公羊》为《春秋》唯一正传，《春秋》为五经的莞钥。他是十分明确有意识的以《公羊》学为宗，来建立一个系统的今文经学体系，而且取得了巨大成功。正是有了刘逢禄的系统的今文经学体系，清代才有了能够与乾嘉汉学相抗衡的今文经学。所以，戴望说：“自《公羊》先师邵公而后，圣经贤传蔽锢二千年，徐彦、般侑、陆佃、家铉翁、黄道周、王正中咸相望数百载，虽略窥恉趣，未能昭揭，迨所闻世，庄侍郎、孔检讨起而张之，至于先生，干城御侮，其道大光，使董、何之绪出而复明，殆圣牖其衷，资瞽者以诏相哉？”（戴望：《故礼部仪制司主事刘先生行状》，《谪麐堂遗集》文一，光绪元年刊本。）李新霖的硕士论文《清代经今文学述》第三章第二节论刘逢禄的《春秋公羊》学亦说：“夫经今文学虽由庄存与倡导之，并未因之显于当世，推究其所以能发扬光大者，实为刘逢禄之力也。”
不可否认，刘逢禄在形成今文经学的体系时，并没有完全摆脱乾嘉汉学的影响，也有对《左传》、《周官》、《毛诗》的一定限度的承认。所谓一定限度是指刘逢禄在治《公羊》时，也偶采《左传》来广其异义；在论礼制时，也兼采《周官》为说；早年论《诗经》时，也承认《毛诗》有义例可说，以至将郑康成与何休相提并论。但是，从总体上说他是自汉代以后历史上第一位全面激烈否定古文经学的经学家。他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撰写《申墨守》与《广墨守》、《申废疾》与《广废疾》、《申膏肓》与广膏肓》，重申何休《公羊》今文经学，不遗余力地否定古文经学《左传》、《穀梁》，对何休与郑玄关于《春秋》三传今古文经学得失高下之争，完全站在何休的一边，尖锐地批评郑玄对古文经学的维护，使汉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在清代被重新引发。而刘逢禄的今文经学体系的核心仍是《公羊》学的三科九旨，他的批判古文经学的主要出发点也是有无三科九旨的经学微言。所以，清代常州《公羊》今文学的形成是以刘逢禄发明三科九旨为基础的，没有刘逢禄的重视三科九旨，就没有清代常州《公羊》今文学。钱穆先生说：“常州之学，起于庄氏，立于刘、宋。”（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32页）孙海波称常州今文学“至刘氏始专主家法、创条例，重新何氏一家之言，夫而后今文之学，壁垒始森严，与方耕面貌虽似，而精气迥绝”（孙海波：《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庄方耕学记》，香港崇文书局，第135页）是合于事实的。从此，清代《公羊》学开始了从重大义转向重微言的发展阶段，也因其重微言的转变，才使《公羊》学能够在道咸以后风靡一时。因为，讲求微言给道咸以后思想发展的需要提供了合适的理论形式。
四刘逢禄《公羊》学的历史影响
所有在思想文化上具有承前启后历史地位的理论，都会对后来的思想文化发生深远的影响。刘逢禄的经学也不例外，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其后《公羊》学的兴起及社会思潮的形成都同刘逢禄的经学有较为直接的关系。
清代道咸以降，《公羊》学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直接的理论来源就是刘逢禄。道咸间最有影响的思想家龚自珍与魏源，都接受过刘逢禄《公羊》学的教育。龚自珍在嘉庆二十四年，曾从刘逢禄学习《公羊》学；魏源则于嘉庆十九年，在京城从刘逢禄学《公羊》，较龚自珍还早五年。从龚自珍与魏源的思想来看，都明显受到刘逢禄《公羊》学的影响。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中论刘逢禄说：“刘申受逢禄著《公羊何氏释例》，于是此学大昌，龚定庵自珍、魏默深源、凌晓楼曙、戴子望高都属于这一派。”无论如何评价龚自珍、魏源的思想，都不可否认他们的思想内容有《公羊》学的成分，而且在他们的思想中这一成分还占有较多的分量。龚自珍与魏源正是发挥刘逢禄的《公羊》学，才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其中《公羊》学的经世致用观念、批判现实的理念等在他们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从庄存与到刘逢禄，《公羊》学都只是停留在理论的学术层面，而没有与现实的社会问题结合起来；龚自珍、魏源则有意识地将其联系起来，从而使《公羊》学获得了现实的生存土壤。