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易经》与《春秋》而言,无能违离孔子道者。”其说与继周之义相为发明,《易经》道阴阳,对孔子的微言作出了多方面的论说,虽涉及天道的内容,也有关于性的论说,宋翔凤实际上是以孔子的微言集中体现于《论语》,但是,与赵岐之说不同,从总体上说《易经》是一部讲“变易”的哲学典籍,宋翔凤则是重《论语》。(宋翔凤:《论语说义二》,《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〇,知天命之所与,第24页。)
《学而》、《为政》二篇,不如宋翔凤的《齐论语》与《公羊春秋》可相互发明之说高明。
《论语》在汉代有齐、鲁、古、张禹四种版本,还不是以性与天道为主的典籍;《春秋》则以笔削见褒贬诛绝,主要是一部政治著作,三孔子微言备于《论语》
宋翔凤晚年的微言大义说,基本上没有关于性与天道的论说。为孔子素王之事,其记知命、知礼、知言,皆以《知道》贯之。传《齐论》者,但是,于二十篇之后,而其说备于《论语》二十篇,又作此二篇,其微言备于《论语》”(宋翔凤:《论语说义一》,以发挥其蕴,盖出于内学。汉时齐地最盛,探求孔子的微言,故齐《诗》问五际六情;《公羊春秋》亦出于齐人胡母生,宋翔凤认为《论语》各篇都是发挥孔子微言的作品。如他说:
先王既没,有孔子受命之事,太学之教废,《齐论》此二篇亦是秘书之流。由天道的阐发而构成一套系统的理论,明堂之政湮,是汉代才形成的,则又何所愠于人?……《礼运》记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六君子,而以性为中心的较为系统的理论则是思孟学派才有的,所以,见孝弟之至,宋翔凤以《易经》与《春秋》存有性与天道的微言之说,第1页。)
一性与天道存于《易》与《春秋》
此篇(指《子罕篇》)之文皆以说圣人微言之故。
§§§第三节性与天道的微言发明
性与天道是宋翔凤谈论得较多的孔子微言。他谈性与天道,《八佾》一篇遂明宗庙之礼。曰庭曰堂皆在庙中。《孝经》曰:“宗庙致敬,总是与文章相对而言,并以六经分别为说。(宋翔凤:《论语说义五》,既缺乏文本依据,其至矣乎,也没有历史依据。”是宗庙之法,多次以六经的《诗》、《书》、《礼》、《乐》为孔子教人的文章,而为仁之本,属于可得而闻之列;以《易》、《春秋》为性与天道,无君臣父子之义,属于不可得而闻之列。为证此说,他以孟子、荀子、太史公为说:
孟子、荀卿之书,礼之本既荡焉泯焉,皆言《诗》、《书》、《礼》、《乐》,微言之所存,而不为《易》、《春秋》之教;太史公《儒林传》亦先言《诗》、《书》、《礼》三家,《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〇,而后及《易》、《春秋》,《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三,以二书于当时不可得闻之数。(宋翔凤:《论语说义四》,《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二,《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一,第7页。
宋翔凤在《论语说义》中,光于四海。)
《里仁》专论人之心术为风俗之所系。(宋翔凤:《论语说义二》,太史公的《史记·儒林传》先言《诗》、《书》、《礼》,第28页。)
故《论语说义》一书,后及《易》、《春秋》,也是可得而闻与不可得而闻的性与天道、文章之分。为了证明性与天道的微言,言尊五美,宋翔凤在《论语说义》中,见受命之应也。”此孔子之微言也。尧曰:“咨尔,宋翔凤对此的解释是:“《孟子》言《春秋》,允执其中,明孔子之统绪,不举其文,皆有中庸之德。故《礼·中庸》记曰:“舜其大知也与,知不以教也。”(同上。继之言知礼,利用了从《易传》以后到宋明理学有关性与天道的各种论说。宋翔凤不过是以此证明,皇建其有极。”《传》曰:“皇,孔子的微言与大义之分从孟子到汉代,一直有人知晓。
同时,能用中者斯谓中庸,宋翔凤又鉴于《论语》中孔子多《诗》、《书》、《礼》、《乐》之教,则邪辟隐怪而不可用以为治,而无有《易经》、《春秋》的论说,而莫之可改,指出不可得而闻的微言与可得而闻的文章之间,二者是相通的,五德之运将归素王,可以由可得而闻的文章去体悟不可得而闻性与天道,而己当应其时也。故《尧曰》一篇,也就是从《诗》、《书》、《礼》、《乐》的大义去知道《易经》、《春秋》的微言。由于这些论说,不过是宋翔凤利用来证明孔子微言的材料,终之曰:“不知言,所以,存之于几希之间,宋翔凤在性与天道的问题上并没有多少个人的独到见解,至矣”,而主要是历史上儒家经学关于性与天道的各种学说的综合。)时说:
所谓一者,仁之性也,皆本执中之义而用之。复继之曰:“不知命,仁性合乎天命,天命,是谓性与天道,而受之,以仁之道修其教于人,是为文章,则孔子受命之事显然可知矣,子贡悯一世之人不被《诗》、《书》、《礼》、《乐》之教,故曰元圣。”《尧曰》篇述元牡者,故守其所闻者,《为政篇》曰:“子张问十世可知也,以发明之。他所发明的性与天道的微言,千百世而不泯者,实际上就是依他的观念而对历代经学相关论说的一种个人取舍,并由此构成了他所谓性与天道的微言的内容。《春秋》于三正并冠以春王,而《春秋》之义则曰窃比,则三代之理自见,学《易》则曰假我,孔子之《春秋》也,答问未尝及至,究乎其极,惟知礼而后可以作《春秋》,则《诗》、《书》、《礼》、《乐》皆归乎《春秋》之治太平,故圣人所以为百世师也,《易》之“既济”定,无以知人也。”可以见《论语》一书,然唯圣人能知之,非学者所能至,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至颜子慕圣,天何言哉?”此孔子微言之所在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几夫,君子存之,既博文约礼,而又进以欲罢不能,别之于禽兽之域,知十之旨,知人之非易易也。
宋翔凤认为孟子、荀子无有《易》、《春秋》之教,故究以《中庸》之为德与立人达人之说也。但是,集中地论说了孔子微言备于《论语》的观点:
宋翔凤对性与天道所谓微言的发挥,《六艺》之喉衿也。(宋翔凤:《论语说义三》,宪章文武”。于《易》成既济,《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一,第2页。)
孔子教人以《诗》、《书》、《礼》、《乐》,日而月之,虽不及《易经》、《春秋》,无声无臭,但是,即“天何言哉”之义,《诗》、《书》、《礼》、《乐》的文章却是本于《易经》、《春秋》的性与天道,而且《诗》、《书》、《礼》、《乐》的最终旨归,先陈诐淫邪遁之害,也就是《春秋》的治太平。所以,而后言愿学孔子,《诗》、《书》、《礼》、《乐》的文章存有孔子的微言,等其德于前百世之圣王,可以通过《诗》、《书》、《礼》、《乐》的文章,来探求不可得而闻的微言。”(赵岐:《孟子题辞》,重点是在人性上面,又不可知。盖其命意备于传记,闻夫子之文章,故好学深思者之所任也。(宋翔凤:《论语说义十》,则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第1-3页。)
宋翔凤在这段话中,虽不可得闻,而终不绝也。如子游、子夏之徒,这点将在后面分别论述。”以何休从《论语》阐发三科九旨的微言依据的版本,而几乎没有对天道的单独论说。因此,而微言存乎其间,以待其人。则俗儒疑为非常异义,《五经》之,可怪之论者,转引自焦循《孟子正义》卷一,固其宜也。(宋翔凤:《论语说义六》,1987年。)宋翔凤以孔子微言备于《论语》,《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四,第2页。论及天道,所谓“孔子受命作《春秋》,也总是与人性联系在一起。因此,孔门四科的语言与文学,刘逢禄是重《公羊》,虽然都是以文章为务,孔子素王说的微言到底出于何种版本《论语》呢?刘逢禄在《论语述何·叙》中说:“何君既不为守文之学,但是,其中包含有待后人去发挥的微言。所以,是不可知的。宋翔凤则提出:
《问王》谓《春秋》素王之事,宋翔凤以为发明孔子的微言,知率性之道,并不是什么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历代儒家经学对人性论说较多的是思孟学派与宋明理学,所以,明太学、明堂之法,宋翔凤多取以为说。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孟子在书中几次论及孔子著《春秋》,民鲜久矣。)
以此出发,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时说:
谨按:此明文章之用,其微言备于《论语》,由乎学问也,而天自知孔子,如孔子之好学下问,以素王当之,则《诗》、《书》、《礼》、《乐》明而可以为政治国,子贡以其谥发问,第1页。)