正是有了这样的土壤，《公羊》学才真正地获得了发展的现实基础，成为晚清社会思潮的主流。其后，廖平、康有为分别借《公羊》学的素王改制说论证各自的政治、历史哲学，尤其是康有为的学说在晚清产生了暴风雨般的历史影响，而溯其源则都与刘逢禄的《公羊》学有密切联系。有了刘逢禄的《公羊》学从大义向微言的转变，孔子改制说的微言才得以风行，廖平、康有为才得以在其著作中提出各自的具时代内容的新观念。1923年吕思勉先生在《武进西营刘氏清芬录序》中说：“盖自我武进庄氏、刘氏始绍《春秋》之学于既绝，再传至仁和龚氏、邵阳魏氏，而其说益昌。近世巨儒乃推其说以见之于行事，乃有晚近数十年之变。天人之际，莫知其然而然，然世运将极，有开必先，三数巨儒之功岂少也哉？”就是对刘逢禄的《公羊》学对于晚清影响的最好说明。
其二，是对后来的否定古文经学及借以怀疑两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有直接的影响。
刘逢禄的否定《左传》，攻击刘歆作伪，在当时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而对后来的影响更是大大超过当时，可以与刘逢禄《公羊》学对后世的影响相提并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继刘逢禄之后，思想界形成了一股以否定《左传》、《周礼》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乃至借以怀疑两千年来的传统文化的思潮，其代表人物龚自珍、魏源、崔适、廖平、康有为诸人，无不受到刘逢禄否定《左传》的影响，甚至近代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伪派也极其推崇刘逢禄对《左传》的否定。
龚自珍在道光十三年，曾撰《左氏春秋服杜补义》与《左氏决疣》各一卷，据《己亥杂诗》第五十七首的注说：“癸巳岁，成《左氏春秋服杜补义》一卷，其刘歆窜益左氏显然有迹者，为《左氏决疣》。”《左氏决疣》虽然已佚，但是，其书攻击刘歆作伪，与刘逢禄的认为《春秋左传》为刘歆之伪，显然是一脉相承。同时，龚自珍对《周官》也多有否定，也认定其与刘歆的作伪、王莽的篡汉有关，这些都源自刘逢禄。魏源的著作也有不少否定《左传》与批评刘歆的论说。其后廖平所著《古学考》（即《辟刘篇》）更以《周官》为古文经学的根本，并对其作出完全的否定。康有为则以《新学伪经考》，进一步地对《左传》等古文经学彻底否定。他的《新学伪经考·汉书河间献王辨伪第四》虽然认为刘逢禄的否定《左传》等古文经学还不彻底，但也公开承认自己受到刘逢禄的影响：“余读《史记·河间献王》、《鲁共王世家》，怪其绝无献王得书、共王坏壁事，与《汉书》绝殊。窃骇此关《六艺》大典，若诚有之，史公何得无叙之？及读《儒林传》，又无《毛诗》、《周官》、《左传》，乃始大疑。又得魏氏源《诗古微》、刘氏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反复证勘，乃大悟刘歆之作伪。”到顾颉刚先生等人古史辨伪时，否定《左传》仍是最为重要的内容。同时，顾颉刚、张西堂、钱玄同都有对刘逢禄否定《左传》的称许。如钱玄同先生的《左氏春秋考证书后》，曾追溯一百年来的“今文学运动”，论及龚自珍、魏源、康有为、崔适的否定古文经学，而以刘逢禄为其起点：
伪经的推翻，刘氏此书为第一部。自此书出而后考辨伪古文经的著作相继而起，至康长素作《新学伪经考》而伪经之案乃定……这样一步进一步的辨伪运动，实以刘氏此书为起点……我是极佩服刘申受这部《左氏春秋考证》……康、崔二君之说固精，但实是集一百年今文学考辨之大成而更加以精密的修正者，此考辨伪经最先之一人即是刘申受……伪古文经这个大骗局把人家蒙了一千八百年，从刘申受开始侦查，经了一百余年之久，到崔觯甫师，才把它完全破案。
尽管钱玄同特别赞扬他的老师崔适的完全破案，但是，对刘逢禄的开拓之功及其重要影响，仍是给予了充分肯定。可以说，晚清以后从龚自珍到古史辨伪派的否定古文经学、怀疑经典文献的辨伪都与刘逢禄有直接的联系，都受到过刘逢禄否定古文经学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