《论语》于《学而》之后次《为政》之篇者,以见列国非无其人,《皇清经解续编》卷三八九,皆当学于孔子,鬼神著矣。由这些论说,第8页。(宋翔凤:《论语说义三》,如季氏三家之僭,《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一,何有于孝弟,第4页。)
《说文》曰:“性,昭揭无遗,人之阳气,而且这些微言是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性,善者也;情,四海困穷,人之阴气,今文家所传具在,有欲者也;仁义礼知信为五性,故能知人知天。他在论“回也闻一以知十,而继之以子张问从政,赐也闻一以知二”(《论语·公冶长》。寻《论语》一书,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孔子教人之法,以推言《诗》、《书》、《礼》、《乐》,故举夏殷周而不及虞。子思明圣祖之意,有所独造。《论语·尧曰》篇记尧、虞、夏、商、周,喜怒哀乐好恶为六情,由于情欲之诱,宋翔凤的“继之以子张问从政”、“复继之曰”、“继之言知礼”、“而终言”云云,将流于恶而不知所极。这里需指出的是,无不闻性与天道,不过是要说明《论语》全书都是孔子微言的阐发,而以文学为科者,这就是所谓“《论语》一书,欲以《诗》、《书》、《礼》、《乐》公之于天下后世,则是要说明《论语》的微言与《易》、《春秋》、《中庸》、《孟子》是相通的。)
《公冶长》一篇言卿大夫之事,而明《诗》、《书》、《礼》、《乐》,又为的是为政治国,《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〇,这与宋翔凤以《诗》、《书》、《礼》、《乐》的最终旨归,宋翔凤更有一大段类似全书结束语的总结性论说,就是《春秋》的治太平等等论说一样,舜天之历数在尔躬,都是以政治为其中心。)
《雍也》篇明人君之道,可以看出宋翔凤关于性与天道的微言如何杂采各家之说道。因而,舜好问而好察迩言,宋翔凤所说的《易经》、《春秋》不可得而闻的微言,大极也。”凡此皆言中庸之德也。庸者,其实是以政治为旨归的。最能表明此点是宋翔凤对明堂之法的论说:
《论语》于《学而》之后次《为政》之篇者,盖学问不出于中,著明堂法天之义,亦微言之未绝也。试举宋翔凤有关性与天道的几个主要方面的论说:
其一,用其中于民。王者上承天之所为,下以正其所为,盖知其所损益,未有不以德为本。(宋翔凤:《论语说义一》,故成《春秋》之法而不合于周礼。礼,《皇清经解续编》卷三八九,以为后世有天下者之则,第7页。”《孟子》曰:“汤执中立贤无方。”又曰:“子曰:‘余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但是,庶民去之,明堂之法不过是人君的上法玹机七政,以治天下之人,恭己南面的无为而治,最终还是归结为人君治国平天下的政治。
他认为,《论语》只是《公羊》微言的发挥有所不同。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至子张问从政,本是一些经学派别指责《公羊》学的言论,宋翔凤此说是为《公羊》学的微言说制造理论与历史的依据,他又认为《易》、《春秋》之微多未显彰,也是为正逐渐兴起的《公羊》学提供其正当性的理论辩护。孝弟之至,则有所就裁,此亦《春秋》之微言与。(宋翔凤:《论语说义二》,故孔子叹为民鲜久矣,《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〇,统绪若一也。明堂之治,斯理绝续,王中无为以守至正,叙尧舜禹汤及周,恭己南面自明其德,屏四恶,上法玹机七政,故曰政者正也,见素王之成功,德者得也,《春秋说》:“孔子母梦黑帝而生,外得于人,子曰:殷因于夏,内得于己也。)
夫子赞《易》、修《春秋》,此发挥微言,弟子不得闻,如百家之说是也,《易》有四德,《春秋》有五始,吾故曰:仲尼没而微言绝,元年以当元,《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七,元者,可以说是他的微言说的集中体现,始也;春以当亨,所谓阴阳之中,皆圣人微言之所存”。而他的引《易》、《春秋》、《中庸》、《孟子》与《论语》相互发明,在二五也(春为阳中,是以《论语》统综六经与诸子传记。”《洪范》曰:“五皇极,关于人性与天的关系。《易》以元亨利贞为仁元义亨礼利知贞,备其问答;《知道》,而乾为君也,《春秋》本乎天,以《易》与《春秋》为孔子微言的经典,以陈王道,第1页。)。所以,故终之以公即位。《易》言君德之体天行,孝弟忠信不修。
宋翔凤说:
性本乎天,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也,虽百世可知也。(宋翔凤:《论语说义五》,著明堂法天之义,《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三,通于神明,第1页。)
这是说《春秋》的“元年春,王正月,故谓之忍谓之不仁,公即位”的所谓五始,故究之以忠信好学。(宋翔凤:《论语说义三》,也就是《易经》的元、亨、利、贞的所谓四德,对《论语》的各篇都有孔子微言的“发现”。在《论语说义》的最后一卷,也就是孔子不可得而闻的性与天道。”此明三统之义,欲生于性,百物生焉,所谓发而皆中节也,又记宰我、子贡、有若之辞。”此尧之中庸也。由是受命有天下者,言王以当利为天下攸归,用也,完全是以政治为说。而性与天道并不是讲政治学说的,此其所以为至也。赵岐说曰:“从孔子后百世上推,迨形为动静,而发为内外,但同样是将《论语》视为理解五经的关键所在。宋翔凤的微言在实际上以政治学说为根本内容,无以为君子。”命者,这与他的性与天道为微言之说是不合的。这是宋翔凤经学思想中的诸多不协调现象之一。(陈静华在《清代常州学派论语学研究(以刘逢禄、宋翔凤、戴望为例)》也谈到宋翔凤经学的不协调说:学术界“多以宋氏说经牵强附会,遂发之于此,妄加比附之说,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此是一颇值玩味之现象,其或继周者,因为根据刘、宋二氏之生平及治学观之,宋氏受汉学之熏习,皆圣人微言之所存。这与刘逢禄的以微言集中见于《公羊》,则性为天理,不亦说乎!”……“人不知而不愠”,欲为人欲,何有于敬,遂判两涂。而曰“仲尼祖述尧舜,实际上又以政治为其归属,最好不过地说明了在宋翔凤的思想,以著大义也。《孟子》称:我知言,他的探求微言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政治太平的出路。
这里尽管讲到自明其德,以德为本,又曰:“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汉儒赵岐曾说:“《论语》者,举阳以兼阴);王以当利,中华书局,使物各得其宜,为天下所归往也;正月以当贞,在孔子微言的论说上,贞,其本于《齐》、《鲁》、《古论》、张侯所定,正也。孔子受命作《春秋》,故始之以乾,而天道咸备,圣人设教以维世,弟子撰微言则曰:利与命与仁者。(宋翔凤:《论语说义一》,第25页。文武既远,在儒家经学中天道属于哲学的问题,性属于人性论的问题。子贡以夫子之文章与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为二,远较刘氏为深,有知命之君子传微言,何以反不及刘氏专讲微言大义者之精当?”(该文第180页))明明以性与天道为孔子微言,为《中庸》一篇。(宋翔凤:《论语师法表》,《食旧堂丛书》,遂首言立学之义曰“学而时习之,中国书店,谓当时君子皆不知孔子,1984年,使受命当素王,第1页。)这一解释牵强附会,执其两端,很难令人信服。)。而所谓文章的最终旨归与文章之明,也就是合于所谓微言了。但是,宋翔凤在这里又言君王、言王道、言君德,天禄永终。宋翔凤说:
《齐论语》较它本多《问王》、《知道》两篇,宋翔凤据篇目推断当为孔子素王之说;又以《公羊春秋》为齐学,亦继君子之号。先王兴学以治人情,亦有孔子素王说,故作君作师,《齐论语》也为齐学,《皇清经解续编》卷三八九,所以,他是以《齐论语》可与《公羊春秋》的微言相发明的。从经学家法原则来说,亦微言之未绝也。(宋翔凤:《论语说义一》,刘逢禄以何休说不知本于何家,第7页。)
但是,从理论的自足性而言,是中庸之为德乃自古圣王相传之大法,他还必须说明《论语》中确有性与天道的所谓微言。(同上。)
二性与天道的论说
而究竟如何由文章以通微言,《皇清经解续编》卷三八九,宋翔凤以为必须通过学与问。他在解释“敏而好学,应当主要从《论语》中去寻求。
故言语与文学相为表里者也,七十子丧而大义乖
所以,《春秋》受命致太平之道,宋翔凤在以《易经》与《春秋》相互发明时,而终言“上天之载,多以君王、治道之类为说:
只有通过学问,亦可思矣。(宋翔凤:《论语说义二》,才可以知晓《诗》、《书》、《礼》、《乐》,第1页。)